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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强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行为逻辑:基于竞争烈度、依赖结构与利益偏好的说明

2021-09-24 06:05孙通刘昌明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21年4期

孙通 刘昌明

关键词中等强国 中关战略竞争 竞争烈度 依赖结构 利益偏好

历史上崛起国与守成国的权力转移过程无一例外地伴随着两个或多个大国间的激烈竞争甚至对抗。这使得处于大国战略竞争旋涡之中的中等强国常常面临在大国中如何权衡并进行选择的难题。这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近代以来作为国际体系重要行为体的中等强国在面对区域和全球层面崛起国与霸权国竞争时的策略选择存在显著差异。在崛起国中国与霸权国美国围绕国际秩序主导权的战略竞争过程中,加拿大、印度尼西亚、阿根廷等中等强国或采取在中美间选边站队的策略,或采取在中美间两面下注的对冲策略,又或因具有较高的自主性在中美竞争中采取与两大国保持距离的疏离策略。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中等强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采取不同的政策和行为?大家能否通过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历史案例的梳理,提炼出影响中等强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行为选择的典型变量,搭建一般性的理论框架并加以验证?为解答这个问题,本文在考察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经验事实的把握与归纳,提出具有创新性的替代性说明路径。本文首先搭建中等强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行为逻辑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可供检验的因果假设,即在影响中等强国对外行为的诸多因素中,竞争烈度、依赖结构与国内利益偏好因素可以显著作用并影响中等国家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行为选择;进而考察加拿大、印度尼西亚以及阿根廷在中美战略竞爭中的政策行为,对上文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验证。

一、对现有理论和文献的述评

随着国际政治研究逐渐走出“大国研究偏好”的泥淖,学术界关于中等强国对外行为和外交政策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尤其在近年来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中小国家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政策与行为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现有关于中等强国在大国竞争中对外政策和行为选择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关于中等强国对大国竞争中对外政策或行为选择的类型化研究;二是关于中等强国在大国竞争中政策行为的国别研究。

(一)中等强国在大国竞争中行为逻辑的理论研究

一些学者强调体系结构因素对中等强国对外行为的影响。奥根斯基(A.F.K.Organski)和吉尔平(Robert Gilpin)指出,中等强国充其量只是在两个相互竞争的大国间被迫做出选择的有意识参与者,无法对国际体系变化产生实质性影响。在最坏的情况下,它们将成为大国竞争过程中被利用的棋子。吴翠玲(Evelyn Goh)则认为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互动所形成的二元格局是东南亚国家进行两面下注的主要原因。布洛克·特斯曼(Brock F.Tessman)则构建了一个体系层次的分析框架,指出国际体系中的权力集散程度影响一国在大国竞争中的行为选择。例如在权力趋于集中的单极体系下,追随是主导行为;而在权力趋于集中的多极体系下,制衡是主导行为。

还有一些学者强调威胁感知、利益偏好、政治精英、地理位置、相互依赖等单元层次因素对中等强国行为选择的影响。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在大国“威胁制衡”理论的基础上探究了弱国面临威胁时的行为选择,指出弱国追随大国的行为与其面临安全威胁的强弱程度有关。康灿雄(David c.Kang)进而从威胁认知视角出发对非战争时期次等国家对大国的追随行为做出说明,指出“追求利益”(Bandwagoning for interest)也是次等国家追随大国的重要原因。李宋元(Lee Soohyung)认为中等强国在中美竞争中采取对冲策略的形式和目的可能会因一国对中国崛起的接受程度或拒绝程度而大不相同。受此影响,东亚地区国家对冲策略并非追求中美两边的绝对平衡,而会处于介于平衡策略与追随策略之间某个位置。陆伯彬(Robert s.Ross)与香农·托(ShannonTow)则指出不同地理位置对于东南亚国家的政策选择的影响,陆上国家易受中国影响而海洋国家易受美国影响。这导致东南亚国家在中美竞争中的行为选择出现差异。基欧汉(Robert O.Keohane)与奈(Joseph s.Nye)则认为,中等强国可以与大国进行战略互动,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回报降低其对大国依赖的脆弱性。中等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最佳选择是与一个更强大的国家紧密依赖。

(二)中等强国在大国竞争中政策行为的国别研究

中等强国在大国竞争中政策行为的国别研究也是学界关于中等强国外交研究的重要方面。这其中,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等中等强国又是学者关注的焦点。

学界主要关注中美竞争对澳大利亚的影响及其应对。尼克·比斯利(NickBisley)指出,新时代的中美竞争将会使澳大利亚更频繁地与美国站在一起,这会让澳大利亚试图在中美之间维持微妙平衡的行动变得愈加困难。本杰明·施里尔(Be njamin Schreer)也认为,在中美竞争加剧背景下,澳大利亚将被更多地要求协助美国遏制中国,并加强与地区其他伙伴的战略接触。正如澳大利亚寻求美国的支撑来对抗中国在南太地区日益扩大的战略影响力一样,美国也希翼澳大利亚加入其主导的“遏华联盟”。

