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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晚清题材历史小说的学问意义

2021-09-14 13:18黄金萍
关键词:学问意义

黄金萍

摘 要:当代历史小说以其特有的学问内蕴与传统因素而享誉文坛,这其中唐浩明晚清题材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敬畏历史的文史求真态度、立足全球化的民族学问自信以及开放包容的学问传承视野,对于今天的历史小说创作而言仍有着无可替代的学问意义。

关键词:唐浩明;晚清题材;历史小说;学问意义

历史小说作为融合历史真实和文学虚构的特有文体类型,因其独特的思想追求与古典的审美蕴含,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新时期以来,当代长篇历史小说既出现了以姚雪垠、唐浩明、凌力、二月河、刘斯奋、熊召政、孙皓晖等为代表的优秀历史小说家,也诞生了以《李自成》《曾国藩》《少年天子》《雍正皇帝》《张居正》《大秦帝国》等为代表的经典历史小说。这些经典作品视野开阔,思想厚重,人物丰满,成为当代文学史无法绕开的独特存在。这其中,唐浩明的晚清题材历史小说三部曲——《曾国藩》《旷代逸才·杨度》《张之洞》——无疑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可以说,唐浩明晚清题材历史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敬畏历史的求真态度、立足全球化的学问自信以及开放包容的创作视野,对于今天的历史小说创作而言仍有着无可替代的启迪意义。

一、敬畏历史真实,纠正了新历史主义小说戏说历史的倾向

“敬畏历史,感悟智慧”既是中国古代历史学者崇尚的学术信条,也是历史小说家唐浩明先生一以贯之的创作核心理念。在唐先生自己看来,“敬畏历史”至少包括了涉及“历史小说”概念本身的两方面应有之义:一是要敬重“历史真实”,即要有史学家的史德与史识,写作态度严肃,在历史的大是大非面前绝对敬重客观有据的史实材料;二是要遵循相对的“小说自由”,即小说家的敏锐眼光和艺术才华不可缺席,在不违背大方向的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小说创作必须要有大胆想象,合理虚构,尤其要掘进人物内心深处,准确捕捉与生动描绘历史生命最细微处的颤动。①“感悟智慧”则是其小说创作的目的,既要通过历史小说的创作与传播,爬梳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身上蕴含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哲理思想,秉承古为今用原则,借以引导今天的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限于篇幅,本文将重点阐述“敬畏历史”所体现的两个方面的内容。

与上述学者型历史小说家相比,唐浩明在历史小说创作的严谨务实的追求态度上一点也不逊色,甚至在敬畏历史信仰方面对自己的要求尤其苛刻。历来以低调示人的唐浩明在岳麓书社工作时间相当漫长,可以说是从一而终,没换过工作单位,同时他的主职工作一直是近代文学与学问编审,从1984年起,他一直专注于晚清历史与学问研究。大家完全可以这样说,是晚清历史专业研究成就了他的晚清题材历史小说,也成就了他作为当代晚清题材小说创作的第一人。

对于唐浩明以敬畏之心诚待历史、善待古人的严肃创作态度,国内外许多学者都纷纷投以赞赏的目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批评家胡明认为,历史小说创作离不开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要敬重基本的历史事件与人物的真实性,“首先要敬畏历史,才可能写好历史”。②胡明特别用唐浩明历史小说创作为例表达了对历史小说家敬畏历史态度的认同与赞赏。

当然,历史真实在唐浩明笔下也不是铁板一块,他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创作的历史小说,所呈现的历史写实角度、技巧与方法也各有千秋。批评界对其写实风格的变化也多有研究,但大家对唐浩明在不同阶段的作品对于历史真实表现的一致性的严肃态度都表示相当的赞同,认为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创作态度在当代历史小说创作领域不太多见,由此可见唐浩明创作上一以贯之的非虚构创作态度。具体来说,在20世纪80、90年代創作的《曾国藩》体现的是历史真实追求的自发阶段,《旷代逸才·杨度》体现的是历史真实追求的自觉阶段,而《张之洞》则体现了历史真实追求的成熟阶段。

唐浩明的历史小说创作动机源于晚清历史研究中呈现出的历史思考及学问追索,或者说文学创作是对历史的延伸。当初在编《曾国藩全集》时唐浩明就发出了沉痛的感叹,为什么历史学问领域,学问保守主义思潮明明是传统学问的捍卫者与弘扬者,却在当代饱受非议,倒是基于阶级划分的激进主义思潮,对传统学问采取批判态度的做法却大行其道?正基于这一反差的思考,唐浩明萌生了借文学创作反拔历史与学问虚无主义的主张。他的晚清三部曲尽管时间不一,但这种学问求真与求实思想却从未改变。

