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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红山学问时期的精神崇拜

2021-09-14 02:29胡梦媛

胡梦媛

摘 要:原始社会时期,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先民对自然界认知水平的限制,精神认知尚处于低级阶段。基于对自然力量的畏惧以及自身需求,先民将自身需求依托于外物,产生了原始宗教的雏形——原始崇拜。到红山学问时期,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逐渐加深,此时人们的精神诉求及精神学问活动也日益丰富。人们将自己的精神诉求依托在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最初的精神崇拜。

关键词:红山学问;原始宗教;精神崇拜

精神崇拜,是指在早期物质生活水平极其低下且无文字记录的人类社会中,原始先民为了满足自身对社会和自然界的需求,凭借自身的精神想象而产生的自发的集体性的原始宗教活动,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动物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等[1]。这种精神崇拜可能早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就已出现,在新石器时代内容形式不断丰富。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对自然界认识的不断加强,发展至青铜时代,人们的精神崇拜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原始宗教的基础上产生了早期宗教。

一、红山学问时期精神崇拜概述

红山学问作为辽西地区一支极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学问,以其丰富的墓葬数量、严格的等级制度、唯玉为葬的葬俗及精致的彩陶器等闻名于世,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对于红山学问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彩陶、玉器、墓葬等方面。此外,红山学问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状况也是学者们的研究对象之一,关于红山学问社会中先民的祖先崇拜、灵魂崇拜、自然崇拜等多有提及,但相关问题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红山学问,处于狩猎采集业与农业并重的阶段[2]。随着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精神需求也日益多样、复杂,精神崇拜形式也极其丰富。以玉器为例,作为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器物,玉器并非实用器类,而是作为礼器使用,墓葬中多陪葬玉器,而不陪葬与生产和生活相关的器物,说明红山人将自身的精神需求寄托于包括玉器在内的特殊的、具象的物体。在精神崇拜产生之初,人们的精神诉求是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相符合的,且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此后一代代积累和创造。原始精神崇拜大致经历了自然崇拜——灵魂崇拜——生殖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这五个过程[3]。从红山学问的考古发现中可发现此五种精神崇拜应是同时存在的,只是在代表某种精神崇拜时各有侧重,但这五大原始崇拜形成的大致顺序不变。

二、红山学问时期精神崇拜分类

在对红山学问已发现的遗迹、遗物进行详细的分析之后,根据其所代表及体现的精神崇拜,可将此时期的精神崇拜分为以下几类:

(一)自然崇拜

自然崇拜是先民们最早的精神崇拜,是在对自然界认识尚未达到一定水平之前,对自然界中某种或多种物体的崇拜,此时,人们对于自然界的认知尚处于“万物有灵”的阶段,产生了诸如对太阳、水、火、雷电等的崇拜[4]。目的多是祈求风调雨顺,以希望获得更稳定的生存环境以及更多的食物与财富。

红山学问时期先民们对自然界的精神崇拜可在其丰富的岩画上看到,此前学者们对岩画中体现的原始宗教意义讨论不多。关于红山学问时期的岩画,目前已发现多处,以赤峰地区数量最多。岩画作为红山学问时期一类特殊的学问遗存,以图案的形式较为直观地反映了先民们的精神诉求。红山学问时期岩画以翁牛特旗最为丰富,其中以箭眼山岩画、白庙子山岩画、牦牛海山岩画、黑头山岩画最具代表性。根据目前学术界对岩画年代的考究,白庙子山岩画与箭眼山岩画的年代大致属于兴隆洼学问晚期至红山学问之间[5]。这两个地区的岩画在刻画技法以及表现形式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岩画大多数以原始的磨刻技法突出表现人(兽)眼睛的人面岩画,眼睛为同心圆结构,这种特征与盖山林先生所认为的太阳神岩画非常相似[6]。从人类认知与发展来讲,在世界范围及至今日,眼睛常常与“太阳”联系在一起,此两处岩画重点突出人面的眼睛,这并非是红山先民一种单纯的艺术创作,应是具有一定的原始宗教信仰意义,多处重点突出人面的岩画表现出先民们对太阳神的崇拜在当时社会中较为普遍。即使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对自然界的认识尚不足,加之生业经济的发展仍存在不确定性,人们的生产能力还未达到较高的水平,对自然界的敬畏感致使人类将自身的需求多寄托于自然界,这便是原始崇拜产生的前提。

