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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库”中的金屑金箔

2021-10-22 21:50黄维樑
书屋 2021年10期
关键词:金库明报金庸

黄维樑

《独家人物》双月刊的总第一期在2019年9月面世,接着是11月出版的总第二期,两者的封面人物都是金庸。总第一期有《金庸辞世一周年》专辑,内收五篇文章;总第二期推出《百年巨匠系列之“回望查良镛”》,内收十三篇文章。总第一期的专辑内首篇文章宣布“《金学馆书系》香港面世”,插图是七本专著封面的照片,颜色不同,排起来如一道亮丽的彩虹。《独家人物》创刊七八个月后,《金学馆书系》的一套共四册的《金庸访谈数据集》出版。

金庸先生2018年10月30日辞世,距今快要三年,目前有四本书已出版,作为又一对金庸的纪念。关于金庸的“四书”是《古今笑谈中》、《金庸聚讼录》、《侠是一种很崇高的道德》、《海上生明月》,后者正是我这本书。

上述的杂志和书籍,其主编是陈志明先生,陈先生也是论述金庸的多本专著和多篇专文的编辑。金庸的作品、他的生平以及其他相关的事物,数十年来研究者众,“金学”已建立起来。陈志明看来是金学的后起之秀,气魄宏大,作风独特,可谓一枝独秀。

前年我和陈先生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同场作秀而相识。后来,他知道我写过文章讲金庸,竟然就向我约稿出版一本关于金庸的书,我婉谢雅意,因为我并非金庸专家,关于金庸的文章写得少。

是这样的:我是香港人,从当学生到当教授,既观察也参与香港的文学学问发展,发而为文,论及香港文学学问。二十世纪贬斥香港是学问沙漠的声音,不绝于耳。我抗拒谩骂、阻挡噪音,经常撰文为香港的文学学问直言、美言。1985年出版的拙著《香港文学初探》,是第一本论述香港文学的专著。论香港文学,有所谓“雅”、“俗”之分,但我认为二者难以划清界线,认为即使是所谓“俗”的东西,也有其文学性,有其价值。拙著中,我既评论刘以鬯、余光中、西西、黄国彬等的“雅”文学,也评论金庸、倪匡、林燕妮、亦舒等的“俗”文学。1987年香港作家协会成立,我这个学院中人应邀加入并成为一位主席,这事和倪匡等几位作家肯定我“雅”、“俗”共尊的态度不无关系。

在《香港文学初探》和我的其他论著里,我对金庸的评论实在不多。原因呢?我只读过《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等几部,而且读得不算细致,对其他诸书则只有笼统的认识。我不是金庸专家。虽然婉谢,陈志明先生还是不放过我。如此盛情,我知道了他有明显的大志:他不计巨细精粗,把一切与金庸有关的资料都要网罗净尽,成为一个庞大的数据库。《纽约时报》报头的口号是:“所有资讯,应有尽有。”(All the news that is fit to print.)我猜想志明先生的雄心是“所有金庸数据,都要拥有”,拥有了,存放在大数据库中。他主编的大型杂志名为《独家人物》。拥有金庸资料,他要如金庸小说那个天下无敌的“独孤求败”一样,“独家求胜”!

我写的金庸文章虽然用心,但数量少,而且主题不集中,组不成精锐“部队”,怎么办?我想不如增加记述的人物,把书名定为《金庸与“明报人”》吧,意思是金庸和其他几位在(或曾经在)《明报》及其相关刊物如《明报月刊》工作而为我认识的先生,包括胡菊人、丁望、林行止、潘耀明等。“明报人”这个概念大概没有人提出过,应该是我的“发明”。人们属于某个团体,此团体有成就有口碑;他们自称,或别人称他们,为“XX人”。这是个表示他们自豪而别人对他们好评的称谓,可说是一种敬称。

我认识的“明报人”都是“文才”和“闻才”兼备的人才。金庸以武侠小说驰名遐迩,但其资讯事业的发皇,其为报人的贡献,同样值得大加表扬;他把相中的百里马或千里马纳入其报业集团,这位伯乐的眼光同样可珍。须知道,金庸聘请人员有很高的要求,这从一次访谈中可见。话说1991年某日,金庸接受访问,谈到办报人才和他事业的继承。他说:“办报需要第一流的人才,儿女的才能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差,只是一般,所以不鼓励他们继承(我的)事业。”金庸不鼓励儿子加入《明报》,因为不够“能干”;女儿呢?他告诉记者:“我问读资讯的女儿,有没有董桥(《明报》总编辑)那样能干?没有董先生那样能干就不要来了。”