也有学者关注韩国在中美之间的行为选择。戴维来认为,中国的崛起使得韩国在中美之间面临战略选择困境。韩国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而在安全上高度依赖美国。如果韩国安全上紧跟美国会引起中国不满,安全上保持中立又招致美国不满。随着中美竞争趋于激烈化、显性化,韩国不得不权衡韩中、韩美关系中的利益冲突,在军事安全领域对中国持谨慎的态度,并在两国间努力寻找一个理想的平衡状态。J.詹皇·金则指出韩国平衡外交政策在实施中面临的限度,认为韩国在中美间试图维持平衡的外交政策将受到中美两国施压的考验。一旦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加剧,韩国在中美间的平衡外交政策的实施将受到两个竞争大国要求的限制。张慧智则进一步指出,萨德入韩的例子表明,一旦中美走向对抗甚至冲突,韩国或将“选边”美国,协助美国加强对中国的遏制。

还有一些学者关注加拿大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政策动向。布鲁斯·吉利(Bruce Gilley)认为,随着中加关系日益紧张,加拿大政府更倾向于加强与美国的传统关系。杰里米·帕尔蒂尔(Jeremy Paltiel)进一步指出,加拿大与中国的良性互动主要源自对中国参与维持包容性全球秩序的期待。但这一正面预期正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声音。质疑者担心中美激烈竞争的零和关系将迫使加拿大不得不选边美国。黄忠更是开门见山地指出,一旦中美竞争加剧,加拿大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站在美国一边。

以上对中等强国在大国竞争背景下行为选择的说明具有一定的理论与政策价值,为大家聚焦中等强国,分析中等强国在大国战略竞争中的行为选择做了重要铺垫。不过,既有研究大多关注小国或区域内中小国家在大国竞争中的行为选择问题,缺少专门针对中等强国在大国竞争中行为逻辑的类型化分析。同时,现有对中等强国在大国竞争中行为选择的研究仅限于对具体个案的国别研究,缺少将多个案例共同纳入考量,从而揭示中等强国在大国竞争中的行为逻辑一般性研究。鉴于学界对中等强国在大国竞争中行为理论分析的欠缺以及中等国家作为国际社会重要行为体的代表性和示范性,本文选择中等强国作为分析对象,尝试以竞争烈度、依赖结构、国内利益偏好作为变量,构建中等强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行为逻辑的分析框架,对现有研究观点进行补充和创新。

二、中等强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行为逻辑

纵观历史可以发现,当面对崛起国与霸权国在地区或全球范围内的竞争或对抗时,国际体系中的中等强国采取了选边、疏离、对冲等不同的策略。就中美战略竞争而言,中等强国之所以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出现差异性的行为选择,一方面受到大国竞争烈度、对中美依赖程度等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国内经济发展程度、国家战略偏好、自主性认知、战略学问等国内因素通过塑造一国的利益偏好,最终影响并决定中等强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具体政策和行为模式。换言之,结构性变量是自变量,塑造但不最终决定中等强国的对外行为;而国内因素是中介变量,传导结构变量发出的指令并根据自身利益偏好制定和调整对外政策。

(一)概念界定

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是研究中等强国在大国竞争中行为选择的前提。如何认定中等强国(Middle Power)一直是一个令学界困惑的问题,因为国际体系中的中等强国往往在某些领域具有明显优势,但整体上又暴露出实力和影响力的局限性。一般而言,中等强国是指实力介于大国和小国之间,具有中等力量或规模的国家,他们虽不具有大国(Large State)的国力条件和国际影响力,但在国际社会又发挥不同于小国(Small State)的作用。中等强国大多是具有较强地区影响力和战略自主性的地区性大国,能够为自身开辟出适合本国国情的专长区域和折冲空间,并在面对大国时拥有相较小国更高的自主选择空间。但同时,囿于自身有限的经济规模和相较大国孱弱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中等强国在国际事务中没法发挥像大国一样的影响力,因而常常沦为大国博弈的附庸以及大国拉拢和施压的对象。从上述界定来看,中等强国概念主要有两重内涵:一是指这类国家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处于大国与小国之间的中间位置;二是指这类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拥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在与大国互动中具有高于小国的自主选择空间,在面对大国时的行为选择更加多样化。根据学界对中等强国的界定和范围划分,加拿大、印度尼西亚和阿根廷属于典型的中等强国,因而本文在案例验证中选取这三个国家分析其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行为选择。

同样,大家还需要对一国在大国竞争中的“选边站队”、“对冲”(两边下注)、“疏离”行为进行概念上的界定。本文所使用的“选边”“对冲”和“疏离”概念是针对一国在大国竞争中如何权衡取舍而设立的结果变量。其中,选边(takingsides)是指中等强国在地区或全球性崛起国与霸权国的竞争中采取模糊或明确追随一方并制衡另一方的战略行为。对冲(hedging)本是在金融学中的术语,在本文中特指中等国家在面对两个以上的大国进行权力角逐时为了减少战略选择的不确定性、降低或回避风险而进行的“两面交好,但同时又保持一定距离”的平衡外交策略和行为。从这个意义上看,学界常用的“大国平衡外交”“两端外交”其实也具有“对冲”的基本特点,皆意指一国在与两大国互动过程中,争取皆交好、避免都交恶的对外战略和行为。疏离(isolating)实际上是一种不与任何一大国关系紧密,对大国竞争袖手旁观、不作为的行为,类似于一些学者提到的躲避(dodge)、等待(waiting)、观望(wait-and—see)或推诿(buck-passing)。本文认为,疏离策略不属于选边或对冲的任何一类,是指一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与大国保持距离、导致与大国关系疏远的对策。在此,大家不考虑一国是否存在这种意图,只要不存在与竞争中的任一大国保持紧密战略关系(经济或安全)的政策或行为,就可以被认定为其在大国竞争中采取“疏离”的策略。