突出刻画人面眼睛这一特征在红山学问甚至是整个辽西史前时期,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在兴隆洼晚期的阜新塔尺营子遗址中,出土了一件石质的长方体人面纹雕像(图一)。雕像的一面有刻划纹饰,可清晰地观察到纹饰由三部分组成。一个完整的人面居中,人面眉眼鼻口清晰可见,眼睛呈现大圆模式,眉毛围绕眼睛,长而弯曲,鼻子,嘴巴刻画与人类较为相似,人面周围还分布着数个倒三角以及“S”形纹饰[7]。这件石雕人像与红山学问时期人面岩画在形象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二者皆是重在突出人像的眼睛,所不同的是塔尺营子人像的眼睛是单圆模式,红山学问岩画的人像眼睛是双重同心圆模式。此外,分布在钱塘江流域、太湖流域的良渚学问也拥有极具特色的人兽结合的纹样。良渚学问以其豐富的玉器种类以及精湛的玉器制作工艺闻名于世,玉器中最具特点的是兽面纹和人兽结合的“神徽”纹样(图二),其在眼睛刻画上和红山学问岩画的特征极其相似,皆是同心圆模式[8]。可见,在纹饰表现上突出人像眼睛这一特征在辽西地区由来已久,并且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在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下,可能影响到了南方地区的考古学学问。

(二)灵魂崇拜

史前时期原始先民们对自身的认知水平尚有一定的局限,将人类入梦时的所见所感归结为与肉体分离的实体感官,以此产生了灵魂和鬼魂观念,出现了“灵魂崇拜”。“灵魂崇拜”最初产生的标志是墓葬的出现,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原始先民的丧葬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人们对于丧葬的形式有了一定的要求,在墓穴周围铺撒有赭石,随葬陶器、石器、贝类等行为都体现出人们对灵魂的重视。“灵魂崇拜”是原始宗教观念中“灵魂不死”观念的体现,人们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而是以另一种状态延续永生。通过墓葬掩埋并随葬器物等表现出对灵魂的敬畏,希望得到逝者的保护与庇佑。

伴随着红山学问社会的不断发展,其丧葬形式以及丧葬规格也在不断变化发展。在红山学问早期墓葬中,以白音长汗四期遗存和南台子遗址墓葬为例,早期墓葬的形制规格较为简单,以靠近居住址的竖穴土坑墓与积石土坑墓为主,但两者在规格上大体一致。到红山学问晚期,墓葬形制及规格发生了极大变化。以牛河梁遗址所发现的墓葬为例,不同墓葬规格形制相差较为明显,且已经出现了专门的公共墓地,远离居住区,出现了中心大墓——次中心大墓——边缘墓葬这种分化形式,在随葬品规格上也出现了较大的差异[9]。以牛河梁遗址第二、十六地点为例,墓葬形制规格已经出现较为明显的阶级性与差异性,有中心大墓、次中心大墓、边缘墓葬三类,表现在墓葬数量、随葬玉器种类与玉器数量上存在明显差别。中心大墓与次中心大墓墓葬数量相对较少,玉器种类丰富,造型独特,边缘墓葬在规格和等级上相对较差。如前所述,墓葬是灵魂崇拜的表现形式之一,不同等级墓葬的随葬品,尤其是玉器代表着红山先民对灵魂的崇拜,而不同形制规格又体现着此时的灵魂崇拜已经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对于可能生前是祭司或“王者”墓葬的重视,体现出更高程度的灵魂崇拜。红山学问不同阶段的丧葬观念变化表明,随着人们对自然界以及自身认识的不断加强,对于灵魂的认识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其灵魂崇拜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灵魂崇拜中被注入所谓的社会阶级分化与分层的意义。

