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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中国与日本的书法学问交流略论

2021-09-14 02:29高聿加

高聿加

摘 要:中日书法艺术交流是东亚“丝绸之路”学问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两宋和蒙元时代(960-1368年)为中心的历史时期,中日两国正式的官方联系中断甚至发生过元代的两次渡海入侵。在日本,正是“唐样”“和样”两大书式并行发展、“和样”书法占据主流地位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在“尚意”书风和“尚意”的审美观念的影响下,日本的“禅宗书法”得到充分的发展,其中的“峻烈”书风可能一直影响到近现代的日本书道。

关键词:两宋;蒙元;“和样”;“禅宗书法”;峻烈

书法,{1}说到底,是将文字、文辞用笔墨表现出来的一种艺术形式,它的基础是文字。在汉字学问圈内,书法艺术对韩、日等地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日本的影响尤其显著。它不失为东亚“丝绸之路”学问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唐样”和“和样”是中日书法交流的两项主要成果。关于“唐样”,虽然有一些争议,但总体上无非包括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有的学者指出,“唐样”书法在日本经历了唐代以及清末民初三次发展高潮。{2}“唐样”书法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也是中国与日本官方关系的鼎盛时期,当时承担两国交流的主要是官派留学生和僧侣,传到日本的书法也是中国主流文人学士的晋唐书法。此后,经历了官方关系的长期中断、永乐时期的恢复以及日本于16世纪中叶实行“锁国政策”(但明清时期长崎保持与中国的贸易往来)等历史变动。但在明末动乱局面下,一批承担学问交流的中国正统文人学士和僧侣来到日本,给日本学问带来新的活力,迎来了“唐样”书法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此后“唐样”书法发展的第三个高峰也是中日建立官方联系、由正统文人学士带来的。因此,在前两个高峰期间的以两宋和蒙元时期(960-1368年)为中心的历史时期{3}便成为本文涉及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两国正式的官方联系中断甚至发生过元代的两次渡海入侵,中国参与学问交流的主体几乎是完全处于书法艺术“边缘”地位的僧侣;在日本,正是“唐样”“和样”两大书法并行发展、“和样”书法占据主流地位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尚意”书风和“尚意”的审美观念对日本产生了影响,“禅宗书法”得到充分的发展,其中“峻烈”书风可能一直影响到近现代的日本书道。

广义的“和样”也叫“日本风”“日本流”“和风”,即“日本历来的样式”,涉及书法,《广辞苑》的说明是“御家流、定家流等日本风书法风格”。《三省堂超级大辞林》的说明更为具体:“和样”是在中国书法的基础上“开创”的日本书法,是把汉字写得“柔和流丽”的一种书风,它分为世尊寺流、御家流等流派。{4}中国学者的说明比较清晰,有学者指出,所谓“和样”书法,“是指以书写日本假名为主的书体,它是伴随着日本平安时代中后期假名文字的产生而出现的。”{5}还有学者认为,平安时代后期,当中国的书法在政权更迭的动荡中停滞不前的时候,日本书法却在脱去与中国的联系的情况下,“融合中国汉字和日本假名,创立了具有自身特点的书法样式”,即所谓“和样书法”。“和样书法除在字形结构上与中国汉字有所区别,书写中的用笔和布白有时也加以变化,可以说是一种日本式的改变。”{6}

首先,“和样”书法的产生无疑是同日本文字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日本原来只有口头语(“大和言葉”,やまとことば)而没有表达自己语言的文字,所以当中国的文字传入日本后,日本的精英们就从汉字的形态和结构中努力抽取出一些因素,用来表达自己的语言,它大概经历了从表音、变体汉文、宣命体汉文、万叶假名(“真假名”)到纯假名(平假名与片假名)各阶段,最终“突破表意而形成日本民族习惯的表音特征和形式”。{7}这个过程也是日本书法从侧重于学习中国书法而形成“唐样”和“和样”书法的过程。然而,正因为最终形成了完全日本化的纯假名文字,所以,“和样”书法实际应该源于假名书法。

