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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行旅

2021-09-14 18:57王子今
月读 2021年9期
关键词:太史公司马迁史记

太史公的史学名著《太史公书》,按照陈直《太史公书名考》的说法,“据东汉的碑刻及其他可靠文献材料,互参考证”,论定“于东汉桓帝之时”,“已改称《史记》,与今名符合”(陈直:《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183页)。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以“史家之絕唱,无韵之《离骚》”肯定了《史记》在史学界与文学界受到共同尊崇的学问地位。《史记》成功实现了司马迁“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的志向。

《史记》的伟大成就,有当时的时代精神为条件,而司马迁的学问理想、学术资质、历史理念与人生意志,也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他的行旅实践,以行迹之遥远,旅程之漫长,特别是与史学考察相结合,从而在史学史记录中显出特别的光辉。与历代史家比较,司马迁作为特别重视行走的历史学者,对于历史现场有亲近真切的体验,其历史感觉逸致超绝,其历史记录具体直质,其历史理解也十分准确高明。司马迁的行旅生活与他的学术努力及学问贡献的特殊关系,能够为大家的读书思考与学术进取提供积极的启示。

一、司马迁“二十”出游

司马迁自述生平,回顾了自己最初的学问之旅:“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次长途行走,司马迁从秦地出发,向东方与东南方向游历考察。中华文明早期形成的重点地带均一一行历。依循水系而言,“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躔”(《水经注原序》),司马迁“南游江、淮”,“浮于沅、湘”,又“北涉汶、泗”。对于各地学问名城、历史胜迹,则“齐、鲁之都”,以及“邹、峄”,“鄱、薛、彭城”,“梁、楚”等地,均千里寻访。

《太平御览》卷六〇四引录了《西京杂记》这样一段记述:“汉承周史官,至武帝太史企业马谈,世为太史。子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诸侯史记,续孔氏古文,序世事,作传百三十卷,五十万字。”此说“年十三”“行天下”,与《史记》不同。如果所谓“子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符合历史真实,那么谁是“使”的主体呢?也就是说,是谁策划并安排了司马迁“乘传行天下,求诸侯史记”呢?从前句“子迁”理解,应当是司马谈。分析司马迁获得史学成就的因素,不能忽略其父司马谈用心引导的作用。如果不取《西京杂记》之说,而《太史公自序》中说到的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的史学考察实践,当然也是由司马谈设计,是得到司马谈支撑的。

司马迁自己说此行曾经“厄困鄱、薛、彭城”,可知长途行旅途中曾经遇到严重的困难。所谓“鄱”,按照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六的说法,就是《汉书·地理志下》记载的“鲁国”的“蕃”县。当然,司马迁行旅中途经历了怎样的“厄困”,具体情形现在已经难以考索。

二、“奉使”西南之行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回顾自己“二十而南游江、淮”,长途辗转,最终“过梁、楚以归”之后,又写道:“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司马迁的这次行程体验,使他对巴蜀以及西南方向更遥远的地方,有了切身的了解。秦兼并巴蜀,建设了关中与蜀中两处“天府”,取得了向东扩张的坚实有力的经济后援。特别是与楚国对抗,因此而占有优势地位。巴蜀在战国后期以及秦代和楚汉相争时代的经济作用显著。而汉初又发育出富有的工商经济。汉武帝时代从这里起始,开始探寻丝绸之路的“西夷西”方向(王子今:《汉武帝“西夷西”道路与向家坝汉学问遗存》,《四川文物》2014年第5期)。这些历史现象在《史记》中都有明确具体的记述,体现出司马迁对巴蜀及“西南夷”历史学问的熟悉。这应当与他“奉使”西南的交通实践有关。

对于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裴骃《集解》引徐广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为五郡。其明年,元封元年是也。”而司马迁“还报命”,与司马谈相见于“周南”,有一次影响中国史学史和中国学问史的重要交谈。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述:“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相见场景气氛悲切。“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司马谈以先祖的光荣鼓励司马迁。他继而感叹道:“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又嘱托司马迁:“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他说:“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在回顾周学问的成就之后,言及孔子的学问贡献:“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然而其事业有所中断,“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谈陈说了史家的责任。司马迁则诚恳地接受了父亲的嘱命。“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所谓“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而“迁俯首流涕曰”,记述了父子泪洒“周南”,两代历史学者之间的学问使命完成了庄严的接递。