(三)生殖崇拜

在原始社会,生殖繁衍被认为是人类最为重要的行为方式之一,它可能出现在灵魂崇拜之后,但其学问影响却远远超越后者,这是因为在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史前时期,生殖繁衍在一定程度上远比死亡更加重要,它直接决定了原始群落的生存发展以及社会组成。

目前,在多处红山学问遗址中已发现了多个表现女性以及孕妇形象的陶塑、泥塑、石雕及玉雕人像,其中西水泉(图四)、东山嘴(图五)、牛河梁及草帽山遗址中的发现较为丰富。以东山嘴遗址出土的泥塑裸体孕妇雕像为例,出土的雕像头部以及右臂均残缺,腹部凸起,臀部肥大,左臂曲,左手贴于上腹[10]。除此之外,牛河梁红山学问遗址中,发现了大型祭坛——女神庙,是专门用来对女性生殖神进行祭祀的场所。笔者认为女神庙的建立是为了突出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及其作为氏族繁衍主体的一种尊崇。苏秉琦、郭大顺及刘国祥等先生认为,女神庙是红山先民们共同祭拜的祖先场所,体现的是红山学问先民的“祖先崇拜”行为,而笔者认为女性裸体雕塑以及女神庙等更多体现的是红山学问先民对繁衍子嗣的女性的尊崇,更多偏向于生殖崇拜。这种崇拜多体现在红山学问的器物以及祭祀上,体现着当时社会对于人口繁殖的需求。此外,也有学者认为,生殖崇拜还有祈求农业与家畜丰产的丰产崇拜的意义,体现的是一种对社会财富的追求。如陈星灿先生认为,塑造裸体女性器官的意义在于,它是祈求丰饶的灵符,通过这些保障猎物以及植物丰收。笔者认为,裸体女性更多体现的是对于女性生殖地位的尊崇,而所谓的丰产崇拜更多地体现在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的行为中[11]。

(四)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是对自然界中真实存在的动物或人们臆造出来的动物形象的崇拜,表明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先民以动物为崇拜对象,以希望自身能获得动物身上某些强大的力量,这种崇拜显示了当时红山学问先民深沉的精神诉求。人们祈求用动物图腾庇护和保佑自己的氏族,并由此获得氏族社会成员的广泛认同。

孙守道、郭大顺等先生依据相关资料进行佐证,认为红山学问中的“玉猪龙”应为“玉熊龙”,代表所见熊的形象,那么依此推测,红山学问时期是同时存在龙图腾、熊图腾崇拜的。熊是原始社会时期渔猎采集业的代表之一,龙则是处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环境中,先民为了祈求风调雨顺、农业丰收而创造出来的形象[12]。红山学问时期的社会经济正处于渔猎经济与农业经济并重的阶段,且玉雕龙在形象上也与熊相似。在红山学问众多的器物中,动物造型极为丰富,多数是表现红山先民对自然界万物有灵的认识,上升到图腾崇拜且获得氏族普遍认同的是龙形象与熊形象。早在兴隆洼学问时期,对龙的崇拜已经开始产生。查海遗址的龙形堆石,查海遗址房址内出土的两块龙纹陶片都是龙崇拜的表现。属于赵宝沟学问的小山遗址出土有龙形图案的尊形器,可见红山学问先民的龙图腾崇拜是从本地区的兴隆洼学问和赵宝沟学问继承而来。红山学问目前已发现了多件玉熊龙,且形体较为相近,除此之外,还在多处遗址出土了熊的骨骼或身体部位等遗物。牛河梁遗址女神庙内出土了与熊有关的造型器物,比如用泥彩塑的熊的下颚部分,还有泥塑的熊爪。这些现象均表明,龙熊崇拜已经成为红山学问动物崇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与当时渔猎和农业经济并行的特征是相符的,极大地显示出人们的精神诉求。发展到红山学问后期,出现了一种新的图腾——凤。随着人们对自然界认识的不断加强,图腾的含义也由现实性转向了神秘性,从而促进了祖先崇拜的产生以及早期宗教的形成。