同样,在创作《旷代逸才·杨度》时,唐浩明在真实还原历史人物方面也是付出了大量心血。对于杨度,唐浩明始终抓住了一点,那就是这位处于晚清社会转型时期的湖南士子,尽管生前与身后遭受了来自多方面的极为不公的评价与对待——既在晚年背负着“帝制余孽”的骂名和“帝制祸首”的罪名,又在死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被骂为汉奸,但唐浩明剥离外在的阶级话语标签,透过历史事实清晰地还原了杨度至死不渝的拳拳报国志向和毫不动摇的救国救民理想。换言之,编辑正是能站在今天思想解放的时代高度,透过浩如烟海的历史史料,真切地还原了一位近代爱国常识分子的本来面目。

而在第三部历史小说《张之洞》创作上,唐浩明一以贯之的仍然是敬畏历史真实的谨慎态度,甚至于对历史求真的态度上比前两部作品更为严苛。这种谨慎与严苛一个显在的表现就是编辑的写作速度更加稳重而缓慢。在该小说由期刊到书本的修改订正过程中,编辑敢于跳出立足于市场效应的《曾国藩》传奇性手法,删去了初稿中不少晚清稗史和民间流传下来的风流韵事,而将大量书信奏章合理地插入在字里行间,使得文本的真实性更为可信。③这一切无不体现唐浩明对于历史求真态度的近乎完美的孜孜追求。

在一切文学都不得不经历市场化考验的今天,唐浩明的《张之洞》在读者接受方面显然吃亏不小。由于小说采取严格的历史纪实手法,坚持非虚构创作立场,因而在当《张之洞》出版后,学界不少青年批评家直指该小说太拘泥史实而缺乏激活市场购买效应的问题,并建议其在修改阶段向二月河的大众化创作风格靠拢,迎合读者与市场。但唐浩明不为所动,坚守“历史真实”这一创作底线不妥协。唐浩明的一位老朋友这样评价:“《张之洞》估计是唐浩明的最后一部历史小说了,因为他写得太辛苦。从《曾国藩》到《杨度》再到《张之洞》,唐浩明也由年轻俊逸而到了‘不知明镜里,何日添秋霜的年纪,十五年光阴就这样倏忽而逝。”④笔者也认为,不管后来对唐浩明的“晚清三部曲”的文学史地位作怎样的评价,就追求历史真实与写作态度而言,唐浩明的创作应该是无可挑剔的。可以说,在以唐浩明为代表的当代历史小说家身上,这种敬畏历史真实的背后其实包含了深切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体现了当代作家自觉的学问担当,也表现出了对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学问自信。这一切都是新世纪历史小说创作最为宝贵的经验,值得汲取。

总而言之,正是秉持这种严谨务实的求真态度,唐浩明的三部晚清题材历史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有力纠正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历史主义小说带来的蔑视历史真实的种种流弊。众所周知,新历史小说往往以戏谑崇高、解构真实、戏说英雄等为其创作旨归,与西方流行的新历史主义思潮一脉相承,其特点在于将历史文本化与文本历史化,以小历史叙事取代宏大历史叙事,将欲望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种写作历史的方法固然在一定程度上给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但其根本的危险在于,过分沉迷于解构历史真实,势必会将历史事实化为虚幻,历史真实因此而被连根拔起,历史书写最终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而无法自救,长此以往,中华五千年文明将无所归依,中华优秀传统学问也终将会失去其应有的光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唐浩明的晚清题材历史小说高举敬畏历史、坚守真实、崇尚传统的大旗,以严谨务实的求真态度,几十年如一日,终于完成煌煌巨著“晚清历史三部曲”,有力纠正了新历史小说误读历史、戏说真实的误区,给广大读者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立足全球化背景,增强了民族学问自觉与学问自信

历史小说如果单纯复现那些业已成为过去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一味追寻所谓真实的历史过往而亦步亦趋地紧贴历史记载加以书写,最后往往会导致历史小说的单调、冗长与乏味。尤其是在历史影视剧日益泛滥的今天,这种过分强调历史真实的写法最终会跟其表现的对象一样被今天的人们无情地抛弃。唐浩明的晚清历史小说一个最大的特色就在于,编辑在追求历史真实、敬畏历史传统的同时,能大胆突破过去历史书写的种种禁锢与枷锁,勇于楔入晚清文人的生命旅程,通过一系列近代历史人物的故事,揭示那个时代特有的风云变幻与家国情怀。时至今日,当大家回顾新时期以来那些富有影响力的历史小说经典作品时,都会发現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这些伟大的小说,往往是站在了时代的思想、学问与艺术的制高点书写历史,并最终救助历史书写,完成反思过去、启迪未来的任务。唐浩明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应该说,唐浩明的晚清题材历史小说一个重大的突破就在于创作视野更为宏阔,对西方世界的考量也保持了开放也更为包容的姿态:一方面,小说对晚清以来中西学问的冲突与融合局面的全面书写与整体把握可谓高屋建瓴,相较那些吹捧康乾盛世、嘉庆中兴的历史小说,唐浩明的晚清历史小说无疑在思想认识上高了一个层次;另一方面,编辑自觉引入了“西方他者”视角作为参照,成功摆脱了过去的民族国家二元对立话语模式,而代之以徐图自强、中体西用的全新视野,大家姑且将之称为“全球视野”。

