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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在芥川龙之介历史小说“中国物”中的变异研究

2021-09-14 13:18席嘉敏
关键词:芥川龙之介聊斋志异

席嘉敏

摘 要:在明治維新之前的千余年,中国学问一直对日本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大正时期的文学中,也有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形成影响的例子,芥川龙之介历史小说中的“中国物”就是一个典型范例,他的三篇历史小说都借鉴了《聊斋志异》的文本素材与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在人物形象、细节描写与主题方面对原著进行了变异。而产生变异的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是芥川龙之介自幼接受中国古典学问的熏陶,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浓厚的兴趣;其次是当时社会环境纷杂,选取《聊斋志异》作为创作素材,可以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远离现实,这也是符合芥川龙之介借古讽今的素材。

关键词:芥川龙之介;历史小说;《聊斋志异》;变异学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大正时期的小说家,日本学者吉田精一分把他的历史小说分为五大类:王朝物、江户物、中国物、切支丹物和文明开化物。其中,中国物以中国古典文学为创作素材,借鉴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聊斋志异》与唐传奇等志怪小说,因此此类作品具有怪异、奇谲的特色。芥川龙之介共有三部历史小说借鉴了《聊斋志异》的素材,其中《酒虫》对《聊斋志异》同名小说《酒虫》进行了变异,《仙人》(1915年)对《聊斋志异·鼠戏》与《聊斋志异·雨钱》进行了变异,《掉头的故事》对《聊斋志异·诸城某甲》进行变异。本文运用比较文学变异学中的影响变异理论对《聊斋志异》中的三篇文章在芥川龙之介历史小说“中国物”中的变异现象进行研究,分析形成变异的原因。

一、人物形象的变异

芥川龙之介的《酒虫》与《仙人》(1915年)在人物形象方面都对《聊斋志异》原著进行了变异。《聊斋志异·酒虫》的故事非常简单,在人物塑造方面也着墨不多,原文仅用一句话来对刘氏进行描述“长山刘氏,体肥嗜饮,每独酌辄尽一瓮。”编辑只交代了主人公是刘氏,但并没有说刘氏的具体名字,他的外貌只用两个字“体肥”来概括,其最鲜明的个人特征是“嗜饮”。在芥川龙之介的《酒虫》中编辑给刘氏赋予了姓名刘大成,但这个名字的含义与主人公之后的命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主人公吐出酒虫后,身体日渐衰弱,家财也慢慢散尽,这时的境况与之前富足的生活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名字加深了主人公前后命运的落差,更加凸显了酒虫事件给人带来的改变。除了赋予主人公名字以外,编辑还对刘大成的外貌进行了详细地描写:“此人身材矮小、脸色红润、胖得像猪一样,让人感到有些笨重。”在原著“体肥”的基础上对刘大成的外貌进行了细致地勾勒,让读者对刘大成的形象有了一个整体的感知。在《聊斋志异·酒虫》中刘大成最鲜明的特征是喜欢喝酒,芥川龙之介承袭了原著中主人公“嗜饮”的特征,又为刘大成的性格增添了虚荣心与好奇心强的特征,同时刘大成性格中的这两个特点也为刘大成之后接受治疗埋下了伏笔。在芥川龙之介的《酒虫》中,刘大成并不是一个好客的人,一开始答应见番僧是因为朋友在自己家里做客,他想在朋友面前展现自己热情好客的一面,才答应僧人见面。不可否认,这样的行为就是虚荣心很强的表现。在番僧告诉刘大成嗜酒的原因是因为肚子里有酒虫,治疗的办法是在太阳下暴晒,引酒虫出来之后。刘大成满腹团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接受了僧人治疗的请求。这段描述表现出了刘大成性格中的另一个侧面,那就是好奇心强,勇于冒险。这两个性格特征的增添使故事情节更加连贯,同时也表现出日本作家擅长在文章中运用推理方法的特点。

