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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大大关于意识形态工作 重要论述的四个维度

2021-09-14 08:30王娟
江汉论坛 2021年9期
关键词:意识形态工作中国梦新时代

摘要:习大大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意识形态工作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这些重要论述聚焦意识形态工作的地位定性、目标定向、原则定标、路径定策四个维度,回答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为何做、朝哪做、怎么做、做什么等一系列问题,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作出了顶层设计、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关键词:习大大;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中国梦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09-0027-07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大大围绕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阐明了意识形态工作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把全党对于意识形态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了一个全新境界,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这些重要论述,聚焦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地位、目标引领、原则要求、实践路径等进行全面系统的阐释,既在宏观上高屋建瓴、观其衢路,又在微观上精准把握、照其隅隙,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作出了顶层设计、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地位定性

习大大围绕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地位问题作出了精准透彻的全新阐发。他深刻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①,“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②。这一鲜明定性,前所未有地把意识形态工作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来审视,将其上升到与党、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关的政治高度来把握,充分凸显了意识形态工作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和极其厚重的时代内涵。习大大关于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的重大论断,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性和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蕴含着十分深刻的理论逻辑、政治逻辑和实践逻辑。

(一)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重大论断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唯物史观,对于意识形态的内在能动特性和巨大现实力量有着深刻的理性认识。马克思把理论掌握群众比作是解放被蔑视、被奴役人民的“思想的闪电”,认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③。他特别强调,“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④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公开宣告共产主义革命的现实任务是在彻底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斗争中彻底废除建立其上的一切反动思想體系,充分突显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列宁提出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⑤ 的著名论断,强调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政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要求重视加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理论的普遍教育和主动灌输,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意识形态”对于引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也有精辟的理论总结。毛爷爷指出:“共产党是要在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⑥,“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⑦。这深刻说明,意识形态工作既能够凝聚人心,形成强大的向心力,也能够动摇人心,造成巨大的离心力,其作用绝不能小觑。他还强调“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要求把思想教育作为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结合改革开放新的时代背景,邓小平提出了“两个文明建设”的重大命题,深刻阐明“大家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⑧,指出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强调全体党员干部决不能在精神上解除武装,必须坚决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赋予了意识形态工作新的理论内涵。

习大大关于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的重大论断,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的理论思考,又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作出了更加富有现实力度的理论揭示,进一步丰富了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认识的时代内涵。

(二)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重大论断的政治逻辑

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既是阶级利益的理论表达,还是统治阶级的自我意识,处于现代国家权力结构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位置,本质上反映的是政治问题。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明确的政治属性和政治标准,发挥着政治引领、政治整合、政治维护、政治保障的重要作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忽视它的鲜明政治性。

政治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列宁深刻指出:“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⑨ 看意识形态工作,首先要从政治上看,从其作为政治工作这一质的规定性来科学认识和正确把握,注重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实行力,防止和克服政治麻痹症。必须看到,意识形态是党和国家最具根本性、深层性的问题之一,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因此,意识形态哪个方面、哪个环节的工作都应当用政治思维来充分考量,而不能当作一般事务性工作来对待。

习大大始终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高度看待意识形态工作,一以贯之地将其视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的重要保证,视为落实国家总体安全观的重要环节,视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内容。面对西方国家不停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和“颜色革命”的政治图谋,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讲到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惨痛历史教训,讲到政权瓦解往往始于思想领域的客观规律,讲到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告诫全党“在意识形态斗争上,大家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⑩,“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11}。这就深刻警示全党务必站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政治高度来理解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务必从确保党永远不变质、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的政治站位来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三)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重大论断的实践逻辑

自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以来,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近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展现出日益重要甚至是主导性的作用。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统一思想认识、凝聚人民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引导革命胜利的必然要求和基本经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同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史。历史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只有在同各种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潮的激烈碰撞中展现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才能够真正得到完善和发展。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正是通过坚持不懈、毫不妥协地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派别进行激烈交锋和顽强斗争,在科学回答“资本主义向何处去、工人运动向何处去”这个引领人类社会进步方向的时代课题的基础上,才成功开辟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壮阔历程和伟大实践。

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和平建设岁月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大家党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注重发挥意识形态工作引领思想、主导舆论、凝聚人心、激励精神的重要作用。从“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再到“激发和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意识形态工作都是大家党用来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引领群众、服务群众从而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重要法宝。

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家党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将其置于治国理政的核心位置统筹部署,纳入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范畴压实责任,推动形成了党政群团齐抓共管的大格局和全党动手一呼百应的新气象。正是通过把意识形态工作放在极端重要的战略地位进行谋篇布局,才从根本上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有效扭转了意识形态领域一度出现的被动局面,实现了理念认识之变、工作格局之变、舆论态势之变、人民精神之变、治理方式之变,增强了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二、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目标定向