(二)竞争烈度与中等强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行为选择

不同于一般性的国家间竞争,大国间的战略竞争属于大国为争夺地区或全球领导地位而进行的全方位竞争甚至对抗(冲突)的高级形式。竞争烈度在本文中是指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战略竞争的激烈程度。竞争烈度作为一种程度性变量,可以根据大国间的竞争方式和竞争范围进行衡量和判断。同时,学界关于大国战略竞争阶段划分的共识性观点也可作为判断战略竞争烈度的重要参考。本文认为,当竞争双方在利益上不存在根本冲突,双方均采取相对温和的非零和竞争方式且竞争范围局限于单一领域或局部区域时,大国战略竞争处于烈度较低阶段;而当竞争双方利益上的冲突性增强,大国间在权力地位、制度规则、经济科技等展开全方位竞争甚至对抗时,大国间战略竞争的烈度较高。

大国战略竞争的烈度作为一种体系变量,塑造中等强国在大国间的行为选择空间。当中美战略竞争烈度较低时,中等强国并不会面临在中美间进行选边的巨大压力,因而拥有较为宽裕的战略选择空间和更多的政策回旋余地。因此这一时期除非对未来事态发展和自身利益有非常明确的预期,否则中小国家没有必要进行選边站队。而当中美战略竞争烈度较高时,中等强国在中美间的政策选择空间被急剧压缩,这极大地降低了中等强国游走于大国关系中的舒适感,使其面临两难的选择困境。

(三)依赖结构与中等强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行为选择

与基欧汉和奈提出的国家间“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概念不同,本文仅关注中等强国对竞争中两大国的单方面依赖程度。在借鉴基欧汉和奈将国家间复合相互依赖关系划分为均等依赖、绝对依赖、不对称依赖关系三种类型基础上,本文将一国对竞争中两大国的依赖结构划分为互不(高度)依赖、单边(高度)依赖、双边(高度)依赖三种类别。当一国对竞争中两大国的依赖程度均较高时,属于双边依赖结构;当一国的经济和安全均高度依赖某大国时,则属于单边依赖结构;而当一国在经济和安全两个层面均不存在对于竞争中的两大国的高度依赖时,则属于互不依赖结构。

本文对中等强国依赖结构的划分标准主要通过比较中等强国对大国经济和安全依赖程度来衡量。在经济上,一国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度、与大国贸易占该国对外贸易(进出口份额)的比重、中等强国对大国贸易依赖的脆弱性程度(是否具有可替代性)等是评估其对一国经济依赖程度的重要参照。一般而言,如果A国属于出口主导型经济,且当某大国B在A国对外贸易中所占份额较高时,则A国对大国B的经济依赖程度较高;反之,当大国B在A国对外贸易中所占份额较低,则中等强国对该大国的经济依赖程度较低。但现实中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如果一国通过政策和市场调整与大国贸易依赖关系的成本并不高昂,且该国与大国经济依赖仅限于贸易而非国内投资,则该国对大国经济的实际依赖程度并不高。例如在中澳经贸关系上,中国虽然是澳大利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中国对澳出口的产品多为技术含量较低的生活用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可替代性较高。同时,澳大利亚对中国投资心存忌惮,这导致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占比极低,仅占美国对澳投资的十分之一不到。因此,虽然从对华进出口的数据上看澳大利亚对中国经济依赖程度很高,但受澳大利亚通过政策和市场来调整对华贸易依赖关系的成本并不高昂,以及中国在澳投资比重较低影响,澳大利亚对中国经济依赖的脆弱性较低,远未达到不可替代的高度依赖程度。中等强国对大国的安全依赖程度主要通过两国间安全关系的紧密程度来衡量。当中等强国与大国安全合作关系紧密(一般为同盟关系)时,对大国的安全依赖程度较高。而当中等强国与大国安全合作关系松散或是缺失时,对大国的安全依赖程度较低。此外,双边同盟关系在安全依赖程度上要明显高于存在第三方国家或集体安全机制的保护的国家。

与竞争烈度类似,作为一种结构性变量,对大国依赖结构也间接塑造了中等强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行为选择区间。例如,当中等强国对中美依赖程度均较低时,它在对外政策制定中往往拥有更高的战略自主性,不易受到来自崛起国或霸权国施压和牵连,因而在大国战略竞争中多采取置身事外、隔岸观火的疏离策略。当中等强国对大国单边高度依赖时,其战略自主性较低,对外政策和国家利益极易受到大国施压的影响和牵连,因而对外政策和立场常带有较明显的偏向性。而当中等强国对中美依赖程度均较高时,其对外政策虽面临来自两大国的双重压力,但同时该国也可以利用自身与两大国的紧密联系来实施“两面下注”的对冲策略。