《聊斋志异·酒虫》中第二个人物形象是番僧,文中对他的描述着力体现于僧人与刘氏的对话方面,对僧人的外貌、性格只字未提。而在芥川龙之介的《酒虫》中,僧人的形象比原著更丰满,编辑对僧人的外貌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描写,他长相古怪,皮肤黝黑,头发与胡子卷曲,身材高大,体态怪异,身着黄色法衣,耳戴青铜小环,颇有西域风采。文中多次描写了僧人的动作非常徐缓,由此可以反映出其内心的自信与淡然,除此之外还描写了僧人之前给别人看病的情形:“他既通医道,又懂房中术,在这一带颇负盛名。例如传说经他一治,张三的黑矇很快好转啦,李四的痼疾当即痊愈啦,传得神乎其神。”从传闻中也可以看出番僧的医术高明,这也可以从侧面表现他的医术精湛,对引出酒虫充满信心。

《聊斋志异·酒虫》中只有两个人物,而芥川龙之介笔下的《酒虫》有三个主要人物和两个次要人物。除了原著中的刘大成与番僧外,增加了一个主要人物——刘大成的朋友孙先生,还有一个丫头和一个侍童也出现在故事中。孙先生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出现在故事中,他见证了酒虫事件的起因、经过与结果。芥川龙之介对孙先生的外貌进行了详细的描写,他留着老鼠一般的胡子,身着黑色长袍,腰间扎一个凌乱腰带,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学究。孙先生作为刘大成的朋友同样具有很强的好奇心,在治疗酒虫的过程中虽然在内心深处蔑视佛道诸论,认为番僧其实是个狂妄的和尚,但听完番僧的话却对酒虫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与此同时,孙先生的性格中也有自私的一面。在听到朋友的腹中有酒虫后,孙先生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担心朋友的安危,而是在思考自己是不是也符合番僧所说的状况,唯恐自己的身体内也住着一只酒虫,这样的想法也足见其是一个重利轻义的人。芥川龙之介笔下的孙先生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其实离不开编辑对人性的关注和他奉行的“善恶一体”艺术观。至于新增的两个人物——丫头与侍童,芥川龙之介在作品中一笔带过,虽然着墨不多,但在文章中也有一定的作用。首先丫头与侍童的出现可以侧面烘托刘大成家里的富足,此外丫头和侍童也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起到了连接与过渡的作用。

芥川龙之介的《仙人》(1915年)结合了《聊斋志异·鼠戏》与《聊斋志异·雨钱》两部作品创作而成。编辑把《聊斋志异·鼠戏》中的主人公鼠戏艺人和《聊斋志异·雨钱》中的主人公秀才融合成了《仙人》中的主要人物形象,编辑把两个虚幻的人物具体化,构成了一个有自己真实姓名的人物李小二,并且通过各种细节描写使人物形象丰满起来。在《聊斋志异·鼠戏》中并没有对鼠戏艺人的性格特征作任何说明,在《聊斋志异·雨钱》中秀才的性格主要有两个特点,其一为旷达,其二为爱慕钱财。正是由于秀才的旷达才让他“不以为怪”,与老翁“评驳今古”,而当他在得知老翁的特异才能后,想要让老人为自己变些钱财,从而摆脱自己贫苦的生活,这种行为便有不劳而获的企图。芥川龙之介《仙人》中的李小二并没有继承原著中的性格特征,他接近老翁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因为看到老人的状态非常落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其次是作为一个街头艺人,早已养成了主动打招呼的习惯,所以才上前与老人搭话。综上两点原因,大家并没有看到李小二因自身的旷达与老人开始交往。李小二对老人产生了同情之心,并且不断安慰老人的时候,老人为了消除李小二的顾虑才主动向他展示了自己非凡的技能,主动给李小二变钱并且最后把这些钱财都送给了他,因此文中并没有出现李小二对钱财强烈的爱慕之感。在芥川龙之介的《仙人》中,李小二是一个虽然每天为生计担忧,但又极富同情心,细腻敏感又热情乐观的鼠戏艺人,《仙人》中很多处细节都体现了李小二对自己生活的担忧与烦闷,虽然如此,他却从不会被生活打倒,对命运屈服。面对一个看起来处境比自己凄惨的老人时,他更多的是对老人的同情,极力夸大自己的悲惨处境来为老人宽心。在得知老人有变钱的特殊技能时,李小二也并没有要求老人接济自己。因此在芥川龙之介笔下李小二得到了一个全新的改变。