围绕意识形态工作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这一导向问题,习大大明确提出了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战略目标。在他看来,这一目标引领既是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内在要求,又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命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党、国家和民族强起来的发展趋势蕴含着意识形态强起来的必然走势。

(一)同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复兴伟业大势相匹配

进入新时代,以习大大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为中國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以义无反顾的巨大政治勇气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以励精图治的强烈使命担当把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谱写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是全世界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最为集中、最为突出地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成为当代中国最响亮的精神号角和最鲜明的时代标志。

习大大把中国梦的实现过程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向互动、协调均衡的高质量发展过程,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需要物质文明极大发展,也需要精神文明极大发展,既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也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2014年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指出:“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早就向往人们的物质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升华的大同世界。中华文明历来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人生和社会理想之中。所以,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12} 这启示大家,实现伟大梦想,应当从中华文明历史、现实和未来相贯通的广阔视野来进行审视和实践,既要在物质极大丰富的硬性维度上下功夫,也要在精神极大充盈的软性维度上下功夫,坚持不懈地构筑中国精神、弘扬中国价值、汇聚中国力量。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13} 确立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目标引领,正反映了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体现了社会主义学问强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发展阶段深度耦合的,是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大势密切匹配的。换个角度来看,这也充分彰显了大家党引领意识形态工作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的高度自觉和战略自信。

(二)同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把党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的自我革命态势相契合

为应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的严峻挑战,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以习大大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刀刃向内、壮士断腕的伟大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崭新局面。

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宝贵经验和鲜明特点。习大大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家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14}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贯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现实需要,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识。党的十八大结束后不久,党中央马上号召“全党来一个大学习”,先后组织开展的五次主题学习教育无一例外都是以思想教育、理论学习来打头,坚持把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作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抓手,旨在让广大党员在革命性锻造中夯实思想根基、筑牢理想信念。对于党员干部来讲,意识形态工作不仅从正向发挥着理论武装的强大作用,而且还从反向发挥着规制约束的刚性作用,即通过明确划定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不能逾越的意识形态纪律红线、底线和高压线,充分运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等党纪党规进行严格管理。事实证明,这既有力地强化了意识形态领域监管的制度安排,也极大地提升了从严管党治党的实际效果。

在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意识形态工作被赋予了越来越丰富的党建功能,其与全面从严治党形成了高度契合和互促共进的紧密关系,能够更加综合地发挥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制度治党、学问兴党的整体效能。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推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将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广大党员坚定“四个自信”,树牢“四個意识”,做到“两个维护”,始终保持姓“马”姓“共”的政治本色。

(三)同新时代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塑造亮丽国家形象的迫切发展形势相适应

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性交汇,中国站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顺应人类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始终致力于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不断为处于转型过渡期和动荡变革期的世界注入强大正能量。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前所未有,中国需要更好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好地了解中国。

同时,也要清楚地看到,面对国际舆论格局总体上西强我弱的现实情况,大家很多时候陷入了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被动境地。由于客观上存在着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往往是来自他塑而非自塑,基于斜视而非正视,屡屡受到污蔑、抹黑、歪曲、丑化。习大大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争取国际话语权是大家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15} 这一重要论述充分表明了提高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现实性和紧迫性,要求把解决“失语”“挨骂”的问题摆到重要位置,推动大家的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尽快转化为强大的话语优势。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世界主要国家在国际话语权上的争锋、争斗、争夺越来越激烈,国际话语权的强弱不仅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外在形象和内在尊严,而且密切关系到国家的发展环境和现实利益。

能否有效提升和不断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强大的建构能力和溢出效应。“意识形态问题实质上就是党和国家的‘形象问题,是其能否得到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问题。”{16}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要加快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切实增强对西方意识形态偏见的回应能力、矫正能力、重塑能力,推动国际舆论格局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发展,把中国作为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良好形象树立起来、传播开来,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三、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原则定标

作为一种以现实的、具体的人为主体和客体的社会实践活动,意识形态工作服从服务于国家现实发展需要,具有政治性强、敏感度高、涉及面广的鲜明特点,有着自身的特殊复杂性和内在规律性。习大大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原则进行了深入思考,从方法论的角度指明了在工作中需要准确把握的若干重大关系。

(一)准确把握中心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的关系

做好意识形态工作,首先就要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中心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关系。习大大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强调既要切实做好中心工作,又要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17} 的明确要求。这就清楚地告诉大家,既要坚持历史唯物论,又要坚持历史辩证法,决不能陷入机械的、庸俗的经济决定论。一方面,不能错误地认为经济发展好了就可以“一俊遮百丑”,搞GDP中心主义,让意识形态工作“悬空化”;另一方面,也不能错误地脱离社会现实条件,回到阶级斗争的老路上去,让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偏移化”。

