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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印太联盟的网络化:结构一关系的视角

2021-09-24 06:05刘雨辰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21年4期
关键词:印太战略

刘雨辰

关键词联盟网络 印太联盟 印太战略 地缘政治 战略竞争

一、问题的提出

在国际政治中,联盟政治既是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议题,也一直是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选项。二战结束后,美国在亚太地区构建了双边联盟体系,确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帝权统治”地位,并形塑了世界政治和地区秩序。进入21世纪以来,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而美国“帝权”出现相对衰落,已经难以依靠自身实力独自维系国际体系的平衡和国际秩序的稳定,其对联盟的依赖较以往更加严重。

2017年川普总统执政后,以大国战略竞争为借口,坚持“美国优先”理念,积极推进印太战略,把中国视为所谓“修正主义国家”,不断纠集盟友和伙伴,实施战略围堵,推动亚太双边联盟体系向印太联盟网络发展。美国国防部已公开宣称,正在与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致力于打造一个“网络化的印太”,准备组建一个“印太版北约”来遏制中国的崛起。还有学者直接指出,推动联盟的网络化是美国印太战略的中心要素。2021年1月拜登政府上台,宣称“美国回来了”,高度重视印太事务,并选定资深外交官坎贝尔(Kurt campbell)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印太事务协调员”,以重新加强与盟友的协调、团结与合作,试图恢复美国对盟友的领导地位;还纠集英、法、德、日、澳、加、印度等盟友与伙伴在中国南海地区共同实行所谓“自由飞行”计划和联合演习,美国与印太盟友、伙伴的合作出现高强度、高密度的态势,印太联盟的网络化进一步加速。这些新变化表明,在新冷战思维的驱动下,美国主导的印太联盟网络聚焦中国崛起,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强化泛安全化和军事化动作,必将对我国的战略安全带来冲击,深刻影响印太地区地缘政治的变迁。对此,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是,在推进印太战略的过程中,美国的联盟网络发生了哪些变化?其演化的动因有哪些?带来了哪些地缘政治效应?未来如何发展?这些问题对于认知理解美国印太战略和中国周边安全战略态势具有重要意义,因而迫切需要研究回答。

近年来,国内外对美国联盟战略的研究文献有不少,有学者从双边联盟关系视角讨论美国与亚洲盟国的关系;有的从比较视角来剖析美国的欧洲联盟体系与亚洲联盟体系的差异;有的从历史视角说明美国亚洲联盟的起源;有的从美国联盟与国际秩序的关联性进行阐述。但是,研究美国印太联盟网络结构和网络关系变化的文献成果不多,也缺乏对联盟网络演化的动力学说明。因此,本文尝试运用联盟网络理论,对川普政府执政后美国联盟网络的演化问题进行初步探讨,首先从结构和关系的维度对联盟网络理论进行阐释,从实践层面探讨美国印太联盟网络演化的双重特征,其次是说明美国扩展印太联盟网络的动机与地缘政治影响,再次是分析印太联盟网络在现实中面临的限制性因素,最后是对本文进行总结。

二、联盟网络的演化:结构一关系的理论说明

在社会学中,网络是指有一系列互相连接的节点而构成的复杂系统。在网络中,系统的各个节点可以沟通,资源可以共享,网络整体有共同发展的可能。后来,部分学者把网络概念移植到管理学中,出现了联盟网络的概念。联盟网络是指以焦点企业为中心节点,所有企业间相互建立联盟合作关系而构成的结构化网络群体,或者是中心企业和不同伙伴为了共同目标而形成的合作关系。本文认为,在联盟网络中,各个行为体根据不同的排列原则形成了结构,同时在互动过程中也形成了各种关系,结构与关系嵌入在网络中,可以促进网络中的行为体有效获取、整合、利用外界的资源,使资源整合效用最大化,从而达到自身的战略目的。可见,联盟网络是由结构和关系构成的,其存在样态与演化方向必然要受到网络结构与网络关系两个变量的深刻影响,网络结构和网络关系的双重变化推动了联盟网络的演化。

(一)网络结构

网络结构是系统内各个部分按照一定原则排列而形成的结果,“结构并非政治机构的集合,而是它们的排列”。在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学者华尔兹看来,系统结构决定了行为体和机构的行为。联盟网络结构是指联盟网络内成员个体的排列对比。根据不同的排列原则和标准,可以划分成权力结构、议题结构、制度结构和地缘结构。权力结构是指网络行为体在网络中的实力对比,它是权力分配的结果。议题结构是网络行为体议题关注的顺序排列,它是行为体战略注意力分配的结果。地缘结构是指网络行为体来源的地理空間构成对比,是地缘分配的结果。制度结构是指行为体在联盟网络运行过程中生成的有关行为的各种规定、原则、机制的排列,它是利益分配的结果。上述因素的任何变化,都会带来联盟网络的结构变化,从而导致网络系统的整体变化,并对联盟网络的运营成败和演化方向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从网络结构的角度来讲,位于中心的节点国家中心性越强,其角色功能和作用就越强,在网络中的影响力也越强;反之,其中心性越弱,其角色功能和作用就越弱,对网络其他成员的影响也越弱。联盟网络的权力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网络资源整合的效率,网络中的稠密联结有利于信息资源的流通。如果网络成员处于多个节点的连接处,成为网络中心,那么其与其他成员的联系交流机会就多,获取资源的概率就大。某种意义上讲,联盟网络中个体占据的网络位置决定了其获取资源的能力,成员在网络中的位置越有优势,其资源获取能力越强,中心成员推动联盟网络扩展的动力就越大。当然,联盟网络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外部环境、行为体利益的变化而调整。

(二)网络关系

联盟网络关系主要是指网络成员之间在进行战略行为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关系水平与状态。成员互动关系的变化影响联盟网络的演化。网络成员的互动关系可以通过关系强度进行考察,关系强度是指网络中各节点之间交往的频率,它可以体现在情感亲密程度、熟悉程度以及互惠程度等内容上。强关系是指网络行为体之间经常发生的、持久的、充满情谊的关系;弱关系则是指偶尔发生的、短暂的、比较疏远的关系。

从联盟网络关系来看,网络成员的联系增强了彼此的理解与信任,成员之间可以更多地进行交流,进而促进了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的生产与传递。联盟网络中的成员通过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作为关系传递的渠道。网络中成员的相互关系有利于资源获取。联盟成员间资源的相似或互补会提升彼此的合作意愿,进而促使网络中关系的局部集聚,而关系的集聚又会进一步加强成员的合作与交流,进而提高网络资源整合的能力。一般说来,中心位置的成员与其他成员的联系受到关系水平的影响,强关系有利于形成战略信任,开展全面合作,其推动联盟网络扩展的支撑就越多,联盟网络的演化速度也就越快。

