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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

2021-10-22 02:00努尔兰别克·哈巴斯杨梦微
金融发展研究 2021年9期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努尔兰别克·哈巴斯 杨梦微

摘? ?要:文章根据2004—2019年中国对174个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和Baker 等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采用固定面板效应模型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并通过引入企业家信心、双边投资协定等变量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家信心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中国OFDI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双边投资协定强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正向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存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低、双边贸易规模以及地理邻近关系的非对称效应。

关键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家信心;双边投资协定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21)09-0012-09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21.09.002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以拉动国内消费为主的新阶段,但并不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外市场拓展与刺激国内市场需求两者割裂发展。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作为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其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依旧重要,并与国内大循环相互促进。然而不可忽视的是,近年来各国政府为应对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滞后效应、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等“黑天鹅”事件,频繁出台经济政策以刺激经济复苏,已导致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大幅增加。中国为应对国内国外不确定性带来的多重压力,以及为刺激经济回暖,接连推出了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显著提高了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EPU)。有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总体不确定性水平高于世界平均水平(Baker等,2016)[1]。在此背景下,我国对内有效投资已出现增长乏力,OFDI流量也已连续3年下滑,但在2019年依然以1369.1亿美金蝉联世界第二,依旧发挥着连接国内国外双循环的重要纽带作用。因此,厘清中国OFDI与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环境的关系以及其中的作用机制,对于把握两者关系内涵和更好地优化国内外投资环境以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都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文献在有关OFDI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主要基于以下三个视角:一是东道国的资源禀赋、市场环境、基础设施、技术水平、关税等传统“拉力”视角(潘海英等,2019;Paola和Margherita,2015)[2,3];二是母国的市场需求、劳动力成本、金融环境等传统“推力”视角(樊学瑞等,2018;Olena和Sandra,2007)[4,5];三是以双向视角衡量两国的制度距离、学问距离等带有偏好性的因素(祁春凌和邹超,2013;刘晓凤等,2017)[6,7]。基于以上三类视角的研究成果已非常丰富,但基于一个国家经济政策调整变化的视角来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OFDI影响的研究还较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指决策部门在制定、颁布和调整经济政策时,没有向外部指明政策的实施方向,并随意改变政策立场,导致政策的预期目标和市场参与者的经济预期相悖的一种状况(饶品贵等,2017)[8]。

一般认为企业在投资决策前需充分考虑外部的宏观环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影响企业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大多数学者认为企业投资与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跌宕起伏密切相关,不确定性程度越高,企业对内投资越匮乏(饶品贵等,2017;Kang等,2014)[8,9]。对此原因的分析,主要基于以下三个理论视角:一是基于期权定价理论,认为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会将企业握有的投资机会视为其持有的看涨期权,选择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当期投资则意味企业要承担放弃未来看涨期权的机会成本,由此而延迟投资;二是基于信号理论,认为国内频繁的经济政策出台预示着政府要为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做准备(李凤羽和杨墨竹,2015)[10],企业对前景的悲观预期和已被侵蚀了的外部环境把控力引发企业大幅增持现金、主动或被动减少外部债务融资等行为(韩通和张语晴,2018;蒋腾等,2018)[11,12],进而削减投资;三是基于金融摩擦理论,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加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降低金融中介的风险偏好或风险承担倾向,进而减少资金供给,推高企业的投融资成本(Arellano等,2015)[13]。总的来看,期权定价理论、信号理论以及金融摩擦理论实则都体现了:在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企业、银行风险规避意识的骤然增强,直接或间接引发国内投资减少。然而在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OFDI的影响研究中,所得结论却莫衷一是。在正向促进研究方面:杨栋旭等(2019)[14]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推高了企业进行OFDI的概率,尤其体现在非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低生产率和低融资约束类企业。宫汝凯(2019)[15]基于国内2003—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我国东中西部OFDI 的规模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而增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每提升1%,地区OFDI将平均增加 0.20%~0.40%。杨永聪和李正辉(2018)[17]将OFDI扩展至国家宏观层面,利用中国与16个国家的OFDI数据,研究证明了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有效提升了中国在东道国的OFDI规模,但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抑制中国OFDI的进入规模。在负向抑制研究方面:陈胤默等(2019)[17]利用我国A股上市企业2004—2014年的数据,发现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了企业OFDI行为。

