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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调节下的供需协同

2021-09-24 10:59许成安金康弘
财经问题研究 2021年9期
关键词:新发展格局供给侧改革

许成安 金康弘

摘 要:2020年以前,中西方宏观经济政策调节都经历了供给侧与需求侧主张的交替过程,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政策主张并没有共存过,主要是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而在2020年后的中国,供给与需求均被关注、强调。二者之间除了具有对立性,在社会背景、科技创新和基础设施等方面也具有一致性,双方能够发挥协同作用。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当下,中国提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供需双侧发力对于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而政府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以在供给侧和需求侧进行同时调节,使供需双侧发挥协同作用,更好地促进经济双循环体系的构建和国民经济的稳健运行。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调节;供给侧改革;供需双侧改革;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中图分类号:F014.3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1)09-0028-08

从18世纪至2020年,中西方都经历了供给侧与需求侧主张的交替过程,从萨伊定律的提出到马尔萨斯有效需求理论的诞生,从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到供给学派的出现,从需求侧刺激政策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与需求侧主张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国家的经济调节发挥不同的作用。2020年,中国对内面临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影响,对外受到中美贸易战、国际疫情的冲击,在基于自身拥有较大需求市场、生产覆盖面较广的条件下,于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要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的要求,这是在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被强调、“双侧”共存的情况。在2020年5月1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明确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经济运行方式的新模式、新要求,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正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一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供给与需求间的对立关系、协同作用究竟呈何态势、供需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政府与市场在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中处在什么地位、起到什么作用;如何通过供需双侧发力应对挑战、实现经济双循环,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文献综述

供给侧和需求侧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18世纪便开始被学者讨论,从一开始仅注重一侧而否认另一侧的单侧观点,到现在供需双侧的作用同时被关注。单侧观点的代表理论有萨伊定律、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理论的有效需求理论和现代货币主义等。萨伊定律认为,供给决定需求,否定了资本市场因供给过剩导致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1];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理论认为,相较于供给侧,需求侧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并认为能够通过鼓励地主的消费达到“有效需求”,即供给与需求相等时所对应的需求[2];现代货币主义否认边际消费递减规律,认为不需要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来弥补国民需求减少的部分,稳定的货币政策可以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降低失业率要以通货膨胀为代价[3]。

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代表观点中不乏对立之处,对于是否需要政府干预问题的讨论便位列其中。西方供给学派极其抵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鼓励自由竞争,这是因为供给学派认为,政府手段不仅会增加成本,还会使社会公平受到冲击、经济问题变得严重[4],而支撑需求侧的学派则认为,政府的宏观调控对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基于国情与国际环境提出来的。从国内市场看,中国有着世界上门类最齐全、规模最大的工业供应体系,是需求多样且量大的国家[5];从对外贸易看,曾宪奎[6]指出,中国近年来出口依存度和对外贸易依存度下降,不需要长期依靠国外市场拉动经济增长;从国内外事件冲击看,需要避免中美贸易战、WTO趋于停滞和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等国内外因素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冲击[7]。因此,中国提出的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指出了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即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强调需求侧改革,扩大国内需求规模、提升国内需求质量、扩大国内需求多样性[8],从而防范抵御风险。自此,需求侧被中国政府在政策选择中所强调,供需双侧发力成为目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

众多学者针对需求侧在经济发展中能够起到的作用展开讨论。从构成总需求的消费、投资和进出口入手,李福柱和田爽[9]认为,在需求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中,消费起到了关键作用;刘柯[10]指出,投资是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对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企业投资与所处行业的景气度密不可分,在低产能行业内,企业投资需求很难释放;张军扩等[11]认为,进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近年的特殊国际环境下并不乐观,但掌握科技的核心竞争力能够使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具有主动权,并可以由此实现高效率、公平和绿色可持续发展。就需求侧的改革内容而言,需求侧改革的首要问题即分配问题有待解决[12]。2020年是决胜脱贫攻坚的一年,贫困人口数量在年底前归零,但是国内仍然存在大量低收入人口,这是分配问题的体现;新型城镇化也有待推进,通过进一步落实户籍制度改革、升级农村产业结构、建设城乡一体的基础设施等方式,促进人口流动、资源配置,从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更好地促进国内超大规模市场需求潜力向有效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转化[13]。

而从供给侧的角度看,科技创新是目前中国提高供给水平的重要方式。技术创新与本土市场效应对一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出口有促进作用[14],而目前中国尤其在高新技术领域存在短板,对此,中国提出诸多对高科技企业的保护措施、减税优惠,对专利等常识产权的保护,激励企业自主创新,对创新型企业进行减税与补贴,鼓励科技创新的发展[15],重视对高层次人才的培养。