《聊斋志异·雨钱》中对老人的描写集中于“皤然一翁,形貌甚古。”与“翁自言:‘养真,姓胡,实乃狐仙。”这两句话中。这两句话简单地描述了老翁的姓名与外貌特征,并且交代了老人是狐仙,颇具神秘色彩。而在芥川龙之介的《仙人》中,编辑删除了老翁的姓名,对他的外貌进行了非常详细地描述:“那是一个丑陋的老人,身着肮脏的道袍,头发乱得像鸟(哈哈!李小二心想,原来是个叫花子道士呀!)道士的双手抱住自己瘦削的膝盖,并将生着长须的下颌抵在膝盖上。他睁着双眼,但却不知看着何方。他的道袍也是湿唧唧的,显然也被雨雪淋过。”这段描写为大家勾画出老人的基本形态,瘦骨嶙峋,衣着破旧,长相丑陋,眼神涣散,整体上显得狼狈不堪。在《聊斋志异》中没有体现老翁的性格特征,但在芥川龙之介的小说《仙人》中却着重描写了老人沉默寡言的一面。在李小二反复和老人搭话的过程中,老人的态度一直比较被动,只回答“是吗?”“是啊”等简单的句子,整个过程中都显示出老人的沉静、稳重。性格描写让老翁的形象更加丰富与饱满,同时也为之后李小二对老翁产生同情之心埋下伏笔,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接下来故事的发展轨迹。此外,在日本作家笔下产生这样性格特征的人物与日本的学问氛围是分不开的,由于地理、气候等因素的不稳定性,日本人具有非常强烈的危机意识,在危机感的驱使下,日本人往往敏感细腻、多愁善感、谦逊谨慎,言行举止小心翼翼,一般不会妄言。《仙人》中老人的性格某种程度上是典型日本民族性格的一个缩影,表现了日本学问映射下的民族特性,同时体现出以日本人为代表的日本学问内核。

综上分析,《聊斋志异·酒虫》中的人物形象在芥川龙之介的《酒虫》中发生了变异,把原著中两个人物扩充至三个,并且新增了两个次要人物。而且对人物的外貌与性格特征进行了扩充,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饱满。《聊斋志异·鼠戏》与《聊斋志异·雨钱》的主人公在芥川龙之介的《仙人》中融汇成了一个主要人物李小二,并且扩充了次要人物老人的外貌、性格描写,编辑把日本学问融入作品中,对原著中人物形象进行了变异。

二、细节描写的变异

受西方文学的影响,芥川龙之介的作品中融汇了西方文学的创作手法,使作品有了向内转的倾向。作品中有大量的心理描写,并且有明显的探寻人物心理状态的痕迹。除心理描写之外,其历史小说中也有很多景物描写,详尽的景物描绘为读者呈现了一个逼真的故事情境,好似可以带读者回到那个远古的年代,让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芥川龙之介的《酒虫》与《仙人》在改写的过程中很好地运用了心理描写与景物描写的手法,使行文更加自然,描写更加生动。

《聊斋志异·酒虫》文风简洁精炼,几乎没有环境描写与心理描写,但在芥川龙之介的《酒虫》中,新增了大量的环境描写、景物描写与心理描写。在《酒虫》的开篇,编辑就对原著的结构进行了调整,把刘大成治疗酒虫的情形搬到故事的开始,为读者描绘了酷热难耐的夏日打谷场上的情景。太阳高照,农田里的庄家都耷拉着脑袋,屋檐上的瓦片反射着沉重的日光,檐下的燕子也好像要被焖杀了,一切生物在燥热的大气下都显得阴沉沉的。就是在这样的环境烘托下,打谷场上发生了治疗酒虫的事件,充分的环境烘托让整个事件都显得更加紧张与焦灼,同时也在开篇调动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为接下来酒虫事件的发生作了铺垫。