司马迁“奉使”西南之行后,“河洛之间”的父子相见,司马谈的嘱咐和司马迁的承诺,是后来《太史公书》撰述完成的精神基点。

司马迁是在“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为五郡”之后,即“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的。而“还报命”,“见父于河洛之间”的时刻,完成了他人生的重要转折。

三、王国维:“史公足迹殆遍宇内”

对于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二十”之游,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中有所分析。他写道:“史公此行,据卫宏说,以为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也。然史公此时尚未服官,下文云于是迁始‘仕为郎中,明此时尚未仕,则此行殆为宦学而非奉使矣。”王国维还总体评价了司马迁的出行:“是史公足迹殆遍宇内,所未至者,朝鲜、河西、岭南诸初郡耳。”(《观堂集林》卷一一)

王国维注意到,“史公足迹殆遍宇内”,汉代所有疆土,他大致都已踏行。还没有来得及实地考察,即所谓“所未至者”,只是“朝鲜、河西、岭南诸初郡”,也就是汉武帝新扩张版图中刚开始经营的“初郡”。

“初郡”,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使用的语汇,用以作为新占领区的行政地理符号。《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述了张骞策划的丝绸之路中一条重要线路的开发:“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史记·大宛列传》写道:“是时汉既灭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请吏入朝。于是置益州、越巂、牂柯、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吕越人等岁十余辈,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复闭昆明。”所谓“初郡”,司马贞《索隐》:“谓越巂、汶山等郡。谓之‘初者,后背叛而并废之也。”这样的意见可能是不正确的。“初郡”,应指仅仅获得早期开发条件及初步经营政策的地方,包括汉武帝新“置益州、越巂、牂柯、沈黎、汶山郡”。

四、历史的实地访问

司马迁走了那么多地方,他在万里行途中,并不是一般的旅行游览。他的每一步行程,都是其学术生命的一部分。司马迁游踪万里的实践,实际上可以说是与现代学问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有着某些相似之处。

除了《史记·太史公自序》有关“二十”出游的回顾之外,司马迁曾经在《史记》中的很多篇章以“太史公曰”的形式说到通过行旅实践艰苦的史学考察历程。

例如,在《史记》第一篇《五帝本纪》的最后,司马迁写道:“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他在传说中“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对当地“长老”进行以口述史学为形式的访古调查。

关于对数术学问的考察,司马迁在《史记·龟策列传》的最后也以“太史公曰”的口吻说道:“余至江南,观其行事,问其长老,云龟千岁乃游莲叶之上,蓍百茎共一根。又其所生,兽无虎狼,草无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龟饮食之,以为能导引致气,有益于助衰养老,岂不信哉!”所谓“观其行事,问其长老”,通过对“江南长老”言行的采访,增益了自己的学问识见。

《史记·孟尝君列传》中说“薛”地民风自有区域学问个性,于是“问其故”。此外,《史记·魏世家》说“秦之破梁”,“墟中人”“说者”有自己的理解。这些都是实地访问得到的信息。“问其故”以及对“说者”言辞的记录与分析,是司马迁史学行旅的重要任务。《史记·樊郦滕灌列传》所谓“吾适丰沛,问其遗老”,《史记·淮阴侯列传》所谓“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也是这样的访问。

五、历史现场的考察

上文说到司马迁曾经进行“南游江、淮”,“浮于沅、湘”,又“北涉汶、泗”的水系考察。这是对重视水资源条件、积极开发水利的农耕文明进行历史研究的基础。在《史记·河渠书》最后,他写道:“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史记·河渠书》作为最早的水利史文献,是在现场考察的基础上撰述完成的。“余从负薪塞宣房”,是亲身参加抗洪抢险工程的实践。

除了《史记·龟策列传》“太史公曰”说到的“余至江南,观其行事”的数术学问考察之外,对于执政者神往的“方术”之学、“鬼神”信仰、“祠祀”礼俗、“封禅”理想,司马迁也有通过亲身体验获得的史学认识。《史记·封禅书》的最后写道:“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所谓“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是对行旅实践的回顾。