供需双侧发力对經济双循环的构建有着重要作用。建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充分发挥国内大市场的需求引导作用,推动供给体系的转型,实现供给与需求的良性互动[16];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引领作用,协调国内国际双循环平稳发展[17];需要以优势产业链实现高质量的对外开放[18];需要打通流通环节,完善流通基础设施,形成一体化的现代交通网络,从而降低流通成本[19]。对于供需双侧发力的调节也离不开政府政策的引导,政策制定者应重点打通、补齐流通和消费环节中存在的堵点和短板[20],同时注重完善体制机制建设,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挖掘内需潜力,培育完整内需体系[21],更好地与供给侧改革协同配合,实现经济双循环的稳健运行。

供给侧与需求侧的主张固有各自的侧重点,它们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面临的经济问题不同、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有差异,并因此引致了可能相互对立的部分,这在中西方供给侧与需求侧的迭代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仅仅采用供给侧或者需求侧的主张会使经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无法从根源上解决宏观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只有运用政府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的力量能够让供给与需求保持平衡、共同发力,才能谋求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二、供给与需求的迭代

(一) 西方的供需关系“纠缠”

萨伊定律从19世纪的法国开始流行。1870年普法战争后,法国生产技术愈发落后,并且丧失了适合发掘冶铁原料的土地,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法国的工业水平与其他欧洲国家拉开了更大的差距。在生产力落后而群众购买需求高涨的市场环境下,厂商生产的商品常能较快出清,萨伊[22]提出的“供给决定需求”的理论在当时的环境下有一定的说服力。

19世纪的英国资本主义得到快速发展,工厂兴起、生产水平大幅度提高,但与此同时,工业化、城市化却伴随着大量人口的失业与贫困,在这时马尔萨斯[23]提出了市场供给过剩理论。他认为,归资本家所属的部分利润由于资本家忙于工作等种种原因,无法将这部分收入完全用于消费,因此,一部分社会财富被储存了起来,供给的过剩由此产生。针对上述问题,马尔萨斯倡导地主消费,认为这能在不提高商品成本的基础上达到“有效需求”,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均衡。

20世纪20—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令资本主义国家深受其害,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产生了凯恩斯主义。当时的英国股市崩盘、银行倒闭、各国间关税提高、失业率飙升,这是因为大萧条之前,经济全球化使得英国原先在国际贸易上的优势地位逐渐丧失,而在政府决策下金本位制的恢复又使得英镑汇率提升、出现贸易逆差,虽然英国试图通过提高利率的方式缓解货币外流的状况,但是这一货币政策又降低了国民消费需求,导致需求远小于供给。而在大萧条发生之后,居民对经济形势的不乐观致使他们降低了对消费的需求,将所持有的货币更多用作储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对此凯恩斯提出了解决方案,他主张国家干预,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赤字财政,通过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刺激国民需求,以此改变英国供给过剩而需求不足的情况[24]。作为经济大萧条的发源地,美国同样在探索摆脱经济危机的方法,罗斯福新政正是与凯恩斯主义有着较一致的思想,在美国采取一系列刺激需求的措施,例如,禁止私人储蓄黄金及黄金证券、保障工人工资和实行社会救济(以工代赈)等,使美国从经济危机中平稳脱身,并为之后的二战及二战后美国的快速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供给学派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中。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失灵了:油价上涨致使供给缩小,为了维持总产出的水平,美国央行试图通过刺激性的货币政策使总需求提高,但是这会使得此时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通过对需求侧采取刺激或紧缩财政政策的举措无法解决滞胀问题,整个社会的失业率很高,物价飙升,出现较严重的不稳定情况。由此,供给学派认为“需求决定供给”的理念是引发滞胀的根源,它提倡重视市场作用,鼓励自由经济、强调供给侧作用、主张降税,继承并发展了萨伊定律的理念。

(二)中国1988年至今的供需政策演变

从1988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15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是需求刺激政策,但是2012年以后,中国支出法生产总值增速(此处探究的是需求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且总需求主要由消费、投资、出口组成,能够与支出法生产总值的计算方式对应)降低、三大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在2012—2015年,消费超过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而出口却出现负增长,对经济增速起到反向拉动作用。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五次降息降准,而对需求的刺激却未达到理想效果。