通过以上文献可以发现,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内投资主要表现为抑制作用,而對企业OFDI行为的影响却存在较大分歧。存在分歧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是研究样本不一致,样本来源与样本层面有差异;二是研究方法不一致。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确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关系。据此,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首先,本文基于宏观层面,将研究样本扩展至2004—2019年中国在174个目的国家和地区的OFDI,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扩展了研究样本量,使研究结论更加准确有效;其次,本文还进一步探讨了企业家信心和双边投资协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OFDI的影响,丰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OFDI的相关理论研究,打开了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中国OFDI行为的黑箱;最后,本文以分样本的方法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OFDI存在的非对称效应,用线性模型的方式说明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影响中可能存在的跨国溢出效应。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OFDI的关系

不确定性上升会加大金融市场摩擦,导致信贷供给效率扭曲,使市场利率提高,进而加大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引发企业投资成本增加。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包含着“风险”“波动”“不可预见”等负面经济效应信息,母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升会加剧市场角逐压力,恶化营商环境,增加企业经营风险,打击市场经营主体信心(贾玉成和吕静韦,2020)[18],由此成本与风险的“叠加效应”迫使企业采取风险规避策略。风险规避指的是在考虑到某项活动可能存在较大风险时,采用自愿放弃或加以改变的方式避免与该项活动相关风险的策略。经济主体是“理性经济人”,在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企业一般可实施以下两种风险规避策略:一是主动放弃当期投资,等待观望以伺未来更好的投资机会;二是转移投资以避开“漩涡中心”,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更为良好的经营环境和成长环境,以此将资金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更为有效的配置。因此,这时有能力出海的企业以及已对外投资的企业和机构,为追求效益的持续增长和避免巨大的沉没成本,将会扩大OFDI的规模(杨栋旭等,2019)[14]。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中国OFDI规模越大。

(二)企业家信心的中介效应

企业家是微观企业经营决策的行为主体,其决策行为易受到心理认知的影响(花贵如等,2011;赵欣月,2018)[19,20]。其中,企业家信心是其心理认知的重要构成要素,体现为企业家对市场经济环境和宏观政策的一种情绪化心理预期,企业家信心的表现可影响企业关键决策(徐亚平和朱力,2019;Bharati等,2016)[21,22]。在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一方面,不确定性带来的模糊性和不可预见性增加了企业家对风险的感知,企业家难以捕捉到准确有效信息进而导致信心下降,抑制国内投资冲动,由此助推了企业向外寻求投资机会的意愿;另一方面,经济政策的频繁变动对国内投资和消费有强大的负向冲击(许志伟和王文甫,2019)[23],预示着未来经济增长减速或经济衰退,由此强化了企业家对未来市场经济环境和宏观政策的悲观情绪,影响到企业家信心,进而降低了国内投资项目的风险回报率评估(花贵如等,2011)[19],刺激企业产生对外投资的想法与行为。因此,当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上升时,企业家对未来经济发展表现出明显的信心不足,这时中国OFDI需求将得到增加。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家信心越低。

H2b:企业家信心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中国OFDI的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

(三)双边投资协定的调节效应

双边投资协定是一种具有保护性的投资机制,可以刺激私人投资活动,促进缔约双方的经济与贸易往来(Tom,2004)[24]。企业在不确定性环境下进行OFDI决策时,双方是否签订投资协定是决策者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有学者认为双边投资协定能有效降低企业海外投资的经营风险和成本,从而刺激跨国企业对其开展OFDI活动(刘晶,2020)[25]。两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实则是通过协议的承诺效应,向对外投资者发出保护境内投资的信号,为跨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的投资条件,弱化国家差异的信息不对称,降低投资者顾虑,从而吸引跨国企业进入签约国进行OFDI(Yoram,2010;刘晶,2017)[26,27]。同时,双边投资协定又因参与缔约者只有两方,有利于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照顾到双方国家的利益,增进两国战略互信,深化双边政治关系(张建红和姜建刚,2012)[28]。另外,双边投资协定还兼具超国家制度安排的特性,可使投资者在发生投资纠纷时获得第三方仲裁机构的法律救助,若东道国出现违背承诺行为,将会引起声誉损坏、信用评级下降、有关国际组织对其提高贷款门槛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刘晶,2020;Neumayer和 Spess,2005)[25,29]。综上,当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大时,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国家通过信号作用、承诺作用以及高违约成本,满足跨国企业对低不确定性的追求,从而助推中国资本的进入。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双边投资协定能够调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的背景下,中国OFDI倾向流入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国家和地区。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1. 基准模型。为了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行为的具体影响,本文根据已有OFDI模型的研究(杨永聪和李正辉,2018)[16],构建如下基本回归模型:

[lnOFDIit=β0+β1lnEPUt+β2Xit+countryEffect+εit] (1)

其中,[OFDIit]为被说明变量,表示中国第[t]期在东道国[i]的OFDI存量。[EPUt]为核心说明变量,表示中国在[t]期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Xit]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其中,因EPU为时间序列数据,加入时间的固定效应會吸取经济政策不确定的影响,因而本文借鉴顾海峰和于家珺(2019)[30]的处理方法,模型不再加入时间虚拟变量,仅加入国家虚拟变量以控制个体差异。[εit]为残差项。

2. 影响机制。(1)中介效应模型。当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逐渐升高时,中国企业家对市场的预期也会有所变化,进而在风险规避意识和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使下将对内投资转为对外投资。因此,需要检验企业家信心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效应。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31]的中介效应模型,以构建企业家信心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关系模型(2),并进一步构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家信心置于同一回归中的模型(3)。模型(2)与模型(3)的具体形式如下:

[lncont=ρ0+ρ1lnEPUt+ρ2Xit+countryEffect+εit] (2)

[lnOFDIit=μ0+μ1lnEPUt+μ3lncont+μ4Xit+countryEffect+εit]? (3)

其中,[lncont]为中介变量,表示t时期的中国企业家信心指数,其余变量的代表含义与模型(1)一致。

(2)调节效应模型。与中国签署双边投资协定是企业开展OFDI活动的重要考虑因素。据此,将双边投资协定及其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交互项引入理论模型(4),以此考察双边投资协定是否能够调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模型(4)构建形式如下:

[lnOFDIit=β0+β1lneput+β2lneput×bitit+β3bitit+β4Xit+countryEffect+εit]? (4)

其中,[bitit]为调节变量,表示中国与[i]国在[t]时期已生效的双边投资协定,[lneput×bitit]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双边投资协定的交互项,若[β2]显著,则存在调节效应。其余变量的代表含义与模型(1)一致。

(二)变量选取和来源说明

1. 被说明变量——OFDI存量(lnOFDI)。数據来源于中国商务部等部门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单位为万美金,OFDI存量相对于OFDI流量而言数据更为平稳与连续,因而本文选择中国OFDI存量数据。同时为消除异方差影响,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

2. 核心说明变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lnEPU)。本文采用 Baker等(2016)[1]联合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来衡量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该指数主要是基于中国香港《南华早报》每日资讯中含有“中国、经济、不确定性”至少一个关键词的文章,以及文章中包括“货币、贸易、央行、政府”等相关政策词眼,最后将每月含有上述词眼的文章除以总文章数并进行标准化后得到月度指数。本文借鉴杨永聪和李正辉(2018)[16]的方法,用算术平均法将月度数据转化为年度数据①:[EPUt=m=112EPUm/12]。

双边投资协定 (bit) 。关于双边投资协定的取值,一些学者采用协定的签约年份或者生效年份的哑变量来表示。本文借鉴韩永辉等(2021)[32]的做法,统一取双边投资协定生效的时间,只有协定生效后,才有法律约束力。从生效年份开始,将其赋值为1,未生效之前取值为0。数据取自中国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和中国外交部。

企业家信心(lncon)。采用中国经济网宏观经济数据库每季度发布的企业家信心指数,并用算数平均法将其转化为年度数据:[cont=q=14conq/4](下标q为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越高,说明企业家对国内市场经济环境与宏观政策的预期越乐观、信心越强。

3. 控制变量。X为控制变量,包括一些可能影响中国OFDI的因素,如东道国的劳动力禀赋、自然资源禀赋、市场容量、技术禀赋、金融发展、营商环境等,数据均取自世界银行数据库。变量定义见表1。

(三)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根据中国商务部发布的对外直接投资公报,选取2004—201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174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本文数据剔除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中国澳门地区及开曼群岛、维尔京群岛和百慕大地区以及一些缺失值较多的国家和地区。