(四)利益偏好与中等强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行为选择

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强调威胁认知、战略自主性、战略学问和国家凝聚力、动员力等国内因素对一国对外政策和行为的影响。本文在借鉴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观点基础上,引入“利益偏好”这一中介变量来说明中等强国与大国互动的战略行为。在此,利益偏好是指中等强国在几种战略目标和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取舍的倾向性。本文认为,作为具有较强战略自主能力的国际行为体,中等强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核心利益考量大致可归纳为自主性(autonomy)、安全(security)和福利(welfare trade—off)三类。这也基本符合具有一定战略自主能力的国家在面对大国竞争时的利益取向和战略目标。虽然不同国家间在利益偏好的界定上并无太大异议,但由于在安全关系、意识形态、地理位置、战略学问和历史经验等方面的差别,各国在排列国家利益的优先顺序、评估具体威胁及其应对方式上可能就会呈现出各自的独特性。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在国家利益偏好上更看重意识形态与对美关系;而印度尼西亚则更重视东盟地区组织在中美竞争中发挥的对冲作用,希翼促进本国繁荣的同时维持在大国间的自主性。正是由于国内因素的差异,导致各国对自身利益偏好的认知出现差异,进而影响其战略目标的设定和对外政策的制定。虽然一国利益偏好的设定受到该国其他国内因素的影响,但本文认为,利益偏好可以作为其他国内因素作用的焦点,而国内因素如何影响利益偏好的变化也可以在分析具体国家案例时加以考察。

中等强国对自身利益偏好的认知差异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其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具体政策和行为。在理想情况下,中等强国倾向于同时追求“自主安全繁荣”三种目标,并尽可能地使之最大化。然而在现实中,受国内因素影响,中等国家可能无法同时追求这三项目标,即便想要同时兼顾,对利益诉求的排序和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比如经济社会发展程度高且对外部威胁认知较高的国家,对外政策制定中会优先追求安全和政治(自主性)利益;而发展程度落后且对外部威胁认知较弱的国家则可能会优先追求经济(福利)和政治(自主性)利益。因此,受自身利益偏好和外部结构因素制约影响,中等强国通常需要选择降低甚至放弃一项或两项目标来满足其最为珍视的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由此导致国家对中美两国的立场和政策出现差异。

(五)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中等强国在大国战略竞争中战略行为受到竞争烈度、依赖结构以及利益偏好因素的显著影响:

1.中美竞争烈度和对大国依赖结构作为结构性因素间接塑造了中等强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行为选择区间。根据对相关理论和经验事实的整理,大家对理想状态下中等强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行为选择进行以下分类:(1)中美竞争烈度较低阶段,对中美依赖程度均较低的中等强国倾向于在中美战略竞争中采取疏离策略;对中(美)单边高度依赖的中等强国倾向于采取模糊选边策略;而对中美依赖程度均较高的中等强国,则倾向于在两大国之间采取稳定对冲策略。(2)在中美竞争烈度较高阶段,对中美依赖程度均较低的中等强国倾向于在大国战略竞争中采取疏离策略;对中(美)单边高度依赖的中等强国倾向于在中美战略竞争中采取明确选边策略;而对中美依赖程度均较高的中等强国,倾向于在中美间采取动荡对冲策略(见下页表1)。

2.国内利益偏好作为中介变量,通过传导外部结构性变量所发出的指令,最终影响并决定中等强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采取的具体政策和行为模式。这其中,国内利益偏好可能会加强、削弱甚至偏离结构变量的指令,使中等强国的对外行为贴近或偏离结构性要素规约的行为区间。本文认为,國内要素(威胁认知、战略学问、国内发展程度等)会影响中等强国对自身利益偏好的认知,使之在自主性、安全和繁荣(福利)三类国家利益中进行权衡取舍,并进而影响一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政策行为(见下页图1)。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作为西方阵营的发达国家,其国内对西方价值观、意识形态、规则制度受到威胁的担忧要远高于对自身经济发展和自主性的追求,因而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安全导向性,甚至不惜为此牺牲一定的经济利益和自主性。反观印度尼西亚、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其国家政权具有强烈而持续的发展愿望,将经济发展作为政策的“第一要务”,同时对中美战略竞争带来的“威胁”感知程度也较弱,因此这些国家往往倾向于在维护自身领土主权的前提下,优先追求经济(福利)和政治(自主性)利益,并尽可能地使之最大化。综上,受国内因素作用下的各国利益偏好差异的影响,中等强国的对外行为有时候会偏离体系结构性要素所塑造和约束的行为区间。

三、案例检验

上文从理论上论证了竞争烈度、依赖结构与利益偏好因素如何影响中等强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行为选择。为了验证以上假設并进一步考察分析框架的适用性及其限度,本文选取中美战略竞争中的加拿大(单边高度依赖)、印度尼西亚(双边高度依赖)和阿根廷(双边依赖较低)作为案例。选择这三个案例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具有可比性。比较研究的对象越相似,就越容易分离出造成研究对象差异的影响因素。本文选取进行比较的三个对象均属于国际体系中的中等强国,采取这样的“最大相似性原则”进行设计,可以清晰地体现出哪些因素导致特定差异性行为的发生。二是选取的案例具有代表性和中立性。本文选取的三个案例(加拿大、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分别代表美国盟国、与中国关系较好的国家、高度中立国家。这样有助于体现本文在学术和政策分析中的中立性。三是上述三个国家也基本符合上文划分的三种对大国依赖类型,因而案例分析的结果可以为本文理论观点和假设提供重要实证参考。

(一)中美战略竞争中的加拿大:从“模糊选边”到“明确选边”