古来英雄名士的遗迹,包括古都城、古战场,司马迁的实地考察体会融入了他的历史理解,完善了他的历史记述,提升了他的历史说明。如《史记·伯夷列传》:“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登箕山吊荒陵,得到了特殊的学问感知。《史記·齐太公世家》:“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这里对“齐”地的区域学问进行了分析。对于孔子这样的学问巨人,司马迁除了前引“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考察其事迹,体会其精神之外,《史记·孔子世家》还写道:“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作为历史学者,对孔学的深刻理解和崇高景仰,会因现场考察而有所增益。所谓“至圣”的赞美,后世得以继承。

战国争雄的历史,在司马迁笔下特别真切生动。这些记述,各有历史场景的亲身感受以为条件。《史记·魏公子列传》写道:“太史公曰: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在“大梁”故城,考察之具体,以至于“求问其所谓夷门”。《史记·春申君列传》写道:“太史公曰: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说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归,何其智之明也!后制于李园,旄矣。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春申君失朱英之谓邪?”相关历史评议,或许是“适楚,观春申君故城”时现场获得的体会。《史记·孟尝君列传》写道:“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史记》对孟尝君有较多关注,如鸡鸣狗盗的故事,新鲜生动如小说家言。太史公落笔处所体现的对这位人物的重视,也许与“吾尝过薛”的行旅经历有关。

对于历史学问信息之“世之传”者,司马迁有所采纳,但是也进行了认真的考量和思索。如《史记·魏世家》写道:“太史公曰: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可知司马迁的实地调查,在倾听当地民间声音之外,还加入了自己的深刻思考。

有关战国学问名人如屈原者,《史记》的记述远远超过了其他历史文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写道:“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史记》的情感表露,透露出太史公的心理倾向与学问立场的重要信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还写道:“自屈原沈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有关贾谊“吊屈原”的深切情思,司马迁是引为同调的。《史记·太史公自序》写道:“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贾生与太史公情感的“连类”,可以通过“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得以认识。

司马迁行旅感念涉及秦代史迹的,有《史记·蒙恬列传》所说:“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司马迁还写道:“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对蒙恬等人严肃的历史批评,是在考察秦代长城和直道之后形成的真知。这里所发布的重要史论,有长久的影响。胡亥明确取得帝位继承权后,蒙恬被迫吞药自杀,临终前有关于主持修筑长城与直道“绝地脉”,可能“罪于天”的感叹。对于所谓“绝地脉”,司马迁发表的否定性意见,体现了他清醒的历史认识(王子今:《蒙恬悲剧与大一统初期的“地脉”意识》,《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汉初英雄,即刘邦建汉时其战友们的早期活动,行旅中的司马迁亦多有关心。《史记·樊郦滕灌列传》的最后可以看到这样的话语:“太史公曰: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史记·淮阴侯列传》的文末也写道:“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刘邦的功臣集团多“鼓刀屠狗卖缯”者,清代历史学者赵翼总结西汉初期的政治结构,称此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他同时指出,这种打破贵族政治传统定式的“前此所未有”的新政治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由此可以说明,“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历史表象告诉人们,新王朝之格局大变,似乎“天意已另换新局”,新的政治体制得以开创,“天之变局,至是始定”(《廿二史札记》卷二)。历史的变化,司马迁在书写这些文字时,可能已经有所体悟:“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