在国际政治场域中,联盟网络关系可以根据不同的领域划分为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安全关系等。无论在何种关系向度,网络成员可以利用彼此互动而生成的关系信任,发挥联盟网络的功能,进行资源整合、开发和利用,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网络节点国家利用关系强度,获得枢纽国家的回馈,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谋求特定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根据动态环境和行为体的各自需要,网络节点中的国家把资源转移给网络中的核心枢纽国,枢纽国以某种可交易的价格向输送资源的节点进行回馈,或者是经济投资,或者是军事技术合作,或者是人才培养等。枢纽国可以利用这些节点国家转换带来的资源,增强自身的能力,增加战略收益。

网络结构与关系的变化,可以推动联盟网络的演化发展,能在战略实践中更好地发挥以下功能:其一,网络内的主要行为体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其二,能够创造一种新的战略需求;其三,有助于增加网络内行为体的相互信任;其四,各个行为体基于特定共识组成一个新的战略联盟,找到一个彼此互动的战略基点,有助于增进彼此团结,凝聚战斗力,提升影响力。

一般认为,联盟网络对于一个国家的资源获得和能力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受到了战略学界的广泛关注。在国家的对外战略中,联盟网络是一种介于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的组织安排,它能够使网络内的核心成员通过不断地互相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结成联盟,将自身不具备竞争力优势的部分借助网络结构和资源整合功能达到优化,通过各个网络成员之间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产生整体协同效应。联盟网络呈现出国家间相对松散的、非正式的、嵌入性的、重新整合的相互联系系统,便于网络成员之间互动交流和资源共享。总之,联盟网络结构与网络关系是考察联盟网络动态演化的主要变量。

(三)网络演化的机理

聯盟网络是适应复杂竞争环境下新的组织形态和战略管理模式。由于网络成员个体的不平衡发展,加之合作动态博弈的作用,使联盟网络的结构和关系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从一般机理上看,网络成员的同质化、偏好依附和多连接性构成了网络演化的内在机制。同质化是指网络内的个体成员在价值理念、行为方式、利益定位、制度设计中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看法,从而更易于取得相互信任,结成联盟与伙伴,使彼此出现相同或相似的政策倾向,并在特定问题上采取高信任的联合行动,从而在合作中达到协同效应。偏好依附是联盟网络中的一个常见现象,它是指网络内等级越高的节点,其新增的节点数就越多,等级越低的节点,其新增的节点数就越少。这就是新增节点的偏好依附规律,它起着一种自催化的作用,当有新的节点加入到网络的时候,它总是引导着新节点选择连接度较高的节点建立连接关系。网络成员节点的增多会使网络成员的联系日益密切,从而带来网络的动态演化。多连接性是指网络内的成员与其他成员的联系密度将影响整个网络的关系进程,这实际上意味着在一个节点上拥有许多关系的个体比关系较少的个体更有可能获得新的关系资源,因而会使网络内成员具有依赖关系的偏好。成员个体的多连接性可以带来资源配置的变化,并催生了网络成员能力的差异化。

在具体路径上,联盟网络内的主导国家可以生成共同愿景,塑造共同威胁,把一些同质性的行为体聚拢在自身周边,构建信任关系,并利用偏好依附规律形成在网络中的多连接性存在,借此可以整合、获取更多网络资源,提升竞争能力,保持相对竞争优势。与此同时,网络中的一些非主导国家则在环境压力和国家利益的双重因素驱动下,缺乏相对独立行动的空间和能力,其政策偏好往往依赖主导国的选择,与主导国的对外行动保持同轨,据此进行利益交换,获得网络福利。联盟网络内的成员通过同质化、偏好依附和多连接性等机制,促使网络结构与关系发生改变,最终推动了联盟网络的演化。

鉴于印太地区集庞大市场、盟友数量和海上战略要道等多种要素于一体,美国高度重视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战略价值,认为美国未来的战略安全和经济繁荣高度依赖印太地区,因而把其列为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和国家军事战略的首要战区,②并表现出其持久介入印太事务的强烈决心和意志。在推动印太战略制定、实施的过程中,美国采取生成共同愿景、塑造共同威胁和利用偏好依附等方式,推动了印太联盟的网络化。其一,生成共同愿景。美国主导的印太联盟网络,也被称为“志同道合的价值观联盟”,它们支撑和追求由美国提出的共同愿景,即“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其实这是美国炮制的虚拟幻影,印太地区的部分国家不明真相,被美国的伎俩蛊惑拉拢,配合美国行动,甘愿充当马前卒,使印太联盟网络的同质性日益突出。其二,塑造共同威胁。为了扩展联盟网络,美国不断向其他国家营造紧张情势,以此塑造现实威胁,同时承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安全责任,以便让盟友和伙伴保持忠诚,遵从美国领导,共同对付所谓威胁。在联盟网络中,美国以本国利益为优先,借助网络盟友和伙伴的力量,全政府、全领域来制衡、打压中国,具有新冷战色彩。其三,利用偏好依附。作为印太联盟网络的主导国,美国利用网络内的偏好依附规律,让加入网络的印太地区国家与其保持相同的战略偏好,使美国能够有效地获得来自网络伙伴的资源,以此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获取相对竞争优势,以应对来自对手的压力。

美国印太联盟网络是一种核心边缘结构。美国处于联盟网络的中心位置,盟国处于次中心位置,而伙伴国则处于网络内的边缘性位置,形成了一种中心

边缘的依附性等级制结构。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美国和处于非中心位置的联盟与伙伴成员,它们各自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功能,其资源获取的能力存在较大差异。位于中心位置的美国,与次中心的亚太盟友形成了密切联系,互动频繁,有助于彼此战略信任的生产。一般来说,联系越多,彼此关系就越紧密;反之,位于网络边缘位置的一些节点伙伴,与网络中心美国的联系比次中心的联盟成员相比,则显得相对较少,彼此关系紧密度较次中心的国家稍弱,从而形成一种不对称的联盟网络。

三、美国印太联盟的网络化:结构一关系的实践进程

印度太平洋地区把印度洋和太平洋两大片区域连接成一个单元,拥有世界上人口最多和最富裕的国家,吸引着美国和其他的全球战略玩家,正在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主要舞台。为此,美国提出印太战略,主要是借助盟友和伙伴的网络化力量来积极制衡中国的崛起。这种战略意图使美国的联盟政策有所转变,改变了联盟网络的结构和网络关系,从而推动了亚太联盟体系向印太联盟网络的演化。在网络结构上,印太联盟网络的权力结构呈现多层化,议题结构聚焦中国崛起和中美战略竞争,地缘结构体现欧美亚大国的跨区域整合联动,制度结构以四国机制为核心。在网络关系上,美国印太联盟网络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成员间关系偏好小多边主义、泛安全化和意识形态化。

(一)结构维度

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力相对式微,依靠自身实力和既有的双边联盟体系已经难以保持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和自身的霸主地位,不得不推动其双边联盟体系向印太联盟网络发展。在印太战略引导下,基于对中国战略竞争和威胁制衡的内在需求,美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传统联盟体系进一步向印太联盟网络扩展。总体上,印太联盟网络是以美国为中心、以中国崛起和大国战略竞争为共同议题、以双边联盟为基础、以四国机制为核心平台的非正式集合体。