(四)描述性统计

表2呈现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在样本期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lnEPU)的标准差为0.705,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震荡幅度较大。对外直接投资(lnOFDI)的均值为8.983,标准差为2.748,说明样本期内中国OFDI在不同国家与年份间的差异较大。企业家信心(lncon)的标准差为0.067,说明样本期内企业家信心指数的变动不大。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3报告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影响的实证回归结果。从第(1)、(2)列的结果可知,无论是否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扩大了中国OFDI规模,验证了假设H1。

为了确保上述研究结果的有效性,本文进一步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结果列于表3。

1. 稳健性检验。第一,更换计量方法,表3第(3)列为使用聚类稳健标准误的最小二乘法(ols)的回归结果;第二,增加重要的控制变量,表3第(4)列为增加了东道国制度质量和对外开放度两个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第三,更换核心说明变量的计算方法,第(5)列为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算数平均法转化为几何平均法之后的回归结果,具体方法为[m=112EPUm12];第四,更换核心说明变量的数据来源,第(6)列为将Baker等基于中国香港《南华早报》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换为同网站Steven J等基于中国大陆《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构建的指数之后的回归结果。

2. 内生性检验。由于OFDI具有惯性与连续性,即前一期的OFDI对当期的投资具有导向性,因此,在静态模型的基础上再加上OFDI的滞后一期作为自变量,避免遗漏重要变量。同时,为避免反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还将当期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换为滞后一期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最后利用系统GMM方法对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列(7)所示:残差存在一阶序列自相关,不存在二阶序列自相关,符合“扰动项差分的二阶自相关系数为0”的原假设,同时Sargan 检验可在5%的统计性水平上接受“所有工具变量都有效”的原假设。

通过以上实施的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核心说明变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系数都显著为正,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方向和显著性与基准模型基本一致,因此,回归结果通过稳健性检验。

(二)影响机制的检验结果

1. 机制检验一:企业家信心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企业家信心都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以第(4)—(6)列的具体结果来看:在第(4)列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正向影响中国OFDI;在第(5)列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中国经濟政策不确定的上升导致企业家信心下降,增加了企业家对市场经济环境和宏观政策的悲观判断程度,研究结果验证了假设H2a;在第(6)列中,企业家信心显著为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系数显著为正。以上检验结果符合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31]规定中介效应成立的前提条件,表明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中国OFDI的过程中,企业家信心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研究结果验证了假设H2b。同时,本文采用基准回归中的第三种和第四种稳健性检验方法检验中介效应结果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可以看出,检验结果与上述估计结果一致,说明中介效应检验的各回归结果稳健可靠。

2. 机制检验二:双边投资协定的调节效应。表6为双边投资协定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其中,为消除多重共线性的影响,本文将交互项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具体来看: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双边投资协定都发挥了正向调节效应。第(3)列为加入双边投资协定及其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交互项lnEPU[×]bit,核心说明变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待估系数依旧显著为正,仅回归系数有所减小,交互项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双边投资协定强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正向影响,即随着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国家更能吸引中国OFDI的流入,研究结果验证了假设H3。这说明了,在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逐渐上升的背景下,与中国是否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是投资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双边投资协定的信号作用与保护作用有利于引导企业对外投资。

同时,为检验调节效应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与中介效应一样的稳健性检验方法,第(4)—(5)列的检验结果与上述估计结果一致,表明调节效应稳健可靠。

3. 进一步研究:以子样本回归检验非对称效应。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上升将会通过全球价值链、投资者情绪等外溢到与我国有经济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Tam,2018;Jiang等,2019)[33,34]。那么,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逐渐上升,是否会溢出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导致中国对其直接投资有所减缓呢?什么样的东道国特征更容易受到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影响,进而影响中国OFDI的流入?为回答上述两个问题,本文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进一步考察在不同分位数点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OFDI之间的关系,以此来检验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能存在的溢出效应,具体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与此同时,由于双边贸易规模以及国家间是否相邻也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的重要因素(李政等,2021)[35],本文将双边贸易规模和与中国是否相邻作为东道国特征,以此检验在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中国OFDI的表现。接下来以双边贸易规模对数的25%、50%、75%分位为依据划分低中高贸易紧密度组,以考察在不同贸易紧密度的国家和地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中国OFDI的差异性影响,回归结果呈现于表8的第(1)—(3)列,同时再按照东道国是否为中国的邻国将整体样本划分为邻国与非邻国两组,回归结果列于表8的第(4)—(5)列。