六、山川行历与“文气”养成

司马迁远程行旅的意义,文论家和史论家多以为有益于其精神与文气的涵养。《史记》非凡学问品质的形成,确实与编辑的行旅体验有关。

苏辙曾经写道:“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 ,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上枢密韩太尉书》)凌稚隆《史记评林》卷首引马存语,又是这样评价司马迁出游的:“子长平生喜游,方少年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他说,司马迁的出行并不是简单地为出行而出行,而是有更高的学问追求:“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他竟然从司马迁的文字中读出了其行旅体验:“观之,则其平生所尝游者皆在焉。南浮长淮、溯大江,见狂澜惊波,阴风怒逆,号走而横击,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云梦、洞庭之陂彭蠡之潴,含混太虚,呼吸万壑,而不见介量,故其文停蓄而渊深。见九疑之芊绵,巫山之嵯峨,阳台朝云,苍梧暮烟,态度无定,靡蔓绰约,春妆如浓,秋饰如薄,故其文妍媚而蔚纡。泛沅渡湘,吊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犹有斑斑,而不知鱼腹之骨尚无恙者乎,故其文感愤而伤激。北过大梁之墟,观楚汉之战场,想见项羽之喑哑,高帝之慢骂,龙跳虎跃,千万兵马,大弓长戟,俱游而齐呼,故其文雄勇戟健,使人心悸而胆栗。世家龙门,念神禹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上有摩云之崖,不见斧凿之痕,故其文斩绝峻拔,而不可攀跻。讲业齐鲁之都,睹夫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彷徨乎汶阳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温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

根据这样的总结,司马迁的行迹均有助于他的“文章”:“凡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而为文章,是以变化出没如万象供四时而无穷,今于其书而观之,岂不信矣!”

司马迁远游,百千路径,万里山川,四方传统,九州民风,当然有益于《史记》这部巨著文采神韵的焕发,同时,这位伟大史学家的辛苦行旅,其学问意义是复杂的,其学问作用也是多方面的。

七、交通史体验·交通史记忆·交通史讲解

行旅,首先是交通行为。行旅实践最直接的学问收益,就是对交通地理的感觉,对交通条件的体验,对交通学问的理解。

秦汉是交通建设取得重要进步的时期。秦统一的第二年,秦代“治驰道”,《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和《六国年表》对此都有记载。《史记·李斯列传》还通过李斯“上书”告知读者,“治驰道”是秦代最高执政集团主持的事。《史记》中有关“驰道”的记录凡12见。司马迁的行旅,应当多循秦“驰道”。在中国早期交通建設的历史记录中,由九原通往关中“云阳”的秦“直道”的建设,是首屈一指的重要工程。特别是在陆路交通建设中,其规划、选线、设计和施工,显示出空前的技术水准和组织效率。秦直道的开通和应用,在中国古代交通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于军事交通的发展历程而言,秦直道也表现出里程碑式的意义。秦直道,可以看作秦政的纪念。

秦直道工程,仅见于太史公的记载。关于秦始皇直道修筑的起始时间,《史记·秦始皇本纪》写道:“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史记·六国年表》也记载:“(秦始皇)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司马迁又写道:“三十七(年)十月,帝之会稽、琅邪,还至沙丘崩。子胡亥立,为二世皇帝。杀蒙恬。道九原入。”关于所谓“道九原入”,《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述与帝位继承的政治史事件相联系:“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太子胡亥袭位,为二世皇帝。”如果没有《史记》的相关记载,大家对于秦直道的常识很可能缺失。

司马迁在《史记·蒙恬列传》中以“太史公曰”的形式表达自己有关直道交通的亲身行走体验:“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所谓“固轻百姓力矣”,是体现关心民生的深心感叹。其中透露的民本意识以及对政治强权的否定和批判,特别值得尊崇。

扬雄《法言·渊骞》写道:“或问:‘蒙恬忠而被诛,忠奚可为也?曰:‘堑山堙谷,起临洮,击辽水,力不足而死有余,忠不足相也。”对于“力不足而死有余”,有人说:“力者,功也。《周官·司勋》‘治功曰力,是也。言蒙恬为秦筑长城,无救于秦之亡,以论功则不足,以致死则有余矣。故曰‘力不足而死有余。”如此则扬雄的态度与司马迁“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之说显然不同。但也有人这样理解:“力不足而死有余,谓用民之力而不惜民之死,民力匮而死者多耳。”太史公曰“固轻百姓力矣,……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即此文之义”(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31页)。如此,则扬雄实际上在申发司马迁的观点。曾国藩的评议,尤为重视司马迁所谓“固轻百姓力矣”之语义:“《始皇纪》曰:二十七年治驰道。《六国表》曰: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是直道与驰道不同也。蒙恬未治驰道,止治直道、筑长城二事,子长责其轻民力,可谓定论。”(《求阙斋读书录》卷三《史上》,清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刻本,第39—40页)而《史记》的读者都会注意到,司马迁这样的感叹,是“适北边,自直道归”,亲自经行秦直道,目睹这一非凡交通工程的宏大规模和坚实质量之后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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