大家知道,日本开始全方位向中国书法学习大概始于《千字文》的传入。南朝梁承圣元年(552年,钦明天皇十三年)佛教通过百济传入日本,日本掀起了学汉字、写汉字风气。此后,隋、唐两代日本留学生和僧侣大批来到中国,中日两国开始大规模的直接交往。在书法方面,唐太宗喜好王羲之的书法,这对日本产生了直接影响,日本朝野上下,广泛流行晋唐书风,特别是王羲之的书风,而王羲之和晋唐书法的行、草书笔划特征正好与假名结构,特别是平假名结构相似。按照日本学者榊莫山的说法,假名萌芽于平安时期贵族妇女幽深的御殿和淑房(这些妇女被称为“女手”,这也成为假名书法的泛称),后来男性也参与进来。一般认为,“和样”书法开创于平安时代早期(相当于唐代)曾留学中国的“三笔”——空海(774-835年)、嵯峨天皇(786-842年)和橘逸势(?-842年)。大约在延喜八年(908年)或九年(909年),根据醍醐天皇旨意撰写的《古今和歌集》就是用假名書写的诗歌形式,它的诞生“形成了国文的独立。且假名文字作为国文的表记,也获得了凌驾于汉字汉文之上的地位”,大大丰富了日本书法的表现空间,并促进了“国风”学问的昌盛与书法上“和样”的形成。{8}这时中国已进入五代(907-960年)、两宋(960-1279年)时期。此时,因两国官方联系中断而没有留学中国的“三跻”(“三迹”“三贤”)——小野道风(894-966年)、藤原佐理(944-998年)和藤原行成(972-1027年)对王羲之体或晋唐书法进行研究和实践,使之进一步日本化。其中的藤原行成创立了“世尊寺流”书派(藤原行成的祖父曾将自家的别墅改称“世尊寺”,所以这一家传的书风被称为“世尊寺流”)。南北朝时期的尊圆亲王(1296-1356年,相当于元代后期)所代表的“青莲院流”(尊圆亲王是伏见天皇的皇子,因他是青莲院的门主,所以得名),便成为日本书法史上最大的流派。{9}

近代日本著名学者尾上柴舟认为,小野道风(其祖上是著名的遣隋使小野妹子)的汉字草书作品《消息帖》有重要意义,从中可以看出假名书法从汉字草书中汲取艺术营养的痕迹。所以,小野的书法作品虽然主要传承汉字书法的风韵和特征,但已显示出假名书法的萌芽。到了平安时期“三跻”中的藤原佐理的书作已“有向假名那种打散汉字结构取其局部的追求取向”。{10}有的学者认为,藤原行成的出现,标志着日本假名书法即“和样”书法的正式开端。{11}但是,从现存藤原佐理的《离洛贴》《头辨贴》等作品看,“打散汉字结构取其局部”,即将假名有机融入汉字的特征已经相当明显,水准和境界堪称一流。而藤原行成的作品(如《荒木切》)只是进一步假名化而已。

所以,对“和样”书法这个概念应该进行动态化理解。它“萌芽”于纯假名,最初的“三笔”仍然保持了汉字的特征,只是将汉字,特别是二王的书体“写得更加柔美、流畅”而已。“三跻”的出现,汉字的结构被大胆打散,形成假名化的倾向。所以,在认识“和样”书法的外形特征时,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就是“和样”书法实际是介于“唐样”与假名书法之间的一种混合型书体。

萌芽于“女手”的“和样”书法具有贵族式“绚烂艳美”“典雅而流丽”的美感特性。平安时代中期的天皇继续模仿中国的制度,并使之更加适合日本的国情。唐代爆发“安史之乱”后,持续了200多年的官方学问交流的“遣隋使”“遣唐使”于宽平六年 (894年)虽然废止,但从10世纪开始,由于日本国内假名文学的发展,其“国风学问”反而得到了相对独立发展的机遇。虽然这种学问仍然以中国学问为基础,但它更加符合日本的风土和国民性,“和样”书法也迎来了它的繁荣期。另一方面,由于庄园的繁荣,多数贵族成为特权阶级,生活豪侈而悠闲,他们悠闲自在地欣赏艺术、诗歌和自然风光,从而养成了一种独特的、以“雅”(高雅)、“物之哀”(自然伤感)、“佗”(幽静)和“寂”(雅)为特征的学问风尚。这种对自然怀有细腻情感、略带伤感和幽静的“和式美”同样对日本书法产生了深刻影响。{12}后来禅宗与神道相融合形成“日本禅”,它使日本学问朝着苦涩、枯淡的方向发展,并直接促成了日本式的“物哀”“空寂”“闲寂”文艺三大美学理念的形成。{13}这是上述“和式美”的进一步演变,对日本书法的影响同样是深刻的。