除了环境描写以外,文中还有很多心理描写。比如在《酒虫》中对刘大成的心理是这样描写的:“刘某心中开始怨恨起蛮僧来,同时又怪自己为什么要听信那家伙信口雌黄,来受这种糊涂罪。嗓子越来越干,胸口莫名其妙地想吐,忍也忍不住。刘某终于绝望了,打算向枕边的蛮僧提出停止治疗的要求,于是喘着粗气开了口……”这一段心理描写表现了刘大成在接受治疗过程中的心理状态,由最初的期待到怨恨蛮僧,直至最后彻底绝望,想要和蛮僧提出停止治疗的要求。这一过程真实地表现了刘大成的懊悔与无助,让刘大成的性格更加生动饱满,同时也为日后刘大成对酒产生厌恶心理埋下了伏笔,为刘大成日后人生轨迹的改变作了铺垫。除此之外,《酒虫》中还描绘了新增人物孙先生的心理活动。孙先生是一位学究,他见证了治疗刘大成嗜酒症的完整过程。开始孙先生听闻刘大成腹中有酒虫后,暗自思忖,觉得自己的状况非常符合番僧所说的症状,担心自己腹中也有像酒虫一样的东西,但又认为番僧太狂妄,有可能在用奇异的事件欺骗刘大成。这段心理描写非常精准地把握了孙先生面对如此奇异事件的矛盾心理,同时也借孙先生的心理很好地揣摩到了读者此时产生的狐疑与不解,潜在地与读者进行了互动,同时也很好地展现出孙先生性格中的不同侧面。

在《仙人》中编辑也增添了许多心理描写,比如李小二在遇到老人后产生了一系列心理活动:“李小二觉得,和这个老道士相比,自己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是生活的优越者。当然这样的一种感觉,也会令之愉快。但与此同时,李小二又莫名其妙地感觉到,自己这种优越感也带来了对于老人的内心歉疚。这种歉疚的心情,令李小二有意将话题转移到自己的生活苦难上,且将那般生活的苦难故意地加以夸大。”这段描写非常细腻地捕捉到了李小二在面对老人时的心理状态,老人的境况在李小二眼中并不太如意,但人在潜意識中往往是利己的,因此李小二在面对老人时的第一反应是产生了一种优越感。但这种优越感在某种程度上讲其实是对老人的一种怜悯,而后李小二又对自己的这种优越感产生了怀疑,觉得自己对老人有所亏欠,因此故意夸大自己生活的苦难,试图给老人宽心。这样细腻的心理与日本人民族性格中凸显的细腻敏感如出一辙。之后,李小二觉得自己说的话并没有让老人得到安慰,又在心中暗自揣测,对自己没有充分表达同情之心产生了不满。在整个交谈的过程中,李小二一直在猜测老人的境况,同时也在暗暗观察老人的反应,琢磨自己的话是否能安慰到老人。这一系列心理描写清晰地展现了李小二的心理活动轨迹,深入剖析了李小二的所思所想,使李小二的形象更加饱满。

编辑在《酒虫》和《仙人》中都增加了原著中没有的心理描写与环境描写,细致入微地描写了主人公的心理状态与故事发生的现实环境,让人物形象更加生动饱满,使情节更加完善充实,增加了作品的逻辑性与文学性。