以史为鉴,借古喻今,是历史小说创作的重要宗旨。全球化对于中国传统学问的全方位冲击,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这种差异背后当然也有着某种历史的相似性。众所周知,晚清的中国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中国传统学问在民族危亡的大遭遇面前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甚至有些落后与陈旧。而今天的中国早已走出积贫积弱的落后困境,以全新的独立自主的姿态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大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今天的中国同样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同样受到美英等西方现代化强国的环伺与包围,同样面临传统学问现代转化的关键时期。可以说,两个阶段的中国强弱本质不同,但从外在表现形式上却有着某种形式上的相似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唐浩明固执于重释近代历史、反思学问传统,就是因为清醒地意识到了中华民族历史学问传统对于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借鉴意义。

与其他历史小说家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唐浩明的三部小说都立足于晚清的特定时代背景,聚焦于特定时期的民族矛盾与国家矛盾,以新旧学问冲突、传统学问护卫与现代学问突围为叙事主线,始终洋溢着饱满的爱国主义情怀与家国一体的民族认同精神。但编辑显然又不满足于这种外在爱国主义表征方式,巧妙地将笔下人物的爱国情怀、传统认同与民族学问自信紧密结合起来,三部小说的字里行间都洋溢着一种自信心与自豪感。无论是在《曾国藩》中主人公对于民族学问底蕴的自信,还是在《旷代逸才·杨度》中日本青年一代对中华学问的仰慕与敬仰,抑或是在《张之洞》中发自心底的对中华学问的博大精深的感喟,无不体现出编辑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学问的认同感与自信心。

三、促进思想解放,改变了历史小说题材单一化的格局

小说创作与时代氛围息息相关,对于历史小说创作而言尤其如此。由于历史小说特有的以古讽今、借古喻今的学问特性,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历史小说不敢触碰帝王题材,也不敢放开手脚书写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的将相题材。当大家今天回顾当代历史小说的创作历程,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一旦离开了较为宽容的政治环境和自由包容的社会环境,要想写出真正体现作家主体艺术个性的历史文学作品无疑是一件极难的事情。

唐浩明在这一方面深有体验。他在1986年开始创作小说《曾国藩》时,当时对于太平天国无疑是以歌颂为主的,但史学界也开始反思洪秀全政权腐败的原因,因此对于曾国藩这一人物身上所蕴含的传统学问底蕴,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同情与理解。以至于唐浩明担任主编的《曾国藩全集》顺利出版后,举国上下尤其是坊间民间对此都采取了一种相对沉着与宽松的态度,这时唐浩明才下定决心写一部关于曾国藩的历史小说。由此可见,社会思想解放程度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在另一方面,唐浩明的历史小说又有着借助小说推动学问风气转型的作用,唐浩明1993年出版的《曾国藩》更是开风气之先。在《曾国藩》出版之前,已经有不少作品描写晚清太平天国运动,如《天国恨》《星星草》等等,这些小说的观照视角都是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相比之下,唐浩明在创作《曾国藩》过程中,尽管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坛风气已有所转向,但近代题材创作仍然存在一定的禁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在太平天国、曾国藩、李鸿章等历史题材的处理上,政治正确性无疑是重要的标准,太平天国运动是正义的农民起义、曾国藩是杀人不眨眼的反对势力刽子手、李鸿章是卖国求荣的汉奸走狗,几乎是不容置疑的历史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唐浩明敢写曾国藩,其中的挑战与难度可想而知。

也正是在《曾国藩》之后,一大批旨在“翻案”的历史小说纷纷出现,从秦始皇到隋炀帝,从唐明皇到雍正皇帝,从陈廷敬到李鸿章,过去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反面人物”纷纷抖落身上的历史尘埃,以饱满立体的真实形象出现在广大读者面前。从此,历史小说彻底走出了阶级斗争模式的单一局面,各类题材纷纷面世,成为20世纪90年代文坛最为亮丽的风景之一。由此可见,唐浩明历史小说的传统学问价值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认同与支撑,这也正体现了唐浩明晚清题材历史小说特有的学问魅力与学问意义。

注 释:

①唐浩明.冷月孤灯——静远楼读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317.

②胡明.历史·历史观·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J].文学评论,2004(03).

③唐浩明.《曾国藩》创作琐谈[J].文学评论,1993(06).

④崔述炜.我与名人没有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25.

(责任编辑 曹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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