在网络结构上,美国联盟网络的演化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联盟网络的权力结构向多层化发展。为了推进印太战略,川普政府正在努力建立一个多层化的联盟网络结构(见表1):第一层由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等五个双边条约盟友组成;第二层包括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新西兰和蒙古国,把蒙古国纳入印太战略伙伴关系,表明美国有意将东北亚进一步纳入印太战略的整体架构;第三层由东南亚、南亚和南太平洋岛国构成,涵盖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孟加拉国、尼泊尔、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老挝、柬埔寨、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汤加等南太平洋群岛国家;第四层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加拿大这几个欧美传统盟友。美国认为,这些西方盟国都把自己确定为在印度太平洋安全事务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太平洋国家”,这种多层结构意在促进印太成为一个网络化区域,其实质是为了美国遏制和打压中国的制衡战略服务。

在美国积极运作下,印太联盟网络中的成员增多,网络密度增大。美国被视为当然的超级中心国家,而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三个国家则是半核心国家。日本负责东北亚和东南亚的部分地区;澳大利亚则负责东南亚部分地区和大洋洲;印度则是负责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美国已经注意到,亚洲地区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更多地在意经济利益,于是开始改变策略,一方面把该地区的经济愿景和发展规划纳入印太战略,作为主要支柱,致力发展和维护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经济秩序;另一方面,开始动员游说更多的国家加入印太联盟网络,试图拉拢更多的国家进入四国战略对话机制,网絡成员数量增多,地理覆盖空间扩展,呈现出“QUAD+”的态势。2020年,越南、印尼、韩国等国已经部分参与了四国对话机制,美国正在力图把其打造成“印太版北约”,让它们在制衡中国时发挥更多作用。

同时,要看到印太联盟网络的成员结构呈现跨区域的态势。在向盟友和伙伴大力推销印太战略的同时,美国还积极游说其全球盟友和伙伴加入其印太战略,进一步扩展联盟网络,以此来平衡中国在印太区域的快速发展和影响。目前,欧洲、亚洲和北美等三大地缘空间的主要战略玩家都把目光投射到印太区域,大国的跨区域整合联动呼之欲出,印太地区的大国战略博弈呈现白热化。

从欧洲来看,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大国都把目光投放到印太地区,正在从边缘位置逐步走向印太中心。英国脱欧后,紧紧追随美国步伐,把其战略触角伸向印太地区。英国政府多次表态,要派遣军舰到南海实行飞行任务。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英国的五国防务安排(FPDA)中,英国与印度太平洋地区有着非常紧密的安全联系,并有意在东南亚扩展自己的安全存在。法国指出,当前的地缘政治趋势可能会威胁到法国的贸易和海洋利益,其在短时间内与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发展了具有高度工具性的双边安全关系,并考虑与英国加强在该地区合作。除了英法两国之外,2020年,德国也发表了印太愿景文件。文件指出,德国认识到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强调与印太地区国家保持和扩大紧密合作关系,包括与东盟等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合作,加强经贸关系,共同解决气候变化、海洋污染等问题,促进教育、科技和学问交流,提高德国的全球竞争力等课题。除此之外,默克尔政府还表示愿意向该地区提供经验和专业常识,加强武器出口管制和军备控制,参与集体安全措施并帮助实行联合国决议。“大家未来几十年的繁荣和地缘政治影响将取决于大家如何与印太地区的国家合作。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地方比印太地区更能塑造未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大家希翼帮助塑造这一秩序——让它基于规则和国际合作,而不是强者的法则。”

从北美来看,加拿大也把战略目光投向印太地区,认为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符合其国家利益,加强与印度、东盟、日本等国的密切合作是其印太多元化战略的重要内容。有智库报告强调,“渥太华与其将自己的利益与快速形成的反华战略联系在一起,不如采用多样化、包容性和稳定的印度太平洋框架,这样它就可以在亚洲实施更广泛的多元化战略”。欧美主要国家参与印太战略有多种考虑:一是在印太地区有大量经济利益;二是美国政府的游说压力;三是这些国家也想彰显自身在印太地区的存在,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其二,在议题结构上,印太联盟网络共同聚焦中国崛起和中美战略竞争带来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挑战,成为美国印太联盟网络对外战略的首要议题。毋庸置疑,中国崛起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中的最重大事件之一,不仅改变了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加速了权力转移的速度,而且也带来了系统性的影响和变革,进而成为美国及其联盟网络共同关注的议题。川普上台后,坚持“美国优先”,推行对华脱钩政策,开打贸易战、科技战、外交战、网络战和意识形态战,中美全面战略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并对世界和区域局势产生广泛影响,由此成为区域国家不得不面临的重大议题。

作为印太战略联盟网络的主导者,美国把与各盟友、伙伴的对话联系进一步横向化,设置了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等经济议题,同时也把南海、台海、东海、民主议题纳入其中,议题结构充满浓厚的中美战略竞争意味。为了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竞争,川普政府大力推进“蓝点网络倡议”(Blue DotNetwork)。蓝点网络倡议是一个由美国政府倡导的、由私人部门参与的基础设施发展愿景计划。具体地说,就是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聚集在全球基础设施发展的共同标准下,维护共同原则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项目。蓝点网络的标准认证将成为市场驱动、透明和财政可持续发展项目的全球公认标志。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也都积极加入这一倡议。201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建设法案》(Better Utilization of Investments Leading to Development Act of 2018),依据该法案,美国成立了新的国际开发金融企业(DFC),注入600亿美金的初始资金,其既定目的是确保美国能够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做出更强有力的回应,为各国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一个有竞争力的替代方案。目前全球约152个国家加入该倡议。

其三,在安全结构上,四国对话机制(Quad)成为印太联盟网络的核心制度架构。虽然四国对话机制早在2007年就已经建立,但是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澳大利亚和印度都顾虑到中国的态度和反应,对参与四国机制态度不积极,四国机制停摆了一段时间。川普政府上台后,出于制衡中国的需要,试图激活四国机制,并努力推动其向北约化方向发展。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双重变化的战略环境下,2017年四国机制得到重新启动。

四国机制的发展趋向具有目标的高指向性和强军事化色彩。美国利用四国机制积极推动四国军事合作,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定期开展对话,相互交换海洋安全信息情报。2020年,澳大利亚首次受邀加入马拉巴尔演习。印度、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四国首次在马拉巴尔演习中“同框”,意味着四国向北约化迈出了关键一步。据媒体报道,美日澳印四国2020年年底在印度召开会议,签署军事合作协议,“印太版北约”正在逐步变成现实。另外,上述四国还与英法共同举办了莱西纳对话(Raisina Dialogue)。自2016年起,由印度、澳大利亚、美国、日本、英国和法国在印度莱西纳举行高级别对话会议(见表2),上述国家海军高级将领参加,主要讨论印太地区的海上战略安全态势与中国的海上战略问题。该对话基本稳定在每年1月中旬召开,迄今已经举办了5次会议,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多边海上战略对话机制。