美国是加拿大最重要的盟国,加拿大在政治、经贸、军事等领域保持对美国的高度依赖关系,加拿大历届政府均视对美关系为外交政策基石。在经济上,加拿大对美国经济依赖程度极高。在中美战略竞争的低烈度(2011-2018)和高烈度(2018-至今)阶段,美国一直是加拿大最主要的贸易伙伴。2019年加拿大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额高达5664.8亿美金,占加拿大外贸总额的62.97%。此外,美国还是加拿大第一外资来源国,加拿大能源、汽车、制造业等许多重要经济部门均为美资所控制。在安全上,美国与加拿大的防务合作比与其他任何国家的都要广泛。二战结束以来,加拿大一直奉行与美国共同防卫的国防政策。美加军事同盟和北约集体安全机制被视为加拿大国防政策的两大支柱。不仅如此,美国和加拿大军队在北美防空司令部(NORAD)的框架内对国土防御展开合作,共同负责北美地区的防务。相较之下,无论在经济、安全抑或是学问观念方面,加拿大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均远低于美国,因此本文将加拿大视为典型的对竞争中两大国一方高度依赖的类型。在中美战略竞争烈度较低的弱对抗体系下,加拿大在南海争端、亚投行与TPP等问题上表现出隐晦支撑和追随美国的“模糊选边”倾向;而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烈度较高的强对抗体系下,加拿大在中美间明确选边,完全倒向了美国一边。加拿大在中美间的“选边”行为是竞争烈度、依赖结构和利益偏好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结构性因素间接塑造了加拿大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行为类型和选择区间。一方面,全面铺开的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压缩加拿大在中美间的战略选择空间,使之面临“二选一”的选边困境;另一方面,与美国毗邻的加拿大对美国经济和安全依赖程度要远高于中国。这使得加拿大对美国拉拢、施压的敏感性较高,同时也相对容易承受“选边美国、激怒中国”的成本和代价。受此影响,“选边美国”就成为加拿大政府在失去“对冲空间”下的次优选择。此外,国内因素也对加拿大在中美间的行为选择起到重要作用。作为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偏见和安全导向性的西方发达国家,加拿大政府对安全利益的偏好要远高于自主性和经济考量。这一利益偏好也加强了结构变量发出的“选边”指令,促使加拿大政府在中美竞争不同阶段采取“模糊选边”和“明确选边”的策略。

在中美战略竞争烈度较低阶段,加拿大在中美围绕亚太的竞争中整体上采取了隐晦支撑美国的“模糊选边”策略。在美国宣布“重返亚太”的最初几年(2011-2014)里,加拿大对中美竞争有过短暂的观望过程。其间,加拿大政府对华政策整体向好,表现出积极对华接触并谋求深化与中国政治、经济、安全合作的政策取向。然而在2015年美国直接介入南海问题后,加拿大政府旋即跟随美国在南海和东海问题上发声,对所谓“中国在南海和东海领土问题上的强硬行为”和中国“人权问题”表示高度关切。但彼时的加拿大在中美亚太竞争中尚没有走向“前台”,只是采取了隐晦支撑美国决定、温和亲美的(active pro-USdiplomatic policy)的“模糊选边”策略。例如在南海争端中,作为非主权声索国的加拿大虽然表面上宣称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上领土争端中保持中立姿态,强调自己对相关岛礁的所有权归属问题上不持立场,但实际却跟随美国多次表达对所谓南海“飞行自由”(FON)的担忧。南海仲裁案结果出台后,各国根据自己的利益纷纷站队发声。俄罗斯和广大的亚非拉国家支撑中国,对南海仲裁结果坚决抵制;而以美国为首的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则支撑菲律宾,要求中国接受海牙仲裁庭的“国际仲裁”结果。加拿大政府更是在针对南海仲裁的官方声明中不点名地要求中国遵守最终的国际裁决结果。此外,加拿大还积极响应美国的拉拢,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旨在遏制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的联合军演。可见,加拿大虽然表面宣称在南海争端中不持立场,实则却采取了隐晦追随美国遏制中国的方针,其实质是为了帮助美国维持在亚太地区的秩序现状。而在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制度、观念和规范主导权竞争中,加拿大对美国主导的TPP和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的参与热情表现出迥然差异。加拿大对美国主导的TPP与CPTPP表现出极大的参与热情,认为签署上述协定对进一步开放加拿大贸易体系和进入美国市场具有重要意义。而对于中国倡议建立的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加拿大参与热情不高,一直持谨慎的观望态度,并未跟随英国、澳大利亚、德国、法国、韩国等美国传统盟友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直到2017年,加拿大才在亚投行首次扩容后申请加入。这说明加拿大在中美两国亚太经济主导权竞争中虽没有明确选边,但其行为选择却体现了明显的亲美立场。