如有专著列出明报集团的“英雄榜”并加以叙论,这不失为“金学”题材的一个拓展。金庸与其他明报人“发挥事业”、“经纬区宇”(《文心雕龙》语),香港报业史也应该为他们写下“列传”式的章节。我写过文章谈论胡菊人、林行止、潘耀明的作品,但并不全面,对其生平行谊更少述及;就我已撰文章的性质和数量而言,拙作也难以称得上是他们的“列传”。如果整理拙作编辑成书,以《金庸与“明报人”》为题出版,那也只表示为这个金学选题开了个头而已,来一个“先导项目”而已。我与陈志明先生略为商量过,终于自己打“退堂鼓”,把书的内容限于金庸和胡菊人两位。

我和金庸这位前辈的近距离接触,在两个饭局:一个在1979年,另一个在1999年。巧得很,中间相隔正好二十年,其他的接触都在人数众多的场合,如酒会、庆祝会之类。通信呢,有三五次,其中一次是向时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金庸教授推荐我的一个学生(我同时向时任浙大党委书记的张浚生先生推荐),该名优秀的博士获得浙大聘任。1979年那个饭局,正式名称是“晚餐聚谈”,是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教授创意举办,行之数十年,俨然成为一个书院的传统学问活动。那年金秋,金院长主持,金金相惜地合力办成一个盛会。学院中人仰慕“金大侠”,出席者众,宾主放语畅谈,尽显风雅。本书中的《云起轩中的英雄会》记述的正是这次“学问沙龙”。

金庸广受各地華人读者欢迎、追捧,本书中关于这现象的文章,归纳起来,说明金庸是一种“文学存在”(引用朱寿桐教授的名词),说明他深远的影响力。金庸作品的影响研究,文学理论家所谓的“外延研究”(extrinsic study),无疑是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金学之兴起,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数十年来,对金庸小说内容思想、人物性格等多方面的探讨,论著数量难以计算,光是《金学馆书系》已有近二十种专著。对金庸小说的语言运用,我这个在金学门外观察的人,不知道研究者多不多,成果如何。本书中拙作《童蒙可读此而学文》,意谓金庸文笔清通(我有专著论语法与修辞,书名是《清通与多姿》),没有“恶性西化”的夹缠诘屈语句;青少年读其文字,有助于写出通顺简洁的中文。这个研究从金庸的小说语言切入,角度可能是比较独特的。此文乃为一个武侠小说研讨会而撰写,是学术性较为浓厚的一篇。

本书所谈的另一位人物是胡菊人先生。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认识他时,他的身份之一是“青年导师”;此后三十年交往频繁,直至他九十年代移居加拿大才少了联系。胡菊人是专栏作家、编辑、批评家,也可称为学者,还弹得一手好古琴,真是多才多艺。胡菊人、戴天、林悦恒和当年一群文艺青年包括岑逸飞、古苍梧、我本人,都爱护中国学问、谈论中国学问。胡先生和这里说的三个年轻人,有一年曾经“同居”——大家同住在九龙爱德华太子道(Prince Edward Road)上一个单位,雅称“爱华居”。此事以及胡菊人多年间的若干活动,本书中有文章记述,不赘。

金庸用人唯才,他聘用高才,胡菊人正如此。本书有文章阐述胡菊人的学识和文才,包括他甚有影响的专栏书写、他见解独到的文学评论、他对李约瑟等编着的《中国的科学和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的译介。胡菊人论《红楼梦》、《水浒传》和白先勇的小说,别有洞见,还评析金庸的武侠小说。他是个金庸小说迷,当年《雪山飞狐》在《新晚报》连载时,他一直追看,到连载结束,“有戛然而止之感,甚不过瘾”。人在香港时,胡菊人好像没有写过什么金庸小说评论。移居温哥华后,他才执笔写起来,以专栏短文的形式,1998年2月起一篇一篇连载发表于美、加版《明报》;后来辑录成书,是为《小说金庸》(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刚刚引述的“甚不过瘾”说见于此书第七十三页。

看来胡菊人读遍了金庸的小说,评说起来颇见深入。诸书中的爱情,他畅论之;“金”笔下的音乐,“胡”郎顾而赏之;礼教大防、正邪对立的思想,叙事观点、组织结构的技巧,他加以分析透视;他也注意到我国小说语言“古典白话”的薪传(关注点近于拙作《童蒙可读此而学文》所论)。我非金学者,不知道众多金学专家对金庸小说的研究到了什么广度、深度和高度,却觉得《小说金庸》一书有中西今昔的文学视野,编辑触角敏锐,入迷然后出手,说明大家认识和欣赏金庸作品甚有可观。