(二)关系维度

美国在实施印太战略过程中,方式方法上偏好采取小多边化、泛安全化、意识形态化的措施。

一是政治關系上,印太联盟网络的成员互动偏好小多边主义(minilateralism)。美国认为,亚洲多边机构可以成为美国的印太联盟网络的重要成员,促进资源共享,并为美国的地区承诺提供有益的确定性。美国与东盟、欧盟、北约、南太、南盟等多边组织的伙伴关系不断深化,凸显了美国在印太政治和安全领域偏好小多边化路径来解决地区面临的挑战,比如美澳印尼三国、美澳

日三国、美

印三国、美澳印三国;促成美

韩信息共享和危机管理安排以及印

澳战略对话;支撑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EAS)和东盟(ASEAN)等区域机构,特别是与东盟的2+2会议(外长+国防部长),讨论区域安全议题。这些小多边机制是一种网络化的节点防御,它可以通过高层政治联系,利用复杂的双边联盟,把各个节点联系起来,形成防务的网络化,达到应对不同威胁的目的。当然,美国推动小型多边主义意在强化自身在印太地区的全面存在,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甚至达到孤立中国的目的,这些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事情。对此,有学者指出,美国与印太地区的国家、区域组织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可以被改造成为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安全合作机制,它要求加强国家(或其他行为者)之间的双边关系,开展广泛的政治合作以及在其他既定领域的合作。

(1)美澳

印合作。尽管澳大利亚和印度在印度洋存在战略竞争,但是美、澳大利亚与印度在应对中国崛起方面具有共识,都希翼彼此借助对方力量来限制中国在印度洋上的发展。印度国家海洋基金会的学者辛格(Antara GhosalSingh)认为,三国安全合作是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不断演变的地缘政治发展的动力。他认为,在“战略不安”已经成为该地区的一个决定性特征的情况下,“安全联盟和战略对冲”就成为普遍的外交趋势。2020年,印度邀请澳大利亚加入马拉巴尔演习,说明了彼此已经相互妥协,在安全合作上达成了共识。

(2)美

印合作。美国积极推进与印日三边合作的基本逻辑是,日印两国能够对美国印太战略实施提供帮助,可以减轻自身的战略负担;而日印两国也都认为可以获得美国的援助,为自己对抗中国“撑腰打气”。对此,美国以日本作为战略东线支点,以印度作为战略西线支点,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其余盟友和伙伴纳入其中,逐步构建起印太区域新安全架构。三国在印度洋、西太平洋的海洋安全合作积极性高涨,势头一直在增强。2020年,中印发生边境冲突后,印度刻意加强了与美国、日本在印度洋的合作,三国的互动性更加紧密。目前,印度与日本已按照与美国达成的后勤保障协议于2020年9月正式签署协议。美国企图将印度和日本打造成其亚太海洋安全战略的两大侧翼并构筑战略三角,三方合作的基础是同属性身份构建、预设威胁和目标,以及强化双边及三边关系以巩固合作。通过三国合力,美国有意将“印太”发展为一种以安全和经济为双核心的区域结构,把日本和印度打造成印太地区安全的“双侧引擎”,积极促使盟友和伙伴国构建安全合作关系,推动形成以美国为核心的印太联盟网络。

(3)美-日-澳合作。2014年,美日澳三国领导人在澳大利亚发表共同声明,支撑三国开展包括军事训练、建立海上安全保障机制在内的安全与防务合作。2020年7月19日,美国“里根号”航空母舰、日本海上自卫队与澳大利亚海军在菲律宾海域进行三边军事演习,为三方开展无缝合作奠定基础。在整个演习期间,三国在全方位作战环境中演练综合海上行动科目,提高对突发情况的集体准备和响应能力。2020年10月19日至20日,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三国在南海进行联合军演,这是2020年以来三国的第五次海上军事演习。

(4)美澳印尼合作。有学者指出,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尼三国开展合作的基础是学问相似性、經济平等、对共同威胁的感知和大国压力。美国与澳大利亚大力煽动印尼对抗中国。两国积极与印尼就有关提升海上监测能力和维护基于规则的印太秩序进行有条件的合作。在现实中,印尼与澳大利亚在反恐问题上存在分歧,加之印尼奉行不结盟政策,在中国问题上并不想与美国、澳大利亚站在一起。三边合作只能是美国规划的一个愿景,要真正落实还存在一定难度。

(5)美

韩合作。鉴于美日韩三国都把朝鲜视为东北亚的严峻挑战,三国针对朝鲜的海上、导弹等议题进行三边合作,包括高级别政策磋商、联合演习、情报信息交换和人员互访。在美韩互动上,韩国与美国海军合作是两国防务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两国防长、外长年度会议共同关注的议题。2017年,在美韩第49届安全协商会议上,两国认为,增强美韩海军合作,可以提高应对朝鲜在海上“挑衅”的能力;为此,韩国向美国提供釜山、镇海、济州等海军基地。2019年,在第51届年度磋商中,两国还就美国驻韩美军基地搬迁、国防费用分摊、美军地位协定等议题进行讨论,开展合作。2019年6月,美国海军与韩国在关岛签署海军设施和工程备忘录,强调在海军工程部队方面加强培训,实施战区安全合作计划,增强两国海军交流与合作。

在美日合作方面,川普政府与日本保持了紧密的防务合作,特别是在我国东海、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上,美国与日本加强海洋军事情报共享、海洋后勤保障。美日加大联合演习力度,强化海洋合作。2020年10月,美国“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约翰·麦凯恩号”(DDG-56)与日本海上自卫队第2护航舰队在南海共同实行“自由飞行”行动。两国海军全程共同操作和训练,进行综合海上作业,包括海上补给、通信和共用数据链演习,提高对任何突发情况的反应能力。同时,双方加大了举行夺岛演习的频率。根据美军印太司令部发布的消息,2020年10月26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共同举行了代号为“利剑”的年度最大规模演习,演习的重点内容是两栖登陆和夺岛科目,演习地点遍布日本本土和冲绳,双方参演人数高达4.6万人,包括9000名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官兵和3.7万名日本海上自卫队员,美国参加“利剑”演习的军队有印太司令部、太平洋舰队、陆军太平洋司令部、美国驻日本部队、第三海军陆战队远征军、第七舰队、第九十四陆军航空和导弹防御司令部、第五战场协调支队。自1986年首次举办以来,“利剑”演习现在已经成为美日两国规模最大的野外演习项目,增进了双方的战备合作与互操作性。

二是军事上,印太联盟网络内的合作出现泛安全化趋势。美国与联盟网络成员重点加强在军事合作方面的互动,包括联合军事演习、出售先进军事装备、加强军事交流、培训军事人员。美国着力推进“分布式作战”概念,把第一岛链上的部队相对减少,增强第二岛链上的远程作战部队、动态基础部队和特种作战部队,寻求与网络内更多国家签署军事协议,旨在获取更多可以提供互联支撑的基地、基础设施等资源。