前面提到,宋元时期“和样”书风的崛起、承担学问交流的主体由文人学士转为僧侣这两大特征是与中日两国外交关系的变动联系在一起的。

“安史之乱”之后,唐代国力衰竭,日本对唐政策也发生了一系列微妙变化。大概从894年开始,日本中止了历经200多年的“遣唐使”,从此“日本统治者仅和高丽、渤海等极少数几个国家保持官方往来,对唐宋则采取政治回避的方略,外交政策转向消极。从此,中日两国大致处于一种没有正式邦交的状态,直至明代永乐时期,正式的国家交往才得以恢复。”{14}然而,邦交关系的消极转向虽然产生了相应的消极影响,但是双方的经济学问联系不仅不可能中断,而且,从平安时代进入镰仓时代,随着两宋和蒙元时代的到来,民间的商业和学问交往却越来越紧密。北宋时期,两国间的商船往来“几乎年年不绝”。据统计,北宋时日本入宋僧侣有22人,南宋时期来中国的僧侣仅7人,但中期以后,猛增到120人(次)左右;宋代赴日本的僧人也有16人。到了元代,虽然1274年和1281年相继发生“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一度使双方的交流受到严重影响,但此后,日本驶往元代的商船“每年几乎不断”,双方交通意外频繁的现象“不能不令人大吃一惊”,赴日的元僧至少13人,日本僧侣来元代的达到近230人。{15}据日本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北宋时期有名可查的来华日僧实际达32人,南宋约180人,元代则激增至300余人。{16}可见,尽管两国官方交往受阻,但是宋元时期仍然成为“继隋唐之后的第二个学问交流的高潮”。{17}然而,对于这个“高潮”也要进行具体分析:“安史之乱”后中日双方突然中止了官方交往,从此到唐代灭亡,再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五代十国,这段动荡时期双方的交往大概处于低潮期。如前所述,北宋时日本入宋僧侣22人,南宋前期入宋僧侣仅7人,中国可能没有僧侣和其他人士东渡。所以,在“安史之乱”至南宋前期(大致相当于日本的平安时代)3个多世纪的长时段中,中日双方的学问,特别是书法学问可能没有实质性交流,日本学问也因此而取得相对独立发展的机遇,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假名文字的形成和假名书法,即“绚烂艳美”“典雅而流丽”的“和样”书法的盛行。到了12世纪早期,平安贵族的统治发生危机,寺院佛徒骚动,武士们也在各地横眉怒目,横冲直撞,最终镰仓的武家政府在1185年确立下来,“从平安时代向镰仓时代转换的一大特征,是原居第一位的王朝理想主义的崩溃,军人的实践主义抬头。这种推移的痕迹,在佛教世界里迅速地反映出來……书法也遭到同样的命运。”{18}佛教世界所反映的是禅宗进入日本,书法领域所反映的便是“尚意”审美风尚和“禅宗”书式为日本书坛增添了强大活力。书风由柔弱转向强悍,唐样书式再次压倒“和样”书式。

葛兆光先生说:“文人士大夫向禅宗靠拢,禅宗的思维方式渗入士大夫的艺术创作,使中国文学艺术创作上越来越强调‘意——即作品的形象中所蕴藏的情感与哲理,越来越追求创作构思时的自由无羁”;“为了追求‘意,中国士大夫文学艺术家们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禅宗的思维方式。”{19}可见,“尚意”的“意”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禅宗的启示,“意”就是“禅意”。