习大大总书记在2015年11月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淡化“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的需求侧作用,旨在通过提高供给侧的质量和效率,促进经济发展,该措施也切实提高了支出法生产总值的增速。从2015—2020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强调并落实“三去一降一补”逐步替代了需求侧的作用,并切实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总值增速得到了显著提升。

第一,中国现在中低端产品和房地产存在过剩,去产能、去库存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重要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一方面,人们对劣质品的需求比重快速降低,对优质品的需求相应增长,国内的高端产品供给却在质量、数量或信誉上无法与需求相匹配,导致对高端产品需求的满足依赖进口;另一方面,中低端商品的生产不仅需要消耗大量原材料,而且还污染了环境,再加上储存的成本使得原本较低的附加值进一步被削减,导致中低端商品的生产过程严重不经济,去产能的必要性由此显现,产业结构升级的紧迫性也呼之欲出。对于房地产而言,过高的价格与户籍制度限制让房地产大量库存与众多人口在城市买不起房的情况共存,而对人才及首套房实施的购房优惠政策与户籍制度改革能够引导劳动力在城市集聚,在去库存的同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第二,经济脱虚向实是经济发展目标之一,去杠杆和降成本有利于實体经济发展。当下随着金融行业的发展,杠杆被过度使用,尽管投入金融市场的资金盈利可能会更快、收益可能更高,但是这在提高社会整体生产水平与生产能力的方面不能起到作用,甚至可能令实体经济债务负担过重、金融风险提高,对于经济的长期发展没有益处。相较于高杠杆吸引大量资金投入在虚拟经济中,投入实体经济的资金才能提高生产质量和效率、带来实际的效益。因此,金融监管机构需要切实履行职能,让金融机构不仅要降低杠杆、避免泡沫经济的加剧,更要在借贷上提升对实体经济的优惠,减少付息给实体经济带来的负担,同时政府机构也应降低实体经济的税赋,鼓励实体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和发展。

第三,中国目前在科技创新、城乡一体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存在短板,且这些短板之间会互相制约。如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会拉大城乡之间的差距,影响城乡一体化的进程;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能够通过提升通讯水平、生产能力和信息管理水平等方式,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与基础设施的建设;城鄉一体化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和流动,从而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短板的补齐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保障。

由于国际上以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为首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又基于中国工业门类最齐全、国民总体需求水平高、出口对中国经济贡献度趋低的客观事实,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应运而生,新发展格局旨在提高国内循环能力、避免对国际市场过度依赖及其可能导致的相关风险、带头建立起国际间友好互助的新秩序,并使用双循环的红利改善国内经济环境:提高就业率、缩减贫富差距和加强科技创新等。为了确保新发展格局的顺利建立与持续稳健运行,中国强调对需求侧进行改革,通过需求侧改革与供给侧改革的适配,促进经济高水平增长。

尽管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目前仍在构建中,但是可以说,供需双侧发力已成为实现经济双循环的必由之路,经济双循环也会是中国经济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运行模式。

三、供需的对立与协同

在历史上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经济政策主张之间,一侧的兴起伴随着另一侧的衰退,这很难不引起人们的思考: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真的是供给与需求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吗?是供需的哪些因素间存在对立关系?既然采取供给与需求的任意一侧政策主张都不能在长期保持经济的稳定,那么有没有什么方式能够对供给与需求政策进行调节,从而使得这项政策在长期适用呢?笔者认为,对此问题的回答正是上文所说的供需双侧发力的新认识。下面,笔者拟从对立与协同两个角度对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做进一步分析。

(一) 对立关系

1.衍生关系

供给与需求二者何为根源的问题,是一些主张供给或需求的学者争论的焦点之一。从萨伊定律提出的“供给决定需求”,到凯恩斯主义倡导的“需求决定供给”,相互对立的衍生关系主张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与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分别失灵——如果衍生关系切实存在,那么便应当有供给或需求其中一侧的主张能够解决所有供需方面的问题,这与现实是不相符的。于是,狭隘地认为只要研究出谁是根源,就能仅通过对一侧的调控解决所有经济问题的思想被现实所否认,需求侧与供给侧的交替兴起,这一方面体现了二者对于经济调控确实起到不同、但并不完全相反方向的作用,同时也证明了二者并非衍生关系,而是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自然产生的两种状态与立场。