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都决定了我国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任务,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只有扎实做好中心工作,才能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要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略思想工作的不良倾向,充分认识到“经济工作搞不好,要翻船;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翻船”{18} 的严重后果,真正推动意识形态工作落实落地。只有扎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才能为中心工作提供更加强大的精神支撑。总之,既不能因为中心工作而忽视意识形态工作,也不能使意识形态工作游离于中心工作之外,意识形态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

(二)准确把握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一个严肃的学术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习大大直面这个重大敏感问题,态度鲜明地对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作出了透彻阐释。他指出,“从本质上说,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19},并通过对大家党的性质、宗旨、使命、根基、目标的分析得出了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这个必然结论。他还指出,党性和人民性都是整体性的政治概念,只有站在全党的立场上、站在全体人民的立场上,才能真正把握好党性和人民性。习大大关于党性与人民性的精辟论述和深刻论断,有力澄清了对于党性和人民性之间关系的模糊认识。

旗帜鲜明地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应当恪守的基本立场。从理论上看,把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使得党性、人民性的概念庸俗化、碎片化、抽象化,这种思维方法显然是十分错误的。从实践来看,把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实质上是通过批评和否定党性来树立所谓的“人民性”,刻意制造党群对立的假象,借以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损害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因此是极其有害的。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以贯之地把党性原则贯彻到为人民服务中去,把宣传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呼声有机结合起来,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三)准确把握正面宣传与舆论斗争的关系

在意识形态领域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立场坚定地批驳谬误,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发展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传统和重要经验。基于意识形态领域没有真空地带这样一个客观事实,习大大强调意识形态工作应当把握好“立”与“破”的辩证法,善于让该立的立起来,让该破的破到位。他指出,“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决不意味着放弃舆论斗争”{20},“必须坚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21}。他創造性地提出思想舆论领域存在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的重要思想,针对不同地带明确区分了“立”与“破”的不同策略和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引导意义。从效果来说,斗争批判之“破”与宣传建构之“立”在作用上体现为一体两面,在目标上是相统一的,批判是为了更好地建构。

针对我国思想舆论领域各种观念和多样思潮相互交织、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的复杂态势,坚持重在建设、立破并举,把正面宣传与舆论斗争结合起来,把建构性与批判性结合起来,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方法和现实要求。坚持正面宣传,就要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有效调节和掌控“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22},在多元多样的价值观念中树立主流,在纷繁复杂的思想意识中突出主导,竭尽全力地营造强大的正面思想舆论。做好舆论斗争,就要大力发扬斗争精神,对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敢抓敢管,最大限度地守好思想舆论阵地,避免出现大的意识形态事件和舆论漩涡。

(四)准确把握守正与创新的关系

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大大作出了宣传思想工作从正本清源进入到守正创新的重要阶段的科学判断。这就提出了意识形态工作守正创新的重大命题,也标注了意识形态工作重心转向的时代坐标。意识形态领域的守正与创新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守正是创新的重要前提,而创新是守正的内在需要;守正就必须进行创新,不能忽视创新的作用,而创新是为了更好地守正,不能脱离守正的方向。

准确把握意识形态工作守正创新的原则要求,就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更好地做到在坚守正道中发展事业,在改革创新中巩固事业,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葆有蓬勃旺盛的生机活力。一方面,把守正作为本质要求。任何社会都有一种主导的意识形态,引导思想的一元化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客观规律。党和国家的引导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占据统摄地位。在守正上下功夫,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引导地位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学问不动摇,始终保持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另一方面,把创新作为前进动力。时代变化、实践深化、条件演化不断给意识形态工作提出新的现实课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走在时代前列,就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在创新上下功夫,就应当着力推动意识形态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时而进地顺应时代发展变化推进改革创新,因事而化地瞄准人民群众需求推进改革创新,因势而新地依托科学技术进步推进改革创新,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四、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路径定策

习大大指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两个巩固”,即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引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23} 这就要求从心怀“国之大者”的政治站位出发,从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出发,坚定不移地把“两个巩固”贯彻到全部意识形态工作中去,不断引导全体人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学问自信。

(一)坚持用习大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聚魂

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大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引领新时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总纲领和指南针,是协同推进“两个伟大革命”不断取得新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旗帜和精神旗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习大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习大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