三、主题的变异

芥川龙之介的《仙人》对《聊斋志异·鼠戏》与《聊斋志异·雨钱》的主题进行了改造。《聊斋志异·鼠戏》只是简单地描写了一个鼠艺人的卖艺生活。相比之下,《聊斋志异·雨钱》的主题相对丰富一些主要表达了对不慕名利、高尚纯洁的推崇,以及对贪慕虚荣、不劳而获的摒弃。而在《仙人》中则把文章的主题变成了仙人对现世生活的留恋,表达了编辑对现世生活的肯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了编辑的价值观,同时也体现出日本人务实的民族特征。

《聊斋志异·酒虫》的主题在芥川龙之介的历史小说《酒虫》中发生了变异。原著中的主题在结尾处略见端倪,结尾处人们一边怀疑人一生的饭食是否有定数,一边对酒虫在刘氏身体中到底是福是祸产生了争议。这一方面体现了当时人们的宿命论,增添了文章的奇幻色彩,另一方面也告诫大家要客观、理智、辩证地看待事物,要对事物有比较清醒的认知,不要轻信他人的观点,要有自己的判断。芥川龙之介《酒虫》中的结尾对原著进行了改变,文末提出了三种假设,其一,认为酒虫是刘大成的福泽,排出酒虫就会丢掉好运;其二,认为酒虫是刘大成的灾祸,不排出酒虫会让刘大成丧失生命;其三,认为无关福祸,酒虫就是刘大成,刘大成就是酒虫,而排出酒虫的刘大成已经变成了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没有了灵魂与生气的刘大成像一个行尸走肉,最终落得个悲惨的结局。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才是《酒虫》的主题,大家不可以改变人的本性,改变了人的本来面目就不能称之为一个完整的人,只能算是一个没有个性,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编辑正处于大正时期,此时日本出现了大量西方的思想与学问,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国内涌现出了许多民族主义流派,在这样的学问冲擊下,也出现了许多文学流派。当时的编辑正处于历史的交叉点,难免要进行抉择,而这正需要人们拥有自己的思维与想法,形成自己独立的判断。同时编辑也暗讽了当时的学校教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敬重学生的个性,因材施教,而是秉承教条主义的原则对学生施行灌输式的教育,以同一模式培养学生,这样无异于把每个生机勃勃的花季少年变成麻木不仁的学习机器。

《聊斋志异·诸城某甲》的主题在芥川龙之介的《掉头的故事》中发生了变异。《聊斋志异·诸城某甲》讲述了一个士兵在前线杀敌时颈部受了重伤,当亲人要将其下葬的时候,发现他的脖子还连着身体,还残存一丝气息,于是对他进行医治,就这样这个人又活了下来。过了十年,有一天这个士兵被一个笑话逗乐,仰头大笑,刀痕断裂,失了性命。蒲松龄在文章的最后评论道:“一笑头落,此千古第一大笑也。颈连一线而不死,直待十年后成一笑狱,岂非二三邻人负债前生者耶!”编辑把主人公的死因归结为前世的恩怨情仇,而这样的说明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奇幻色彩,也非常符合神魔小说的特点,因此编辑写作的目的主要是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芥川龙之介在他的《掉头的故事》中把故事的情节改为:战争结束后,那个以前品行端正的受伤士兵,变成了一个不学无术的无赖汉,每天穿梭于街头巷柳,最后因为与酒友厮打而旧伤复发,最终死去。因此,编辑认为人性是不可靠的、捉摸不透的,而每个人也应该清晰地认识到人是善变的,只有明白这点才能称之为一个成熟的人。而原著《聊斋志异·诸城某甲》中却没有任何对人性产生怀疑的词句,因此《聊斋志异·诸城某甲》的主题由猎奇变成了《掉头的故事》中呈现的对人性的怀疑。芥川龙之介之所以这样更改主题,与他一直以来对人性的关注是分不开的,芥川细腻却不失深刻的笔触一直都对人性有着自己独到的剖析,尤其是对人性中的利己主义颇为关注。《掉头的故事》中主人公在经历了残酷的战争之后不免会产生看淡生死、及时行乐的处世心态。在这样的状态下,也许只有不断地满足当下的欲望才会让他觉得生活是值得的,而这本质上就是一种只着眼于当下,满足自己私欲的利己行为。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何小二在战争前后才会有如此大的变化。当时一战刚刚结束,战争使国民心态产生了巨大的改变,芥川龙之介对《掉头的故事》的主题进行改变,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从战争中回来的士兵们的真实状态,体现了当时社会环境下战争对人们的摧残。