2.主体关系

供给侧的主体是厂商,需求侧的主体是消费者(虽然投资在需求侧也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近年来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下降趋势,逐步低于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因此,此处仅将消费者列为需求侧的主体),双侧的主体之间存在利益上的对立关系。由于厂家对商品定价需高于成本,从而盈利并扩大再生产,而这部分溢价在现有技术水平下则由消费者承担,因而对于同一种商品而言,供给方定价的高低与单个消费者所能获得的效用呈反比,供给侧的获利越大意味着需求侧的开支越高。供不应求意味着供给侧对商品质量、数量的预期过低而需求侧对商品质量、数量的评价过高;供过于求意味着供给侧对商品质量、数量的预期过高而需求侧对商品质量、数量的评价过低。

(二)协同作用

1.社会背景

在供给被强调的社会背景中,既存在包括资源的稀缺和技术的落后等因素导致的供给不足的情况,也存在物价飙升、收入低迷以及由此引发的供给过剩现象。在需求被重视的社会背景中,不仅存在着包括财富分配不均和储蓄意愿增强等因素导致的需求不足情况,也存在着以进口占比大和不良贷款增多为特征的需求过剩现象。在这些社会背景中,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发生的条件基本一致,社会背景互不冲突,而同时过剩或同时不足的情况则意味着错配,其各自产生的条件可能部分符合,但供给与需求间往往一方存在更为突出的问题,进而构成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例如,萨伊定律产生的背景往往被认为是法国的供给不足,而事实上,由于经济社会的不发达,当时法国国民的需求也处于低迷状态,只是需求不足被供给的严重不足所掩盖了:产品的供给不足由资源稀缺和技术落后导致,国民一旦拥有一定的财富、货币,第一时间会换取并不充裕的资源,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资本家同时会通过投资等手段快速汲取财富,在此背景下,社会整体需求不足,居民“积极”消费以求维持温饱,储蓄意愿不强,而资本家投资意愿旺盛,财富分配不均问题严重,这个过程对于整体社会的财富积累与经济发展无疑是难以起到促进作用的。

目前,中国面临的正是供需不匹配的情况,国内外市场上,高科技类产品供不应求与中低端产品生产过剩并存。究其原因,对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等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是供需不匹配的根源,造成的后果自然也是资源浪费。升级产业链、提高科技创新水平等迫在眉睫。

2.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不足是目前中国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与发达国家相比,在同一单位的GDP增长中,中国产品的技术含量占比和产品的附加值均较低,同时中国生产商品的供给与人们的需求之间存在不匹配情况,由此导致市场无法出清、供给过剩与需求无法满足的情况并存。这样的现状一方面意味着核心竞争力缺失,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资源未被充分利用,经济增长的潜力有待发掘。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迎来的是智能化时代,而中国科技行业在过去几年却有着被垄断的苗头。在垄断的市场上,仅有垄断厂家的产品出售,产品供给单一,消费者的选择范围小,于是消费者对产品质量、价格的认可与否直接决定了产品需求量的高低。为了顺应智能化发展趋势、充分扩大需求,避免垄断、鼓励竞争、保护创新是应有之义。在统一的市场规则下,应当鼓励商家与产品的多元化,供消费者在消费能力范围内进行选择,充分释放市场活力,提高居民消费水平。

在较为自由的市场上,供给方之间的良性竞争是促使科学技术进步的最快途径。政府对科技创新提供了优惠保护政策,不仅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成本、鼓励企业积极开展科技创新的相关业务,而且能够促进社会形成重视科技创新以及敬重专业常识能力的风气,从而加速科技成果的产生、应用与升级,并使科技成果在市场竞争中进行检验筛选,对补齐技术短板、杜绝对他国技术的依赖和降低生产成本等方面起重要作用,以此达到提高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及核心竞争力的目标。

3.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中国而言,不完善的基础设施意味着高成本、低效率、大差距,这会使得产品供给的难度加大、价格提高,而价格提高则会使得需求进一步降低,进而导致更严重的供需错配。一些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且能够在全国实现高比例覆盖。中国作为国土广袤的发展中国家,可喜之处是大部分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处在较高水平,并且由于技术进步,中国部分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甚至处在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农村及一些偏远地区的基础设施仍有待建设和完善。

在交通运输方面,中国的运输成本还有压缩空间。导致运输成本高的原因包括标准不统一、信息不对称等,而为了降低成本,中国可采取的举措包括:建立全国统一的运输体系,避免因重新打包转运造成的效率损失和资源浪费,也可降低因违规罚款产生的成本;建立具有高技术含量的物流信息平台,使运输实现专业化管理,从而做到信息对称、效率提升;加强道路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现代物流体系,提升运输速度。伴随着公路铁路的建设,商品可到达的区域范围更广、成本更低,这使得供给更加便捷,最后通过棘轮效应持续带动消费需求的提升与经济增长。