川普执政后期,中美战略竞争烈度开始急剧升高。加拿大政府转而采取“明确选边”策略,积极配合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政策。中加关系在2018年12月后经历了断崖式下滑过程。2018年12月1日,加拿大特鲁多政府在美国的施压下有预谋地制造“孟晚舟事件”,以加美“司法互助”为由在温哥华机场逮捕了中国HUAWEI企业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虽然中国政府多次要求加拿大方面放人,但加政府始终以司法独立为由拒绝释放。“孟晚舟事件”表明,加拿大已经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明确做出选择,成为美国制衡和打压中国的铁杆盟友。此后,加拿大又陆续在所谓新疆人权、网络信息技术(5G)、南海争端、香港(国安立法)等一系列问题上积极支撑和配合美国的遏华政策,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完全倒向了美国一边。在中美两国围绕HUAWEI5G展开的竞争中,加拿大与其他“五眼联盟”成员均面临美国的拉拢和施压,被要求以安全理由禁用HUAWEI技术和设备。加拿大虽然没有正式宣布禁用HUAWEI5G,但是却暗中禁止本国电信运营商使用HUAWEI5G网络设备。加拿大国内主要电信运营商Bell和Telus在2020年6月宣布,它们各自将不会继续在各自的5G网络中使用HUAWEI设备,而是与这家中国巨头的竞争对手签署了协议。此外,为了响应美国发起的南海地区“飞行自由行动”,2018年4月,加拿大参议院通过了南海问题动议,罕见地谴责“中国在南海表现出的不断升级的敌对行为”,并敦促争端各方维护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飞行和飞越自由权。2021年3月,加拿大更是派出海军军舰在南海争议水域进行“巡航”,以此显示对美国南海政策的支撑和回应。在中美就人权问题的激烈交锋中,加拿大也坚决站在美国一边。2020年6月,加拿大紧紧跟随美国,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中国推行香港《国安法》,对香港现状表示强烈关切。同时,加拿大宣布禁止向香港出口敏感军事物品、暂停同香港引渡条约,并更新加公民赴港旅行提示。在2020年10月的联合国大会上,加拿大伙同美国、澳大利亚、日本、英国等22个国家就所谓中国新疆治理问题(人权问题)向中国集体“发难”,对新疆人权状况表达共同“关切”,要求中国政府敬重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人权”。在中加关系持续恶化之际,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批评中国政府,称所谓中国的“胁迫性外交”以及在香港和新疆问题上的做法对中国和其他国家都会产生负面效果。

(二)中美战略竞争中的印度尼西亚:“动态平衡”的稳定对冲策略

印度尼西亚属于较为典型的对中美雙方均有较高依赖的国家。在经济上,印尼长期将中美视为国内发展至关重要的经济伙伴,对中美经济均十分依赖。一方面,印尼与美国长期保持密切的经济关系。目前美国是印尼第二大出口国和第五大进口国。另一方面,印尼经济对中国的依赖不断加深。中国是印尼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第二大投资国。中国投资对于振兴印尼经济非常重要。目前包括“雅万高铁”在内的很多“一带一路”倡议投资项目正在印尼国内进行建设。在安全上,印尼主要依靠《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东盟地区论坛、《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香格里拉对话会等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框架和机制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和地位,并不过分依赖中美任何一方。但同时,面对日益增加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与挑战,印尼政府也意识到仅靠自身力量无法应对,开始在反恐、海上安全等领域加强同中美两国的合作。

在中美战略竞争的不同阶段,印尼始终采取在中美间“两边交好”的平衡外交策略,巧妙地在中美之间维持“动态平衡”。印尼之所以努力维持在中美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不仅受到竞争烈度以及对中美双边依赖结构因素的制约,还受到国内利益偏好因素的影响。其中,结构性因素间接塑造了印尼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行为类型和选择区间。印尼不但身处中美竞争的中心地带,还与中美两国保持较为密切的经贸和安全联系。印尼支撑中美任何一方,都会受到另一方的政治施压和经济反制,而这将对印尼经济和安全利益造成巨大影响。因此,在中美竞争烈度日渐升高和对中美双边依赖的双重压力下,印尼在中美间的理性选择是极力避免“选边站队”,尽可能地利用自身与中美的紧密联系来进行“对冲”,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国内利益偏好作为中介变量,也对印尼在中美间的具体政策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作为尚处于欠发达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是印尼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和利益考量。因而,在中美战略竞争尚未威胁到印尼核心利益时,印尼政府采取优先追求经济(福利)和政治(自主性)利益的方针,通过在中美间采取“对冲”策略使之最大化。

在结构性因素与国内利益偏好的双重影响下,印尼政府在维护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保障海上安全的前提下,优先追求经济(福利)和政治(自主性)利益,始终采取中美间“两边交好”的正向对冲策略,积极推动同中美两国的双边合作。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印尼采取了经济实用主义(economic pragmatism)的对冲策略,通过将印尼的“全球海洋支点愿景”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战略对接,深化与中国的经济和海洋安全合作。印尼对习大大总书记2013年访问该国期间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表示欢迎,认为这与佐科总统其后提出的“全球海洋支点”战略互补性强,有助于推进海上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其间,中国与印尼的双边关系也从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7年,佐科总统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将进一步加强两国经济关系,印尼目前正将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和海上支点建设上”。2019年4月,印尼副总统卡拉在2019年访问中国期间参加了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同中国签署“区域综合经济走廊建设”合作规划等23项谅解备忘录,涉及商业合作、产业项目和研究合作。此外,印尼还同意在北苏门答腊省、北加里曼丹省、北苏拉威西省和巴厘岛建设四个经济走廊,用来发掘“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潜能。自2013年印尼与中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国已发展为印尼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外商投资国。在安全层面,自2005年中国与印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在军事安全合作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已涵盖高层互访、防务合作、军事训练与联合军演、海上安全执法合作、打击恐怖主义与跨国犯罪等诸多领域。虽然印尼与中国的经济与海洋安全合作进展迅速,但两国在南海争议水域的划界分歧未来有可能成为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不确定因素。2019年,印尼和中国因南海诸岛(纳土纳岛)护渔问题关系紧张,印尼指责中国多次派出海警船为在印尼专属经济区捕鱼的渔船护航,甚至派出多艘军舰及军机到该区域捍卫主权。中国则强调其在相关水域拥有权益,中国渔民的捕鱼活动“完全合法和合情合理”。虽然印尼对中国宣示南海主权的担忧正在加剧,但其国内对安全威胁的担忧远未到牺牲经济利益和自主性的地步,因此印尼在未来仍将与中国维持友好关系,以确保印尼在中国崛起中受益并依靠中国提升当地经济。