大概到北宋中期,唐代形成的佛教禅宗迎来了发展的鼎盛期。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教旨对长期受礼教束缚的人们是一次空前的解放,这就为艺术创作赢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对书法创作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清人冯班说,“唐人尚法,用心意极精,宋人解散唐法,尚新意而本领在其间……”{20}“解散唐法”指北宋书坛开始脱离晋唐“尚法”的局限,法度、形式退居其次,“尚新意”成为一种风气。苏轼的诗句“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21}“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22}和黄庭坚的“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23}说的都是这个意思。苏轼广与禅僧往来,黄庭坚从禅师参禅问道,深悟禅理,米芾行止癫狂,行迹与禅僧相似。因此,“北宋中晚期‘尚意书风的勃兴,使禅林上下受之影响。与此同时,禅宗的思想也渗透到文人墨客之中。禅宗高僧的墨迹,有独到的‘禅机和‘意境”。这些墨迹虽然在中国几乎片纸不存,而在日本却形成日本书道中的一个独立分野——禅宗墨迹。{24}

日本仁安三年(1168年)和文治三年(1187年),明庵荣西(1141-1215年)两次来到宋代,跟从天台山临济宗黄龙派八世主受法。日本建久二年(1191年)荣西归国,后将临济宗黄龙派禅法传入日本,标志着日本禅宗的真正创立。日本嘉禄三年(1227年),荣西的弟子道元跟从曹洞宗第十三代弟子如净受禅法,曹洞宗传入日本。二人的书法主要是受黄庭坚的影响。随着禅宗寺院进一步扩大,他们的书风被称为“禅宗样”,在禅林间流行起来。到了南宋,张即之古雅遒劲、清爽明快的字体也在一部分日本禅林流行起来,其中最杰出的是兰溪道隆(1213-1278年),他倡导的书风与黄山谷书风相并称,形成了两大流派。{25}木宫泰彦认为,南宋中期以后,许多入宋僧侣回国后传来“颇具特色的南宋新学问”,也带来了“南宋已经烂熟了的禅宗……所以,从移植学问来看,是个极重要的时期”;另一方面,宋代僧人来到日本的也逐渐多了起来,宽元四年(1246年,南宋淳祐六年),宋代阳山无明慧性的法嗣兰溪道隆(大觉禅师)率同他的弟子义翁绍仁(普觉禅师)、龙江等数人来到日本,“这是中国禅僧来到日本的开始”。显然,已渐兴起的日本禅风正是他“动了游兴”、前来日本的主要原因。{26}

南宋灭亡后,很多宋僧为了避乱来到日本,如中国僧侣草书名家一山一宁(1247-1327年)前来日本,培养了雪村友梅、虎关师炼、梦窗睐石等很多名僧,对日本书法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此后,从日本去元代的禅僧每年增加。未去元代的禅僧中也有很多书法能手,其中,京都天龙寺的开山梦窗竦石(梦窗国师)、东福寺的学僧虎关师链、大德寺的开山宗峰妙超等尤其杰出。日本室町时代(1336-1573年)的一休宗纯(1349-1481年)更是家喻户晓的临济宗奇僧。

韩天雍先生说:“由于中日两国高僧络绎不绝的交往,宋代的新学问也在不断地输入到日本。宋代高僧以其渊博的学识和精湛的书艺赢得了日本禅林界及书坛的瞩目与青睐。于是,与‘和样书法迥异的禅宗墨迹,一跃成为书坛的主流。”{27}这里的“墨迹”有两层意思,在中国是指“用墨勾勒的线条”或“泛指历代书家传世的手迹”,始于唐代或远早于唐代,宋代开始沿用;但在日本,它是书道、茶道中一个独立的分支,范围只限于以临济宗为主的禅宗高僧的遗墨,包括中国宋元时代禅宗五山十刹中的高僧,以及日本镰仓、室町、江户时代京都、镰仓五山与“林下”(主要指京都、镰仓以外地方的禅宗大寺)禅宗高僧的手笔。{28}日本有关人士将整理好的912件中日两国禅林墨迹陆续出版,其中,收录的135名宋元禅僧的墨迹有556件。{29}韩天雍曾将“墨迹”划分为“宋元禅僧墨迹及其流派”“日本入宋元留学僧墨迹”“宋元时代归化禅僧墨迹”和“日本中世纪本土僧墨迹”四个类别,分别选出每个类别中具有代表性的高僧及其作品进行了研究。笔者从许多研究成果中受益匪浅,认为在“继隋唐之后的第二个学问交流的高潮”时期,除了“和样”书法的繁荣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禅宗书风的勃兴特别是别具一格的“峻烈”书风的兴起。