《仙人》《酒虫》与《掉头的故事》都对原著的主题进行了改变,编辑借古讽今,借鉴中国古代的故事素材书写当下社会现状的主题内涵,深刻剖析了社会中的各种事件,表达了自己对社会的认知与看法。

四、变异的原因

(一)编辑的经历

芥川龙之介生于旧式封建家庭,家族中的学问氛围非常浓重。芥川龙之介讲:“父亲爱好‘一中元、围棋、盆景、俳句等。母亲是津藤的侄女,是个‘故事篓子。我投身于文学事业,谁都不反对。因为父母、大姑都相当爱好文学。”在中小学时代芥川龙之介的各科成绩都很优异,尤其是汉文,水平超常。从那时起他的读书欲望就非常强烈,喜欢江户文学、《西游记》《水浒传》等,也喜欢日本近代作家泉镜花、幸田露伴、夏目漱石、森鸥外的作品。中国文学对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他在小品《爱读书籍印象》中写道:“我儿童时代爱读的书籍首推《西游记》。此类书籍,如今我仍旧爱读。作为神魔小说,我认为这样的杰作在西洋一篇都找不到。就连班扬著名的《天路历程》,也无法同《西游记》相提并论。此外,《水浒传》也是我爱读的书籍之一,如今一样爱读。”编辑的生平经历中一直闪烁着中国文学的影子。

此外,芥川龙之介还为自己取了中国古人擅用的雅号,他常用的雅号有寿陵余子、澄江子、我鬼等。芥川的随笔《肉骨茶——以寿陵余子笔名写成的戏文》“雅号”中说:“现在,日本作家大多不用雅号。以其有无雅号,足可辨别文坛上的新人与旧人。”从读书趣味与雅号的选取上,大家可以明显地发现芥川不仅喜欢中国古典文学,而且对中国神魔类的文学作品情有独钟。像《西游记》《聊斋志异》这些作品都怪诞、神秘,极具个性色彩,芥川独特的文学审美趣味也为日后《聊斋志异》在他的历史小说中产生变异埋下伏笔。

(二)社会环境

前述三篇历史小说写于1915年到1922年间,当时正值大正时期,日本刚刚完成明治维新,国内接受了西方的社会制度与学问思想,民主气息非常浓厚,各种民间运动和社会思潮纷至沓来。在各种势力的冲击下,许多文学思潮也都涌现出来,包括自然主义、浪漫主义、白桦派等等。在纷繁的多元学问中,芥川也面临着许多选择,最终他感觉自己“学西洋未成而忘掉东洋”,因此选择回归传统文学,并在文章中以“邯郸学步”的故事自警,表现出他“抛却肤浅的西洋学问而回归东方学问的强烈意念”。

此外,《聊斋志异》的故事素材非常符合芥川龙之介的艺术审美与现实写作需要。他在《骨董羹》(1920年)中写道:“聊斋志异与剪灯新话一样,在中国小说中都是谈鬼说怪的。由青灯寒光所带来的怪异达到了极点,这是普遍为人所知的。然而编辑蒲松龄不能勇敢面对朝廷,便借助牛鬼蛇神之谈讽刺朝廷的行为,有时为了本国的读者,不无遗憾而舍之。”由此可以看出芥川龙之介可以从《聊斋志异》诡奇的艺术表现中看到蒲松龄写作的真实意图,并把这种写作方式运用到自己的历史小说中。芥川龙之介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借助中国古典文学的素材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聊斋志异》为芥川龙之介历史小说的创作提供了非凡的灵感与独特的思路,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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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曹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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