其一,以印度为重点,注重加强美印军事合作。出于对抗制衡中国的需要,印度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地位上升,成为其印太联盟网络的核心成员。对此,美国把印度列为主要的防务合作伙伴,在军事装备生产、技术转让、海上安全、灾难应对和反恐等方面开展合作:(1)两国先后签署了一系列防务协议,诸如国防技术和贸易倡议(DTTI)、印美国防合作宣言、后勤交流协议备忘录(LEMOA)和通信兼容性和安全协议(COMCASA)等。2020年,中印边境出现冲突后,美国与印度在2020年10月签订地理空间信息基础协议,两国的防务合作进一步深化,向准同盟关系发展。(2)联合军事演习项目增多。除了邀请印度参加两年一度的环太军事演习之外,美印两国还共同举办了马拉巴尔海上演习。2018年,美国、印度和日本在关岛外海举行马拉巴尔海上联合演习,主要科目是空战、水上作战和对潜艇作战等。2019年9月,美印两国陆军在美国进行了第15次“尤德·阿布亚斯”演习,此次演习旨在为两国军队提供联合训练、计划和实行的机会。2019年11月,美印两国举办第一次“老虎凯旋”的双边演习,演习的目的是在人道主义救援(HADR)行动中发展两军的互操作性。与此同时,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与印度海军还在西印度洋开展海上合作。(3)出售先进军事装备。2017年6月22日,美国批准向印度出售22架价值20亿美金的“捕食者海上卫士”战略无人机,该机可在较大的作战范围内实行海上情报侦搜和监视任务。

其二,积极发展与东盟的军事关系。鉴于东盟的重要地理位置,美国强调东盟在区域中的中心地位,时任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曾表示,“东盟实际上位于印太的中心,它在美国提出的印太愿景中发挥核心作用。”在立法上,美国国会通过了《亚洲再保障法案》,要求建立海洋区域关注项目,同东南亚和南亚国家进行情报及信息分享,促进多边军事合作。这些合作包括以下几点:美国向部分东盟国家提供军备,出售敏感度较高的无人机;宣布向南海周边的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及越南四国出售34架、总价值4700万美金的“扫描鹰”无人机,其中马来西亚12架、印尼及菲律宾8架、越南6架。另外,着手实施军官培训计划,提升东盟有关国家的海上执法能力。

在作战需求和军事基地布局方面,美国希翼加强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基地建设,以完善其印度洋西太平洋军事基地体系。美国正在努力与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国探讨基地使用事宜。2016年,美国获准使用菲律宾的5处军事基地,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马努斯岛重建海军基地。根据2018财年美国发布的《军事基地结构报告》,美国希翼在新加坡以“地区协作点”的名义租借和使用一个价值为3.247亿美金的小型基地。2018年9月,美国在南海六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共常驻668名军事人员,其中现役军人456人。

其三,不断强化与太平洋岛国的军事关系。由于地理位置具有战略价值,太平洋岛国在印太战略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美国也十分注重加强与这些国家的防务合作关系。2019年,印太司令部代表团出访南太平洋岛国,以加强美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军事关系。印太司令部承诺向南太国家提供1320万美金的海外人道主义、灾害和民间援助(OHDACA)拨款项目,组织有关国家在整个地区进行大量的多国联合演习,包括美国陆军的“太平洋之路”、美国海军的“太平洋伙伴关系”和美国空军的“太平洋天使”等训练项目。此外,美国国防部向该地区增加了2400万美金的区域安全援助费用,以增强这些国家保卫领水、开展海上和边境安全行动、打击贩毒和跨国有组织犯罪以及改善机场后勤的能力。最后,美国举办太平洋岛国论壇(PIF),利用夏威夷亚太安全研究中心(DKI APCSS)等机构为太平洋岛国的官员提供培训;在年度援助3.5亿美金的基础上,2019年,向大洋洲国家追加援助3650万美金,以增进与该地区国家的战略关系,持续强化在南太平洋地区事务中的存在。

三是意识形态上,强调联盟网络合作的价值观同质化。川普政府以新冷战思维处理对华关系,极力倡导与其所谓“志同道合”的伙伴、盟友组建价值观联盟来共同围堵中国的发展。首先,与传统盟友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保持密切战略合作,同时加强与印度的民主对话,利用英联邦、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国家(如马尔代夫、斐济、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一起支撑“民主”。其次,着力打造以美日澳印四国对话机制为基础的印太“民主联盟”。再次,拉拢、动员英国、法国、加拿大等欧美盟友,以共同维护所谓的印太“自由民主”价值;另外,有消息指出,美国一直在策划、纠集10-11个国家形成新的价值观联盟,以替代G20,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共同孤立中国;最后,由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成的“五眼联盟”加强安全合作,这个小集团在印太地区以中国为目标,共同开展安全情报信息搜集、共享。

上述情况表明,目前美国亚太双边联盟体系处在转型阶段,正从传统的双边联盟体系向一个由联盟、新伙伴和创造性联系为特征的印太联盟网络发展,这个网络致力于打造一个以中国为共同战略指涉对象,以美日澳印四边机制为核心杠杆,以美国为主导的印太安全新架构。在印太联盟网络中,美国与其主要盟友、伙伴之间的互动存在不对称,既有美日澳印四国的强关系,也有与蒙古、斯里兰卡等发展中国家的弱关系。核心国家与边缘伙伴并存,强关系与弱关系并存,凸显出印太联盟网络的发展演化充满矛盾,难以保持平衡,并使印太地缘政治充满复杂性、敏感性和脆弱性。需要强调的是,在印太联盟网络中,美国与地区盟友、伙伴的战略互动有三个特征:第一,美国意图通过维持不平等同盟关系获得对盟友施加长期控制和影响的关键筹码;第二,美国倾向于将双边交往作为管理盟友体系乃至整个印太关系网络的核心基础,希翼以点对点的方式直接防范或干预盟友的非理性行为,避免被卷入高代价的无谓冲突;第三,美国不同盟友间的关系水平对“轴辐体系”下的多边协调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而美国的干预也始终未能发挥预期效果,使美国组建三边同盟和多边同盟的图谋受挫。这三个特征是把握和理解美国联盟网络动态演化的现实基调。

四、美国印太联盟的网络化:动因与效应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印太联盟的网络化发展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积极制衡策略,其战略意图是借助联盟网络来整合区域的战略资源,减轻自身负担,打压遏制中国崛起,护持霸主地位,究其本质就是维护其国际体系的领导权。