在深化与中国关系的同时,印尼也积极发展与美国的双边关系,通过确保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存在来保障国家安全和地区秩序稳定。在双边关系上,印尼一贯支撑将美国纳入东亚峰会等东南亚地区机制。为对冲和平衡中国在东南亚日益提升的影响力以及避免中国主导东亚峰会,印尼积极推动美国和俄罗斯加入东亚峰会。2010年,印尼与美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在教育、安全、海事、能源和贸易等领域进行积极合作。在前期合作成功的基础上,2015年,印尼总统佐科首次访美期间将两国关系从“全面伙伴”提升至“战略伙伴”,并表达了加入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意向。川普政府时期,美国重视印尼在美国印太战略布局中的作用,将之视为“印太地区的海上支点”。印尼也积极回应美国发出的积极信号,推动两国海上安全和防务方面的合作。除了两国防长例行会晤外,美军和印尼军队每年都会举行近170项双边军事交流活动。同时,军售也已成为印尼与美国防务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尼继2014年向美国购买阿帕奇直升机和F-16战斗机后,又于2020年在美国购买8架最先进的MV22鱼鹰倾转旋翼机及其相关附属设备,合同总价20亿美金。虽然当前美国与印尼双边经济互动仍相对有限,但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推动下,两国安全和防务关系进展显著。美国和印尼在联合军事演习、军事培训、军事援助、打击反恐和毒品犯罪等多个方面展开合作,制度化程度也日渐提升。但需指出的是,印度尼西亚虽然欢迎美国参与东南亚地区事务,但并不完全支撑美国提出的“印太”概念。与美国寻求构建带有明显中国指向性的“印太”概念不同,印尼寻求构建“开放”和“包容”的“印太”,这表明印尼并不希翼全盘接受美国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有意与美国遏华政策保持距离。在结构性和国内因素的复合影响下,印度尼西亚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始终坚持“两边下注”的等距离双重对冲策略,以应对中美两大国意图的不确定性。

(三)中美战略竞争中的阿根廷:置身事外的疏离策略

阿根廷在经济和安全上对中美依赖程度相对有限。在经济上,阿根廷经济主要依赖南美市场,对中美两国的经济依赖度较低。虽然2014年中国与阿根廷确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后,阿根廷与中国的经贸、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但在2011-2020年间,阿根廷仍主要依赖于同南美地区国家(尤其是巴西)的经贸合作。作为阿根廷第一大进口和出口来源国,阿根廷与巴西的年均贸易额(进出口)甚至常年超过阿根廷与中美两国的贸易总和。而在安全上,阿根廷在冷战后一直追求安全自主化,同拉美各国建立起独立于美国同盟体系之外的安全和防务体制,形成了相对独立自主的区域性安全合作机制。此外,阿根廷与中美两国仅存在一般性的军事合作关系,并不受到同盟或准同盟关系的束缚,对中美两国的安全依赖程度也相对较低。阿根廷之所以在中美竞争中采取疏离策略和行为,主要受到竞争烈度、依赖结构和利益偏好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受对中美依赖程度较低以及地缘因素影响,中美两国对阿根廷进行拉拢、施压的意愿和强度均十分有限,阿根廷对中美竞争的感触也不够深切(竞争烈度在此的影响较弱)。受之影响,阿根廷既不面临在中美间被迫“选边”的紧迫压力,也不具备在中美间“左右逢源”的对冲条件,因而更倾向于在中美竞争中采取置身事外、隔岸观火的疏离策略。另一方面,国内利益偏好作为中介变量,也对阿根廷在中美间的具体政策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受国内低发展程度、对中美竞争低威胁感知、较强自主性,以及国内导向的外交传统影响,阿根廷在对外政策中优先追求自主性和经济利益,在中美战略竞争中采取了置身事外的疏离策略(主动避免选边且不具备对冲条件),极力避免卷入中美战略竞争。

在中美战略竞争初期,阿根廷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的疏离策略主要表现为既不在中美竞争中选边站队,也不在中美间左右逢源(两边下注的对冲),而是置身事外,以一种旁观者身份静观事态的变化。在中美在南海问题的激烈交锋中,与日本、澳大利亚等国支撑并追随美国进行“南海自由飞行”的表态和行为不同,具有较强战略自主性的阿根廷不但没有派军舰进入南海地区巡航,而且也从未表达过支撑南海地区“飞行自由”的主张,表现出在南海争端中不偏向中美任何一方、置身事外的观望姿态。在中美两国围绕贸易规则和金融秩序的竞争中,中美两国积极推广各自的“一带一路”倡议(BRI)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通过吸引他国加入以提升自身在亚太地缘经济格局中的地位。面对中美在亚太地区经济领域竞争及其自身面临的“选边”压力,阿根廷依然坚持采取疏离策略,并未加入“一带一路”和“TPP”。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后,阿根廷并没有积极予以回应。虽然阿根廷政府曾多次表示愿意将中国“一带一路”合作计划与他们的国家发展战略对接,但其一直没有真正参与到“一带一路”项目建设中,也没有签署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对于美国倡导下的TPP,阿根廷也一直持观望姿态,并没有表现出渴望加入的意愿。