(五)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可能由图腾崇拜过渡而来,在亲缘意识中萌生、衍化出对本族始祖先人的敬拜思想。随着氏族部落的不断发展,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祖先崇拜真正形成。此时,人们认为祖先对后代有一定的启迪与庇佑作用,从而将本族祖先神化并对其进行崇拜,这代表了一种全新的自我认知。

在辽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学问发展过程中,一直都有祖先崇拜的表现。早在小河西学问時期的榆树山遗址中出土过一件陶塑人头像,面部特征清晰可见。发展至兴隆洼学问时期,出土人像的数量以及材质种类更加丰富,其中最具典型特征的是白音长汗遗址AF19内出土的一件石雕人像。此件人像位于房屋之内,作为房屋内供奉的祖先形象,也是此时祖先崇拜行为的直观体现。赵宝沟学问小山遗址中,出土一件刻画人面纹的石钺,钺作为一种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器物,在祭祀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石钺上刻画的可能是早期的祖先形象,使得此件器物尤显珍贵,意义重大。至红山学问时期,发现的人像器物也极其丰富,其中以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出土的整身泥质陶人像最为突出,陶人面部五官清晰,形态逼真,表情丰富,与人类的面部特征极其相似,写实生动。除石质及陶质人像外,郭大顺先生还曾对牛河梁出土的一件玉人形象进行分析,认为玉人五官清晰可见,作平卧深吸气的姿态,应是具有特殊地位的祖先形象,且极可能兼具巫师的身份来通达上天的旨意[13]。此外,草帽山遗址、那斯台遗址、半拉山遗址也发现了多件石雕及泥塑人像,表明此时的祖先崇拜现象是较为普遍的,相较此前时期,又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三、余论

通过对红山学问时期精神崇拜活動以及行为的研究,可帮助大家直观准确地了解红山学问时期的社会性质及社会发展状况。从已有的考古发现来看,红山学问时期的精神崇拜与红山先民的生活需求是息息相关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更多体现的是先民们对社会财富的追求,即对农业丰收以及猎物财富的追求,反映出红山学问时期是农业与渔猎采集并重的生业经济的特点。灵魂崇拜一方面体现的是对亡灵的尊崇,更深层次的是通过墓葬形制规格以及随葬品的多寡体现出当时社会已出现的社会繁华与分层。生殖崇拜是促进学问与社会发展所采取的必要的行为,在社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生殖繁衍带来的生命是社会发展和繁荣所必不可少的。祖先崇拜是红山学问先民在一定的物质发展基础上,产生的更高程度的认知。多种精神崇拜并存下的红山社会,孕育着更高程度的质变,代表着初级文明社会的形成。

原始先民的五大精神崇拜在产生之初,可能确实有先后顺序,其崇拜学问经历了由自然崇拜、生殖崇拜向图腾崇拜再向祖先崇拜的转变。但是随着对自然界以及自身认识的不断加强,新石器时代各考古学学问的原始精神崇拜体系逐渐完善,只是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根据氏族部落内发展的情况各有侧重。红山学问先民受内部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人类对自然界认识水平的限制,早期的崇拜主要体现在自然崇拜上,向自然祈求财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晚期的精神崇拜体现在生殖崇拜以及图腾崇拜上,灵魂崇拜、祖先崇拜贯穿于红山学问社会发展的始终。红山学问任何一种器物以及行为,代表的可能不仅仅是单一的精神崇拜,而是蕴含着更深层次的意义。以考古学发现为基础,结合文献学、宗教学、社会学以及民族考古学等方法,开展对红山学问原始崇拜及原始宗教的研究,无疑对于了解此时期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今后大家应该努力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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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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