(一)动因挖掘

首先,整合区域战略资源,分摊联盟防务成本,减轻霸权负担。作为全球霸主,美国军事基地遍布世界各地,拥有得天独厚的战略资源,使美军在面对突发事件时,能够快速集结,高效投射到目标地区,进行军事和政治干预。近年来,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已经发生变化,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迅速崛起,让美国认为自己在印太地区的首要地位受到威胁;加之美国国内外问题重重,债务赤字上升,政府难以有效应对,导致治理失灵,从而引发盟友对美国领导能力和安全承诺的质疑,导致美国自身霸权声望下降,战略精英的危机感和焦虑感增强。从本质上讲,美国积极扩展印太联盟网络的目的是,依靠网络内盟友、伙伴力量,集聚各国的有效资源,对美国敌意建构的目标对手进行战略竞争,塑造有利的竞争优势,从而确保其在大国战略竞争中的有利地位,保持全球影响力。

扩大印太联盟网络,提升联盟网络的防务能力,让盟友和伙伴共同承担防务开支,多交“保护费”,有助于减轻美国的防务负担。根据双边联盟条约,美国负有维护盟国安全的义务,但是在各盟国驻军、进行军事活动需要大量经费,高额的驻军费用成为美国财政的巨大负担。为了缓解联盟负担,大西洋理事会的汉姆斯(T.X.Hammes)建议美国要强化联盟网络建设,具体思路有四点:一是要利用第一岛链的战略优势,形成一支坚韧、有弹性的多领域部队,在盟国周围建设分布式打击能力,封锁南海和东海的通道,有助于增强防守;二是采用新的作战概念,更加注重动用低价的新兴技术,包括多模式导弹、远程无人驾驶飞机、智能水雷和无人驾驶舰艇;三是新技术可以而且应该由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制造和部署,以加强联盟关系,提高它们的自卫能力;四是武器的自动化对于亚洲防务极其重要。通过上述措施,美国的联盟防务开支由各方分担,美国负担大大降低,同时也可以集中国内的优质资源,向防务部门倾斜分配,从而达到提升防务竞争能力的目的。

其次,扩展国际联盟网络,积极制衡中国,全面打压中国崛起。印太联盟网络的首要指涉目标对象是中国。川普总统执政后,不能正确看待中国的和平发展,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把中国崛起视为对西方模式、价值观、治理制度的巨大威胁,会动摇西方自由主义体系与秩序的基础,挑战美国的体系霸主地位。美国战略界普遍认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优势正在面临中国的赶超,这让美国感到焦虑和担忧。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提出者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国很可能会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基于这种场景假设,美国对中国倍加担忧。海军退役将领詹皇·斯塔夫里迪斯(Jamesstavridis)认为,美国海权在亚洲面临三重地缘政治风险,其中首要风险来自中国。这三个风险是:其一,中国蓝水海军的崛起,已经拥有航空母舰,已经具备真正的深海、进攻性力量投射的能力;其二,俄罗斯海军开始复兴,特别是先进的潜艇、高速巡航导弹和鱼雷,以及无人驾驶技术的发展,对俄罗斯海军的能力提升意义重大;其三,网络战工具的兴起,朝鲜、伊朗、叙利亚掌握的网络技术工具可能以不对称的方式威胁美国的舰队。正是由于中美军事实力差距的缩小,美国才把中国视为真正的对手,而且是一个无法遏制的对手。在负面认知和战略紧迫感的推动下,美国制衡中国崛起的意愿更加主动积极,并强力扩展其联盟网络。为此,川普政府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冷战化措施,包括有计划地开启中美脱钩进程,开打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和认同战,甚至包括在台海、南海等灰色地带玩弄“边缘游戏”策略,这些做法表明,美国对华遏制已经出现全政府、全领域、全社会介入的态势,不仅暴露了其一贯的虚伪、霸道、蛮横的真实面目,而且也极大地危害了地区和平与安全,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双输行为。

在印太战略报告中,美国把中国视为所谓“修正主义国家”,试图破坏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推翻现行的国际体系。“修正主义”是指通过逐步改变现有的全球体系或秩序,通过新的措施或主动行动,彻底推翻或者修正现有全球体系或秩序的行为。在印度学者看来,渐进式变革意味着一种渐进式的修正主义力量的崛起,突然或迅速的变革则意味着一种革命性的修正主义力量的崛起。从本质上说,修正主义势力的目的是增强其在全球决策过程中的权力、地位和权威,寻求重塑国际体系,并最终使秩序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革命修正主义势力通过现实主义的镜头来看待这种努力。美国及其部分盟友认为自身利益受到中国崛起的冲击和影响,因而基于共同制衡中国的需要,以“志同道合的价值观”同盟为借口,强化美日澳印四边战略对话机制,对中国进行战略制衡。

最后,释放政治信号,增强联盟内部团结,巩固自身霸主地位。在联盟网络内部,亚太地区传统的双边盟友和伙伴在安全上依靠美国,它们对中国的发展持有偏见和不信任,强烈希翼美国能够继续在印太地区提供安全保障,能够与中国进行抗衡,带领它们维护和重建所谓“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日本和澳大利亚就是这种类型的国家,这两个国家的政客游说美国,迫切要求美国履行对盟国的安全承诺,对中国采取对抗措施。2017年,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在首次与川普总统会见时就所谓如何应对中国进行了讨论,他对川普称“这是本世纪最大的课题”。联盟内部出现对美国的杂音不利于美国维护自己的权威,出于维护联盟团结和巩固自身权威的需要,美国迫切需要扩展联盟网络。拜登政府上台后,更加重视价值观外交,强化与盟友和伙伴的协调,谋划重组“民主联盟”,共同应对所谓“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挑战”,重振美国的领导地位。有外交分析人士指出,拜登政府的“美國回来了”其实就是回归到所谓美国“例外主义”的外交政策传统,这与川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并没有实质改变。

(二)联盟网络的演化效应

美国印太联盟的网络化对于重塑印太格局与秩序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印太区域安全新架构可能会加速形成。在印太战略推动下,美日澳印四国将极有可能推动印太安全联盟和价值观联盟的形成,即形成所谓“印太版的北约”;另一方面,美国可以利用四国机制,向联盟和伙伴进行负担转移,让盟国和美国分担更多的防务费用,向伙伴索取更多的“保护费”。澳大利亚学者建议,美国应该积极推动联盟向可共享性、共分担的方向发展。美国向联盟转移负担的做法,也让盟友、伙伴对美国的霸道蛮横有苦难言。有学者指出,“印太联盟合作的兴起,标志着双边和排他性的美国领导的联盟框架向更具包容性的新安全架构的逐步转变,这一架构越来越多地反映了新结构的多样性以及该地区新安全挑战的多元性。”

首先,美国扩展印太联盟网络导致地缘政治重构。一方面,这意味着美国把战略精力从欧洲、中东地区转向印太地区,可以着力重构印太地缘战略,这意味着俄罗斯在欧洲、中东面临的地缘压力将有所缓解;欧洲与俄罗斯因为克里米亚事件而日益紧张的关系将有所缓和。另一方面,联盟网络的扩展也将增强大国在印太战略竞争的烈度,使原本就已错综复杂的地缘环境更加脆弱。比如,在印巴冲突中美国偏袒印度,加剧印巴矛盾,造成南亚区域和平与稳定难以持久;美国与印度在印度洋加强海洋军事合作,印度采取“东进政策”配合美国进入南海,极大地冲击了西太平洋的地缘军事平衡,给我国与东盟国家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带来干扰,破坏了南海的稳定。