2018年中美战略竞争烈度急剧升高后,阿根廷对中美竞争的威胁认知程度仍然较低,将追求自主性与经济利益作为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在中美竞争中采取“置身事外,静观其变”的疏离策略。在战略决策层面,即便面临中美博弈带来的外部压力,阿根廷也一直坚持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中立姿态。阿根廷前总理豪尔赫·塔亚纳(Jorge Taiana)在谈及中阿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对其与美国双边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时表示,“阿根廷有自主选择的传统,大家不受任何国家的操纵,大家也不会屈从任何国家的强权”。阿根廷外长费利佩·索拉(FelipeSold)在2020年8月接受采访时表示,“大家不认为阿根廷应该被迫在美中之间选边站队”,“我不知道中美之间的激烈对抗是否会延续到11月美国总统大选之后,但大家会密切保持关注”。可见,疏离策略仍然是目前阶段阿根廷处理与中美两国关系的引导方针,但一旦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或是中美加强对阿根廷的拉拢、施压,阿根廷是否仍能继续采取疏离策略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在政策实施层面,阿根廷在当前中美激烈交锋的网络信息技术(5G)、中美贸易战、香港(国安立法)等问题和领域上均采取了疏离策略。在5G技术问题上,尽管美国对包括阿根廷在内的拉丁美洲国家进行拉拢和施压,但效果极为有限。面对美国的拉拢和施压,阿根廷官方仍明确表示不会将HUAWEI等中国企业排除在5G建设之外。阿根廷驻华大使迭戈·盖勒(Diego Guelar)认为阿根廷可以在不疏远美国的情况下,谨慎地与中国接触。在2018年阿根廷担任东道主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美国和中国就贸易战问题展开激烈交锋,但阿根廷却在中美贸易竞争中一直保持中立姿态,仅宣称“阿根廷将继续与中美两国保持良好的关系”“美国和中国都信任阿根廷,阿根廷正寻求增加与两国的贸易和投资”。此外,在南海问题、香港国家安全法、美国对中国科技封锁等中美出现激烈交锋的领域或事件中,阿根廷政府也一直采取置身事外、不持立场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予表态的疏离策略,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关注度和敏感度相较加拿大和印度尼西亚明显偏低。但需要注意的是,受国内自主性和经济利益偏好的影响,阿根廷在不牵涉中美竞争的双边关系上采取实用主义路线,通过与中美两国(主要是中国)的积极互动来缓解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随着拉美地区逐渐成为中美角力的另一战场,中美两国开始表现出加强与阿根廷关系的意愿。在后疫情时代,中国通过疫苗援助、签署185亿美金人民币互换协议以及援建內河水道等措施深化中阿贸易和投资合作。美国拜登政府也开始以积极的外交姿态改善与阿根廷的关系。中美两国的对阿政策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阿根廷对两国的依赖程度。当然,这也使阿根廷在应对中美竞争时拥有更多的政策选项。

通过对加拿大、印度尼西亚、阿根廷三个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中等强国在大国战略竞争过程中的行为选择受到竞争烈度、依赖结构以及利益偏好因素的显著影响。在中美战略竞争的不同阶段,加拿大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经历了从“模糊选边美国”到“明确选边美国”的过程;印度尼西亚一直延续在中美间“两边下注”的稳定对冲策略;而阿根廷则在中美战略竞争中采取了“置身事外,静观其变”的疏离策略。通过对以上案例的分析,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和核心观点基本得到验证。

四、结论

中等强国作为具有一定战略自主性的国际行为体,在面对中美战略竞争时的政策行为具有差异性。通过对经验事实的归纳总结,大家发现中等强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行为主要受到中美竞争烈度、对中美依赖结构以及利益偏好因素的影响。其中,竞争烈度、依赖结构作为结构性因素塑造了中等强国行为选择的区间;而国内因素通过塑造一国的利益偏好,影响并决定了中等强国的具体政策。本文通过选取分属单边(高度)依赖和双边(高度)依赖与互不(高度)依赖结构的加拿大、印度尼西亚和阿根廷进行案例检验,发现在结构性和国内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加拿大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经历了从“模糊选边美国”到“明确选边美国”的过程;印度尼西亚则一直延续在中美间“两边下注”的双重对冲策略;而阿根廷则在中美竞争中大致采取了“置身事外,静观其变”的疏离策略。

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中美之间的激烈竞争将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基调和两国关系的新常态。尽管目前绝大部分国家极力避免卷入中美之间的纷争,但一旦中美战略竞争进一步加剧,周边中小国家在中美间的战略空间和政策选择余地将被急剧压缩,越来越面临选边的巨大压力。同时,中等强国行为(逻辑)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对中美战略竞争施加影响。目前来看,大部分中等国家还是倾向于采取对冲策略应对中美竞争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这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美竞争的烈度,也可以为中等国家在某些领域充当中美竞争“协调员”角色创造条件,从而降低中美关系从竞争转向对抗的可能性。因此,中国需要在认清中美关系现实的基础上,保持战略克制,用大国胸怀理解和包容中小国的处境与利益关切,以“亲诚惠容”的方式提升中小国家对中国的信任和依赖程度,并尝试减少它们对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的担忧。这有助于增加中小国家选边美国的成本,使其更倾向于在中美战略竞争中采取对冲或疏离策略。同时,本文也希翼通过搭建这个分析框架,为今后说明和预测中小国家在大国竞争中的对外政策选择提供某种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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