文永十一年(1274年)和弘安四年(1281年)元军两次侵略日本(日本称之为“蒙古袭来”“蒙古合战”“异国合战”等)均告失败,其中,台风的袭击也许起了一定作用,因此,日本是“神风帮助的国家”的意识高涨。影响到书法界,便是“在传统的和样书法中添加了唐样,也就是在软弱秀丽的和样中加进了唐样有气势、有劲感的卓越书风,书坛出现了有生动感的作品,一时间充满活力。”{30}这里的“唐样”大概可以理解为汉字书法,主要是宋四家的书风。笔者认为“卓越书风”是指“武家样”的书风,是日本化的禅宗书风。“神风”意识可能是刺激“武家样”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南宋中期就开始的禅的输入。在日本,人们将宋元时代的高僧或同时代加入日本籍的归化僧以及日本镰仓时代、南北朝、室町时代禅宗高僧的书法特称为“墨迹”。{31}

“墨迹”一经出现,就在日本书坛迅速崛起,并以压倒优势,使奈良时代的“唐样”书法和平安朝的“和风”书法(假名书法)黯然失色。时间上,禅宗书法的崛起始于12世纪后期(相当于中国的南宋中期)。这时,镰仓幕府取代了平安朝的统治。

前面提到,随“尚意”书风发展起来的禅宗书法大概始于北宋中后期,此后,以僧侣为主体,中日两国间有所交流,但禅宗真正落根于日本,始于镰仓幕府建立数年后的日本建久二年(1191年)。当年,荣西从宋代归国鼓吹临济禅宗,日本学者榊莫山说,“从平安时代向镰仓时代转换的一大特征,是原居第一位的王朝理想主义的崩溃,军人的实践主义抬头。”反映在书法上,是形成“各走极端的保守派和革新派”。“极端的保守派”以优美典雅为基调,这种“王朝型”的“和风”最终形成的“流仪书道”强调弟承师风,热衷于“秘法”而不关心书法艺术本身的研究与探讨。虽然它是当时书法中“日本体格的正宗和主流”,并一直影响到江户时代,但它的沉滞、单调、柔弱而缺乏生机的书风已经无法与走极端的“革新派”的禅宗书风相对抗。榊莫山说,宋代峻烈的书法风格是“由于鼓吹禅学才出现的”,而完全不同于晋唐书风的苏轼和黄庭坚等人的那种标新立异的书风,一经出现在镰仓武士面前,“立即也把他们的心给俘虏了”。所以,对于已经整理好的上千件“墨迹”,今人也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把宋代书风传到日本的东渡僧人,其中著名的有兰溪道隆(1213-1278年)、大休正念(1211-1289年)和一山一宁(1247-1317年)等人。一山一宁的作品用笔干净利落,提按分明,通畅奔放,黄庭坚和张即之的影响体现得比较明显。清新、浪漫的新书风的传入使他成为日本的“一代草书大家”。第二大部分相当于韩天雍划分的“日本中世纪本土僧墨迹”,代表了走极端的“革新派”的禅宗书风,属于真正日本化的禅宗书风。

镰仓幕府的创立者源赖朝本人就是武士的首领(曾任“征夷大将军”)。武士崇尚名、忠、勇、义、礼、诚、克、仁,目标一旦确立,就勇往直前,置生死于度外。{32}可见,武士阶级的精神比较单纯,绝少沉迷于哲学上的苦思,而奉行“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教旨的禅宗在哲学上也反对理性而注重直觉,其修行具有单纯、决断、自恃、克己的特点,“这种戒律式的倾向同武士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而且,禅作为一种“革命精神的鼓动者”,一旦危机来临,就会“立即表现出自身的锐锋”,成为“打破现状的革新力量”。禅的这种阳刚之气也正好与具有武门色彩的镰仓时代精神相吻合。这一切,都使得禅对武士阶级产生了巨大的魅力,使得“当时日本的天才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成为禅僧或武士”。{33}