其次,印太安全架构对立化。一方面,川普政府推行“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外交学说,依旧坚持过时守旧的冷战思维,偏好用联盟网络来制衡竞争对手,激活了四国安全对话机制。虽然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四国在威胁认知、军事能力、战略优先地位、承担潜在报复代价的能力、战略学问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异,但并没有影响四方的安全合作。2017年,QuAD认为,中国崛起使四国的共同利益受到侵蚀,是四国战略安全上的共同威胁;它们难以单独应对中国的崛起,因此需要进行联合,共同采取行动,维护地区稳定的力量平衡、海洋自由,加强和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对抗所谓“债务陷阱”外交,限制中国通过所谓“胁迫手段”来宣示领土主张。另一方面,中国在印太地区积极构建开放、包容、合作的新区域安全架构,以“新安全观”为引导,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追求普遍、综合、共同的安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获得区域国家的高度认同。目前,中国已与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被纳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等重要国际机制成果文件。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正在不断丰富和深化,健康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创新丝绸之路的出现,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动能。但是,由于美国顽固坚持对华“冷战”思维,推动联盟网络扩大化,造成两种安全观念、两种安全架构在印太地区出现对立化态势。

再者,印太战略让中国周边安全生态恶化,不确定性风险增多,战略压力加大。必须承认,川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已发展成为遏制和围堵中国的战略框架。我国学者叶海林指出,印太战略对华的遏制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印太战略具有明显的方向性,即从地缘战略的角度对中国进行弧形遏制,其战略动机十分明确;其二,印太战略主要手段是扩展军事同盟,协同威慑中国。印太战略背景下,美国联盟网络的动态演化实际上反映了参与围堵中国的国家数量在扩大。在过去,美日同盟是遏制中国的主要战略力量。无论是南海争端、台湾海峡问题,还是东海钓鱼岛问题,密切协调的美日同盟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美国在南海、台海、东海等水域实施所谓“自由飞行”计划,正是借助美日同盟。川普上台后,澳大利亚和印度相继加入对华包围圈,从而给我国周边安全带来更大的地缘战略压力。莫里森政府对美国言听计从,政治上执意追随美国,在对华关系上不断制造麻烦。2018年4月,中澳两国海军在南海发生“对峙”。澳甚至还多次派遣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企图介入台海问题。这些举措表明澳大利亚一方面急于向美国邀功,另一方面也急于展示自己在印太的存在。在与中国发生边境冲突后,印度急速倒向美国,相继与美国签署了一系列防务合作文件,形成准盟友关系,同时也大力挑拨中国与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南亚国家的合作关系,制造麻烦。作为印度洋大国,澳印两国不只是为中国增添了麻烦,更严重的结果是,它们可能在印度洋上干扰我国落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给我国海洋运输安全带来不确定性风险。

最后,增加中国战略协调难度。现阶段,中国崛起的最主要战略任务是要确保“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要实现伟大战略目标,对内要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注重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在对外关系方面,太平洋是我国战略安全的主要方向,印度洋是次要方向。由于印度洋相对较远,对中国构成的威胁相对较小,加之中印关系的矛盾与冲突也处于可控之中,因而中国长期对印度洋和南亚次大陆的战略关注和投入相对较少。当前,印度成为美国主导的印太联盟网络的重要成员,虽然综合国力相比中国要弱,但是其拥有核武器,加之与美日澳俄等国有密切防务合作,国防能力不容低估。其不仅利用边境问题向中国进行挑衅,同时还在印度洋地区对中国进行战略牵制,威胁中国在环印度洋地区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这使中国不得不更加关注南亚地区,从而分散中国对美外交的资源分配,增加了主次战略的协调难度。

五、美国印太联盟的网络化:限度和效度

客观地讲,印太地区部分国家与中国存在边界争端,对中国快速崛起怀有恐惧心理,一些中小国家在安全上依赖美国,这为美国扩展印太联盟网络提供了操作空间,为其强化在印太的前沿存在提供了机会。但在现实中,美国印太联盟的网络化并非会一帆风顺,未来它将受到美国国际领导力式微、国内治理、联盟管理和区域国家选边站队的诸多限制,多重困境并存将给美国印太联盟网络的动态演化带来不确定性,使其现实的作用发挥受到某种程度的抑制,难以达到美国的战略预期。

一是国际领导力式微困境。近年来,美国霸权相对式微,国际领导力随之下降,对外战略被迫调整,以更好地适应全球战略环境的變化。川普总统执政后,坚持“美国优先”理念,推行“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外交,在国际组织中不断“退群”,采取极限施压手段,大搞“不道德交易主义”,加之2020年的“新冠”疫情应对不力,使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出现严重混乱。《金融时报》主编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认为,川普时代意味着两个终结:一是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终结,二是美国主导的地缘单极化格局的终结。霸权衰落显然削弱了美国在联盟网络中的道德权威和领导地位,使得盟友与伙伴对美国的领导能力出现信心赤字,地区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度和忠诚度都在下降,印太地区国家已经不再把战略赌注全部押在美国身上。美国的领导力和信誉的衰落,意味着印太联盟网络的发展动力不足,未来如何演化,值得密切观察。

二是国内治理困境。川普政府时期,美国经济发展低迷、失业人数上升、移民问题加重、种族矛盾上升,再加上“新冠”疫情问题,让美国国内治理混乱,川普政府束手无策,难以在对外联盟问题上投入更多有效资源与精力,联盟网络的运营质量与效率都受到影响。再者,川普政府对外战略的重心在于积极推动印太战略落地,这需要长期的高额投入,无论是升级防务装备,实行“自由飞行”计划,强化军事基地建设,还是推动与各国名目繁多的联合军事演习,都需要庞大的财政经费支撑。但是美国政府已经是债台高筑,2020年累计达到22万亿美金,债务占GDP的比例达102%,70多年来首次超过经济规模。巨额国债让美国面临财政危机风险。还有,川普政府治下的美国已经出现政治极化,对美国治理系统的整体运行造成巨大冲击,多元选民出现严重对立与分裂。民主党与共和党彼此相互攻讦,造成美国政坛争持不断,政党政治的内耗严重掣肘对外政策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有美国将领认为,影响印太战略成效的主要障碍是美国国内政治的限制,这些限制性因素包括预算限制、政党斗争,以及政治经济的不同步。最后,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川普政府重视不足,应对疫情失败,给美国造成巨大损失。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全球“新冠”肺炎数据实时统计系统,截至2020年10月20日,全美共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累计826万例,死亡22万例。印太联盟网络的动态演化是建立在政府战略意志坚定和财政基础良好的前提下的,没有这两个基本条件,印太战略难以为继。简言之,失败的国内治理分散了美国政府的对外战略精力和资源分配,成为印太战略实施中的内在障碍性因素。