在教育、医疗等方面,中国城乡设施仍存在着较大差距。与城市相比,农村学校的硬件设施水平、儿童接受完整义务教育人数比例和教师数量均处在较低水平,适龄儿童辍学的情况时有发生;高水平的医疗设施与医务人员也聚集在城市,部分疑难杂症无法在农村医院得到有效医治,病患由于条件限制不愿去城市就医的问题也尚未被解决。这不能仅仅归咎于农村人口受到收入水平的限制,也是因为农村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和城乡交通等的限制。

总之,基础设施的完善既能够通过降低运输成本、提高便捷性来促进供给的增加,也能通过提高社会保障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加速消费需求及能力的增长,此外,这还是削减贫富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保障,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基石。

四、供需双侧在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应用

在过去的实践中,供给侧或需求侧对经济的协调作用常在短期内升效,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其影响会逐步减弱,只有伴随着政策刺激时才会出现下一次波动,而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经济运行模式。如何从短期的供需调节影响到长期的经济运行模式,需要找到协调、平衡供需的方法,若仅依靠市场的自发作用对供需进行调节,难免会出现影响滞后、无法统筹、效率低下等情况,因此,需要运用政府的力量,调节供需之间原本并不对立冲突、但相互区别的部分,发挥双侧具有的协同作用、能够协同发力部分的优势,实现动态上升的均衡。政府对于供需双侧的调节方式是制定与实施相应的政策,下文将通过人口政策、就业政策、税收政策和对外政策四个角度,分析政府政策对供需双侧的调节作用,以及对新发展格局的促进作用。

(一)人口政策

人口对于一国的影响不仅包括能够为社会生产提供劳动力、构成国内消费者市场,而且还能够起到促进经济发展和推动经济转型的重要作用。通过人口政策既能扩大供需基数,还能进一步优化人口配置,提升人口流动与人才培养的水平,促使人口供需在数量上的增加和在质量上的提升,实现供需平衡,最终有利于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和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劳动者和消费者群体的规模和年龄结构,从而影响到人口供给与需求的基数。众所周知,中国的人口红利曾为拉动经济增长起到较大的作用,包括提高社会生产水平和增强居民消费需求等,但如今人口红利正呈现弱化或逐步消失的状况。

合理的人口配置有助于進一步提高人口供需的数量和质量。改善人口配置需要从促进人口流动和加强人才培养等方面入手:实施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间人口流动壁垒,鼓励农村人口进入城市,通过就业创业提高生活水平,同时也鼓励城市人口进入农村,为农村带来专业性的人才;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一方面推进农业现代化,从加强对育种和耕地的保护,到促进农业设备、产业体系与经营体系的升级,促使农村生产水平和生产技术向智能化、现代化发展,另一方面提高乡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水平,通过对农村教育、医疗、交通和电信等资源的升级,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这不仅构建了促进人口流动的社会基础,也为人才培养提供了便利。中国现处在二元经济结构状态,农民的数量、农产品的产量、农业与工业对经济的贡献以及双方的平衡、城乡间的协同发展状况,都与一元经济结构有较大差距,而人口配置的优化能够均衡资源配置、推进农村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创造人才红利,促进经济从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变,并且能够增加居民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提升产品生产效率和科技含量,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提升和匹配。

(二)就业政策

促进就业是增加收入、扩大内需的有效措施;就业结构的合理化是提高供需水平和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内容。促进就业的关键在于“开源”,即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就业结构合理化的关键在于“分流”,即让适量的人才流动到合适的岗位上进行更合理的资源配置。笔者认为,在就业政策问题上,主要有以下方面的问题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第一,鼓励实体经济发展。实体经济发展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提高广大居民的消费水平。现阶段,考虑到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变化,应以国内市场为主要受众进行生产与扩大再生产,尝试通过本土商品的生产逐步代替进口依赖。

第二,鼓励专业人才在专业岗位上发挥重要作用,通过优势产品的产销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以拓宽就业岗位。作为出口国,能够实现长久贸易的条件是具备优势价格或优质产品,尽管中国是人口大国,但是低价劳动力已不再是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支撑,创造红利的来源,从国际发展趋势来看,薪酬上升是不可逆的趋势,没有技术优势的普通劳动力随时面临着被取代的风险。避免人才外流与转行,是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核心。降低低附加值产品的外销比例、提升由中国掌握核心技术的且有市场竞争力的优质产品的出口,是使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掌握主动权的必要条件,也是使得国际大循环畅通的根本保证。