本书记述胡菊人的文学书写和生活,我自问有独到之处;如果把庞大的金庸研究数据库称作“金库”,那么本书中对金庸的种种记叙和评说,充其量是一些金屑和金箔而已,不能和胡菊人《小说金庸》一类金条金块相提并论。在此我顺便先容“金库”中的一大金块:金学家陈志明、刘国重编校的四册《金庸访谈数据集》,上面提过的。

钱锺书把作家比喻为母鸡,作品是鸡蛋;读者喜欢吃鸡蛋就吃呗,不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对此说,我唯唯诺诺。金庸的小说畅销世界各地,“金粉”读其小说,还很想知道其为人。金庸在世时,每到一处,都吸引无数金粉,出现盛况(好像百多年前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公开亮相时每有轰动效应);金庸的传记、访谈录众多,也间接满足了不少金粉。小说巨匠辞世快两年,四大册的《金庸访谈数据集》新近出版,它应是“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之外,金粉、金迷、金学者大感兴趣的读物。

各地和金庸做访谈的包括严家炎(北大教授)、杨澜等不计其数;访客无所不问,金庸倾情作答。他表白办报的理念,表示喜欢哪些中外作家,表述写作的甘苦;说结过三次婚,为发妻背叛,却对不起第二任妻子;说他的心死了一半,后来改称“只死了百分之十六”;说《射雕英雄传》的黄蓉并不是根据夏梦的形象塑造的——都是美女,但黄蓉皮肤很白,夏梦很黑云云;一直对夏梦念念不忘?根本没那回事!生死大事怎样看?“不怕死!作为一个佛教徒,相信轮回”。金庸的小说和报业、他的种种“八卦”,问与答应有尽有。

相对于金条金块的大研究成果,我想到自己可以在目前的金屑金箔之外加上一些小金子。重读旧作《童蒙可读此而学文》后,如时间许可,我应该写一论文,用“细读法”(所谓close reading)析评金庸某部小说的一回,甚至只是一节,看看金庸遣词造句、谋篇布局的功夫;如毛宗岗、金圣叹之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而且要更为细腻;以至如西方“新批评家”对诗歌文本的放大镜、显微镜式细读精析,把这篇金学论文写得富有新意。

近日重读余光中的游记《古堡与黑塔》,得到启发,认为可把意见贡献给诸位有财有才的金粉、金迷、金学者。话说余光中在爱丁堡体会到当地对苏格兰大文豪史考特(Walter Scott)备极尊崇,其纪念塔里“高高低低有六十四个龛位,各供雕像一尊,以摹状史考特小说里众多的人物”;我想在杭州或其他某个地方(包括土地金贵的香港),不也可以“照办煮碗”或“继承创新”来一个金庸小说的“名人堂”雕像大陈列,让郭靖、黄蓉、杨过、小龙女等都“栩栩如生”起来?我曾把此意告诉陈总编辑——或者可称为“金学馆”的陈总舵主。

2011年《明报月刊》庆祝出版四十五周年,总编辑潘耀明策划编印了一本纪念特刊,谦称刊物为“学问小屋”。如果大家“去谦虚化”(恕我擅造生词),则《明报月刊》可说是香港的一座“学问大楼”。这座大楼的设计者是金庸,而建筑者就是胡菊人。不算金庸,《明報月刊》历任总编辑先后是胡菊人、董桥、张建波、古德明、邱立本、古苍梧、潘耀明;胡菊人从1968年做到1979年,把“大楼”牢牢建好,建得美轮美奂。本书选择谈的是金庸与胡菊人,而不是“明报人”中的其他人,主要理由是这二人对《明报月刊》的重要贡献:其一是缔造者,其一是建筑师,他们加上后来的总编辑(当然还有其他编辑和众多名学者、名作家),合力把《明报月刊》塑造成香港这个海港的一张学问名片;其“软实力”,其柔柔的清光,映照香港内外。本书因此有《海上生明月》这风雅的名字。书名是陈志明先生建议的,它来自张九龄的诗篇,张九龄是唐代名宰相、名诗人,而且是粤人,我这个粤人当然倍感亲切。书名是金耀基教授所赐的“飞天体”墨宝,我感谢之余,不禁联想到1979年的那次“金金相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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