三是联盟网络的管理困境。美国与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存在不少矛盾,这些矛盾如果持续加剧,得不到缓解,势必会影响盟友之间的信任与团结,给联盟网络的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影响到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进程。从当前来看,美国联盟网络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内部管理上:其一,美国对盟友过度压榨。美国以“美国优先”为理念,以极限施压的交易谈判为手段,向盟友过度勒索,意在转移霸权维护成本。川普政府以盟国的防务预算支出达不到GDP的2%为要挟,要求盟友增加防务支出,分摊负担,迫使其欧洲、日本、韩国等盟友纷纷大幅增加防务支出。这引起盟友不满,对美国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下降。其二,联盟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彼此矛盾重重。美国印太主要盟友位于亚洲,但是各国在历史、领土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使美国印太主要盟国间的合作遇到结构性障碍。例如日本与韩国之间因为历史问题的认知差异,导致双方在贸易、军事情报互换等问题上出现紧张。日本与韩国不睦,直接影响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合作行动。还有,美日两国在冲绳军事基地问题上存在较大矛盾。冲绳军事基地建设给日本政府带来巨大财政和民意压力,加之基地建设给当地生态环境带来破坏,也给当地居民的健康、生活与工作带来困扰,遭到当地居民的反对,要求搬迁的声音一直很大。日本学者提出阻止美国和日本中央政府在冲绳扩建军事基地,日本冲绳地方政府也开始着手吊销有关建设执照。其三,盟友质疑美国安全承诺的持久性与可靠性。随着美国相对实力的下降,加之川普政府的政策反复性,使美国的盟友对美国的联盟义务承诺感到信心不足,这些承诺包括撤军、抬高保护费、不履行保护义务等。显然,如果没有盟友的合力支撑,美国印太联盟网络就难以获得成功,甚至难以维系。就连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的澳大利亚也出现了“三心二意”的迹象,正在探寻降低对美国安全依赖的可能,“当美国削弱的时候,澳大利亚应该寻求让其防务联盟网络多样化”。英国《卫报》认为,美国的防务战略在印太地区面临不可预想的危机。

四是地区国家选边站队困境。印太地区已经形成了双中心结构,即经济中心是中国,安全中心是美国,这种结构造成了区域国家“经济依赖中国,安全依赖美国”的双重依赖现象。双重依赖是区域国家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但是美国却极力逼迫他们“二选一”,给这些国家带来两难选择困境,即选择中国,担心美国动用不正常的贸易手段、军事手段和外交手段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与发展;选择美国,又担心失去中国这一巨大市场。在经济层面上,中国是美国在印太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盟国与中国也存在巨大经贸依赖,难以完全站在美国一边对抗与遏制中国,以免损害自身经济利益。它们倾向于在中美之间进行双重战略对冲,而不是战略对抗。在安全层面上,一些国家的政策重点是如何应对陆上恐怖主义威胁,而不是对抗中国,即使联盟网络有统一的战略目标,也会产生“集体行动困境”,影响联盟国家之间的战略互动与合作。无论是印度、东盟、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还是其他国家,都难以完全倒向美国,也不会甘愿成为美国的战略棋子,这就是区域国家在中美夹缝中的选边站队困境。选择与中美两国同时保持关系,显然最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即使在中美印三边关系中,印度也存在类似问题,一方面印度积极打中美战略竞争的牌,以期能够从中获利;同时,其又长期坚持不结盟政策,与美国是非盟友关系,印度深知美国拉拢自己的主要意图就是利用自己来对抗中国。正是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考虑,中印两国并没有因为边境冲突而导致两国关系破裂,可见,印度并不想陷入与中国对抗的战略陷阱。有学者指出,美国印太战略的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美国,而是取决于中印之间的分歧。这种观点反映了印度希翼在中美战略竞争中保持微妙平衡,但是川普政府咄咄逼人的态度和做法使其难以达到目的。印度的困境反映了印太地区国家普遍的外交困惑,它们在大国关系上“走钢丝”如履薄冰。

客观地讲,多重困境同时并存是客观事实,既有美国自身的能力因素,也有其盟友伙伴的利益因素,各种因素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并非一国之力能够解决,寄望在短期内解决困境不现实,印太联盟网络的发展必然要受此掣肘。加之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太地区的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日益紧密,相互依赖程度加深,这些国家不会紧紧追随美国,而是基于自身战略利益考虑,选择理性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说,美国的印太联盟网络不是铁板一块,其未来发展充满不确定性。

六、结论

在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印太联盟的网络化是其霸权思维的产物,它通过加强与盟友、伙伴的安全关系,打造以美国为主导的、以四国对话机制为核心的新区域安全架构,维护以美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同时它也是美国对华“新冷战”思维的体现,美国试图通过联盟网络进行资源统筹,提升军事威慑,安抚盟友伙伴,达到防止中国主导东亚地区秩序,维护有利于美国的地区战略平衡的目的。无论是川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美国都对中国实施遏制战略。特别是在近期,美国利用所谓新疆问题和香港问题,纠集西方多个盟国对中国进行政治抹黑、攻击和制裁,同时在台海、南海和东海等关系中国领土主权的核心利益问题上不断进行军事挑衅,国会抛出专门指向中国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这些举措都是美国霸权心态作祟的结果,反映了其无法有效遏制中国崛起而充满焦虑的急躁政治情绪。

在印太战略场域中,要看到美国联盟网络的变与不变。一方面,美国在印太联盟网络中的中心地位没有改变,虽然美国相对实力下降,但是依然没有削弱其在联盟网络中的领导地位和影响力,网络内的美国盟友、伙伴大多也都在美国川普政府的极限重压或者利诱之下唯美国“马首是瞻”,特别是澳大利亚、日本等国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变化主要有三点:其一,联盟网络结构正在出现跨层化、跨区域化的整合态势,联盟网络关系向小多边化、泛安全化、意识形态化方向发展;其二,联盟网络正在向机制化方向发展,以美日澳印四国为基础,美国着力构建“印太版北约”,其反华属性越来越浓厚;其三,联盟网络的内外矛盾在积聚,美国的国际领导力下降、国内治理失败、联盟管理危机和盟友选边站队两难等多重困境叠加,对美国的联盟网络的管理和发展构成消极影响。

美国印太联盟网络的演化对我国周边战略环境带来巨大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挑战,对我国安全利益维护产生消极干扰。对此,中国要始终保持对时代主题和宏观大势的理性判断,运用战略智慧,处理好战略定力与战略主动的关系,处理好斗争与合作的关系;同时,要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大力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擴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利合作,扩大中国的国际“朋友圈”,形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行动共同体,最大限度地化解和对冲美国印太联盟网络扩展带来的战略风险,争取塑造新的战略机遇期,确保“第二个百年”的奋斗目标能够如期实现,这既是回应美国印太联盟网络发展演化的最有效方式,也是当下中国要着力实现的最主要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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