禅与武士之间这种精神上的融合必然对社会学问产生直接的影响。众所周知,武士不仅要求具有忠勇的品行,而且必须文武双全,除武艺之外,也得读书、习文、练书法。所以,武士精神就必然会成为平安时代那种柔弱的书风的反叛力量,推动具有阳刚之气的“禅派书法”的产生。榊莫山说,这种“禅派书法”的“根据”是非均衡的美、单纯明快的魅力、孤独感的升华、有讽刺意义的自虐性等等。由于禅僧并不全部都精通书法,没有依靠正规书法家的承传,所以,宋代书法中包含的一些本质的东西,有时也会被“很过火地歪曲和错误地理解”。比如,在当时追摹宋风的书作中,就出现了一些“不甚内行的极端的变形”。{34}这些禅派書法家中,著名的有道元(1200-1263年)、梦窗疏石(1275-1351年)、妙超(1282-1337年)、虎关师炼(1278-1346年)和一休(1394-1481年)等人。道元在笔锋间倾注了新颖而壮美的气魄,显示出了卓拔的力量;妙超作品气概宏大,体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目空一切的姿态;一休喜用竹笔,他的独逸怪异的禅者书法显示出目中无人的狂傲与豪放。

以上日本本土书家各自师承不同的中国禅僧,有的成为各个门派的开山祖师,都具有较高的学识与修养,可以说是日本的“知识僧”,而不是真正的武士。然而,他们又都是镰仓武士政权下的高僧。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镰仓幕府一方面大力资助禅宗,用以对抗旧的京都僧侣势力的特权;另一方面,利用与武士刚毅性格浑然一体的禅宗书风去替代平安朝温文尔雅、华贵典丽的书风。通过不断的推动,武士阶层最终完成了从所谓公家学问向武家学问的转换,这一转换,正与禅宗的精神气魄相互吻合。”{35}

“转换”也就意味着禅宗和禅宗书法已经完全日本化。日本禅宗大师铃木大拙说,禅与武士的精神融合还构成了后来闻名于世的“武士道”,形成了完全不同于中国的禅学问体系。在书法领域,中日两个民族书风的变化也是截然不同的。在中国,受禅宗影响的宋代书法只是对传统书法系列做出的一种调整、丰富和充实,传统的根基依然是强大而稳定的。在日本,由于书法缺乏深厚的根基,所以,当禅风吹进日本时,就把原来从中国引进但尚未被日本人消化而成为日本式审美的因素冲击得所剩无几。相反,禅风与日本武士观念一拍即合,日本人很快以自己的观念重新解读书法。这是日本式审美心理逐渐积淀、真正的日本书法开始形成的过程。具有极强自我意识的日本武士的参与,不但冲击了日本守旧的贵族“和样”书风和“唐样”书风,而且,也摆脱了宋代新书风的束缚,甚至用“很过火地歪曲”“极端的变形”的姿态,形成“一种新的书法美学”,并在书法艺术中独树一帜。{36}笔者认为,榊莫山以“峻烈”二字称道宋代的书法风格不太恰当,宋四家的书法标新立异但尚未达到“峻烈”的境地。“峻烈”是一种“武士样”的姿态,是“真正的日本书法”。它开始脱离中国式传统书法的轨道,对近现代书法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是宋元时代中日书法交流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

注 释:

{1}古代日本人称书法叫“入木道”或“笔道”,江户时代出现“书道”这个用词,有其特殊的含义。本文涉及中日双方的书法艺术,所以采用“书法”这个通用词。

{2}主要在唐代前期,约相当于日本的奈良时代(710-794年),明清时期,主要在日本的江户时期(1603-1867年)。详见马亚楠.日本“和样”书法与“唐样”书法略说[J].书法赏评,2017(01):48-51.

{3}大约相当于日本以平安时代(794-1185年)、镰仓时代(1185-1333年)为中心的历史时期。

{4}《广辞苑》号称是“国语+百科全书”辞典的最高峰——“国民国语辞典”,见于[日]新村出编.广辞苑(第六版)[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2018年又推出第七版,它与另一部《三省堂超级大辞林》并列为日本的两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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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曹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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