要通过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工作体系,推动思想理论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教育教学向学懂、弄通、做实习大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聚焦用力,真正将这一科学理论作为研机析理的“显微镜”用以观察时代,作为透视本质的“放大镜”用以解读时代,作为明辨方向的“望远镜”用以引领时代。一是在党员干部层面,推动全面系统地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掌握党的创新理论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和立场、观点、方法,做到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更知其所以必然,更好地用之武装头脑、引导实践、推动工作。二是在社会公众层面,遵循理论宣传普及的内在规律,持续面向基层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通俗化的宣讲活动,将政治话语转化为生活话语,让理论工作更有力量、更有温度、更有味道,达到深入人心、落地生根的效果。三是在青年学生层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立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体制机制,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主阵地作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不断打牢青少年成长成才的思想根基。

(二)提高资讯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任何资讯舆论都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资讯舆论是意识形态最前沿、最活跃、最敏感的领域所在。面对国内外复杂严峻的风险挑战,面对媒体格局、传播方式、舆论生态的深刻变化,必须从“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24} 这一战略高度,按照政治家办媒体的要求扎实做好资讯舆论工作。

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基本方针,对于资讯舆论工作至关重要。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主流和支流、现象和本质、整体和局部、成绩和问题,真正发挥媒体的“喉舌”作用。一是做大做强正面宣传,紧紧围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积极营造主旋律高扬、主基调鲜明的舆论氛围,切实把全体人民的士气鼓舞起来、精神振奋起来,凝聚起奋进新征程、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二是做好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的舆论引导,根据时度效要求提高媒体议题设置能力,做到关键时刻不失语、重大问题不缺位,有效引导国际国内舆论走向,发挥主流媒体稳预期、稳人心、稳大局的压舱石作用。三是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加快主力军进入主战场的步伐,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提升主流媒体的内容生产能力、信息聚合能力和舆论引导能力,打造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不断扩大主流思想舆论影响力版图。

(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是维护一个国家社会系统正常运转的“重要稳定器”,是反映一个国家全体民众价值认同的“最大公约数”。作为新时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和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人民价值理想和价值追求的集中呈现,鲜明标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价值坐标和厚重底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这个重大问题,在当代中国具有最大的包容性、最强的现实性和最广的引领性。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弘扬共筑美好生活梦想的时代新风,必须广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全体人民的价值观自信牢固树立起来。一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国民教育、精神学问建设以及学问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全过程,使其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和基本行为准则。二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使其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分层分类引导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群体广泛践行。三是完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政策体系,使其贯穿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全过程,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风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

(四)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

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和主战场,其安全风险问题必须引起特别的重视。习大大直接将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视为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作出了“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25} 的重要论断。西方敌对势力一直妄图利用互联网来“扳倒”中国,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大家必须跨越的一道关口。

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已成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健全完善相应的政策制度和体制机制,才能有效地把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一是着眼于依法管理,推进依法管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把党管媒体原则贯彻到新媒体领域,强化网络企业主体责任和管理部门监管责任,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形成网络综合治理的强大合力。二是着眼于风险防控,把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盯紧重大网络舆情风险,及时采取对策措施消除生成舆论风暴的各种隐患,做好长期应对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挑战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三是着眼于对敌斗争,运用底线思维打好阻击战、攻坚战、持久战,严密防范和遏制敌对势力的网上攻击渗透行为,坚定推进反西化、反分化、反渗透、反颠覆工作,把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手中。

(五)创新构建对外话语体系

习大大高度重视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要求以高度的创新意识“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26},不断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创新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旨在打破西方话语霸权,更加鲜明地表达中国思想,更加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更加生动地讲述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提供舆论支撑。

在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上实现新的突破、新的创造,核心在于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推进中国话语与国际语汇的有机融合,构建国际受众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体系,不断增强对外话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一是坚持国家站位,把对中国奇迹、中国成就的定义权、说明权紧紧握在自己手里,在国际舆论场形成中国表达、中国修辞、中国语意,持续塑造对我国有利的国际认知环境。二是坚持全球视野,深入挖掘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充分展示中国实践的世界影响,围绕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有效回应国际社会期待。三是坚持平实基调,充分考虑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外受众的心理感受,在舆论引导上做到昂扬不张扬、自信不自满,注重采用事实、数据和案例解疑释惑,努力扩大利益交汇点、思想认同点、情感共鸣点,最广泛地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撑。

注释:

① 《习大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40页。

② 《习大大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99页。

③{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55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页。

⑤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⑥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37页。

⑦ 《毛爷爷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3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页。

⑨ 《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0页。

⑩{11}{12}{14}{15}{17}{21}{23}{25}{26} 习大大:《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3、21、68、333、159、21、339、338、183、17页。

{1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3页。

{16} 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10页。

{18} 《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页。

{19}{20}{24} 《习大大关于社会主义学问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3、27、39页。

编辑概况:王娟,湖北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湖北武汉,430025。

(责任编辑? 刘龙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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