如表7所示,25%、50%和75%分位点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的大小为:25%分位点(1.581)>50%分位点(1.351)>75%分位点(1.145),也即随着分位点的提高,系数逐渐变小,说明随着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升,中国OFDI的边际流入逐渐减少,检验结果侧面说明了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具有溢出效应,进而导致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中国OFDI流入有所减缓。

如表8所示,第(1)—(3)列结果表明,无论目的国与我国贸易往来的紧密程度如何,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不同贸易紧密度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系数大小有所差异,呈现出先增加再减小的特征,表明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易传导至与中国有紧密贸易往来的国家,致使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随之上升,进而导致中国OFDI流入先增加再减少。第(4)—(5)列结果表明,无论目的国与我国是否相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将两组回归结果进行比较发现,非邻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系数比邻国大,说明地理上的临近关系会导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小,也即与中国相邻导致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溢出效应更强,进而使中国在邻国的直接投资流入相对有所减缓。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为了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本文利用Baker等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2004—2019年中国对174个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扩大了中国OFDI规模。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存在企业家信心中介效应和双边投资协定的调节效应。一方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显著降低了企业家信心,企业家信心的降低刺激了中国OFDI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双边投资协定强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正向效应。第三,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考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目的国异质性背景下,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其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随着双边贸易规模的增加这种促进作用表现出先增后减的特征;另外,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中国OFDI倾向于流入与中国不相邻的国家。

本文的研究结论进一步支撑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及其影响机理。在当前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和国内经济结构持续调整的背景下,通过本文的研究结论可获得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国内经济政策的频繁调整导致不确定性上升,虽会刺激企业基于避险需求扩大对外投资,但也可能导致在提高投资规模的同时忽视了投资质量,还可能导致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外溢至与中国有密切贸易往来的国家,加剧内外部环境的波动,降低投资决策的正确性。因此,需要相关部门合理降低调整频率并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和披露水平,营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内国外营商环境,以此为构筑一个良好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系统奠定基础。

第二,重视企业家信心在投资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企业家掌握着资源的最终配置,其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不仅会影响到企业的决策行为,还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政府部门要加强与企业间的沟通互动,及时了解企业家信心的变化动态,从市场机制、金融环境、法律制度等多方面稳定和提高企业家心理预期,减轻企业家信心波动所导致的国内外投资相互替代的现象,做好防止优质资本大量外流和改善国内有效投资增长乏力的提振工作。

第三,政府应鼓励企业到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国家开展投资活动,并与未签订协议的国家积极谈判以加快协议落地。在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国内投资者易出现盲目的海外投资行为,对目的国的营商环境、政治更迭、社会稳定等大环境缺乏全面地考察与衡量,出现“病急乱投医”的情况,从而加大海外投资失败的概率。因此,企业应在政府的指引下关注与中国签署双边投资协定的国家,尽可能降低投资风险。

第四,企业要积极提升组织柔性和竞争实力,增强自身的风险抵抗能力,减少国内经濟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约束力,做到为实现发展目标而有能力选择合适的投资类型,而非不得已而为之以致扰乱企业的发展战略部署。

注:

①数据取自http://www.policyuncertainty.com,2021-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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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on China's OFDI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174 Countries and Regions

Nurlanbek Hapas/Yang Mengwe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Xinjiang University,Urumqi? ?830046,Xinjiang,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174 countries and regions from 2004-2019 and the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ndex constructed by Baker et al,the article uses a fixed panel effects model to test the impact of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on China's OFDI and analyzes the effect of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on China's OFDI by introducing variables such as entrepreneurial confidence and 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The mechanism of the effect of uncertainty on OFDI in China is analyzed by introducing variables such as entrepreneurial confidence and 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It is found that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has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China's OFDI;entrepreneurial confidence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affecting China's OFDI; 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reinforc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on China's OFDI;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there are asymmetric effects of high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bilateral trade scale,and geographical proximity on the impact of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on China's OFDI.

Key Words: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entrepreneurial confidence,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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