第三,作为社会保障的一环,有必要在有需求的地区增加教师、医护人员、社工等职业的岗位数量。

(三)税收政策

通过税收解决经济问题,可以借鉴曾经由供给学派所提出的降税主张。一方面,高税率水平下的征税会降低企业与个人的储蓄与投资意愿,从而导致扩大再生产可能性下降、就业机会减少以及人们的消费欲望降低,造成供给需求间差距拉大,并且在高税率征税后政府扩大财政支出,这使得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增多、引致通货膨胀,而税率降低后,人们的储蓄、投资意愿上升,在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还能促进扩大再生产和就业;另一方面,减税意味着厂商的生产成本降低、生产可获得更多利润,这能够提高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与投资者的投资意愿,社会储蓄率也得以相较于通货膨胀时期而言有所提高,验证了降税有利于供给和需求提升的理论,同时也能达到稳定币值、降低通货膨胀和降低失业率的效果。

对不同的主体、行业和业务采取不同的税收政策,是税收发挥刺激作用、促进公平发展的途径。在科研相关项目上的税收减免,是现阶段中国为了鼓励和保护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技术研发所采取的政策。随着贸易全球化的发展,厂商面临与世界上所有同类厂商的质量竞争与价格竞争,而科技创新是在全球竞争中制胜的关键,也是核心竞争力的体现。打造有效的竞争市场——支撑自由竞争且具备相应保护政策的市场——是促进科技创新水平提高的有效方式,通过降税可以激发企业的科技创新意愿,做到提高科技创新水平、提升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与税收优惠政策相对的,增税、罚款等方式适用于污染排放严重、环境不友好的企业,政府通过此类措施,能够促使企业乃至企业所在产业链的转型升级,提高产品供给质量。

(四)对外政策

在对外贸易中,中国厂商的供给与出口对应,国民的需求与进口相关。出口供给要求中国加强创新在贸易中的作用:第一,商品的科技创新。商品中所包含的科技水平越高,其在国际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就越强,越能够提升中国的出口水平。第二,交易的模式创新。电子商务在中国已取得快速发展,拓宽了国内的贸易模式,数字经济在全国各地的试点已经展开,5G的研发和普及加快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将以电子商务、数字经济和5G这三者为代表的创新融入到出口交易模式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中国对外贸易的效率与质量。在进口需求方面,需要中国与别国共同发挥比较优势,实现合作共赢:中国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正在通过“一带一路”构建新的合作关系,与沿线国家互助互联互通,以求打破贸易壁垒,构建属于自己国家的独特优势,最终达到抵御风险冲击、发挥比较优势、谋求高质量发展的效果。

五、结论与展望

供需双侧在经济社会中的运用从此消彼长到共同发力的发展过程历经了数百年的时间,在这段时期内,对供给侧与需求侧关系的认知也愈发全面和深入。本文旨在探索供给侧与需求侧长期以来的关系,并结合中国国情,给出通过政策调节供需双侧关系的思路,探索供需双侧发力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促进作用。

供给侧与需求侧虽然在衍生关系、主体关系和是否需要政府干预等方面曾有过对立,但是在社会背景、科技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也切实存在着协同作用,这表明供需双侧之间并非仅有对立难容的关系,更存在着可以协同作用的领域。2020年,面对国内外环境变化的冲击,中国提出了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意味着供给与需求的协同发展已成为必然。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发展是政府与市场协调并進的结果,经济体制保证了市场的活力,但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不可忽视,政府政策的调节是在兼顾效率的同时,找到供需双侧力量的平衡点、发挥二者间协同作用的有效方法。

探索经济发展的方法是长期的过程,需要在发展的矛盾点中找到平衡点,正如中庸所提倡的因时、因物、因事、因地制宜,应当在不断的变化中寻找适宜的对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供需双侧力量的强弱或有更替,不过通过政策指引便能够对双侧力量的大小进行调控、并选择合适的发力方向。作为具有政策引导和引领能力的主体,政府可以从制定并推行合适的人口政策、就业政策、税收政策和对外政策等众多方面入手,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不断增强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最终实现提高供给需求的数量、质量与匹配度,拉动经济长期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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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刘 艳)

编辑概况:

许成安(1963-),男,安徽合肥人,教授,主要从事理论经济学和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E-mail:xca@nau.edu.cn

金康弘(1998-),女(回族),江苏南京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E-mail:mg2006108@stu.na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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