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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答应你

2020-09-05 10:11:22 《读者》 2020年17期

陈明明

1993年,29岁的中国政法大学在读研究生薛波在翻看资料时惊奇地发现,我国居然还没有一本适用于自己的《英美法词典》。

泱泱东方大国,缺少这样一部词典,是什么概念呢?简单来说,就是在外交上,我国与实行英美法的国家,如美国和欧洲等国,使用不同的法律概念,根本无法正常交流。就拿19世纪70年代,中美谈判僵化一事来讲,中方与美方,简直是“鸡同鸭讲”,完全不懂英美法的我国外交官,在谈判中根本无法守住一席之地。

当薛波知晓这件事后,汗毛倒竖——他知道,改革开放近15年的中国,已经不可阻挡地与世界接轨,而缺少这一部法律,无异于鸟无双翼而寸步难行!

作为法学界的中青年学者,他非常焦急,立马召集几十名年轻学者进行钻研,为此他们每天工作16个小时,苦苦奋战两年。可当他们满怀信心地展示初步成果时,却遭到英美法学者们的一致否定。学者们告诉他们:“年轻人,这不是你们的问题,而是英美法教育被中国割断了30年,又怎能在一朝一夕间就接上血脉呢?”

当听到这个消息时,他脑袋一下子就蒙了。上哪里找精通英美法研究的学者呢?若找不到,这件事就只能搁浅了。

皇天不负有心人,一次偶然的机会,薛波了解到,原来民国时期东吴大学的一批法学前辈,还生活在上海。

他内心无比激动,要知道,东吴大学是我国许多法学权威的母校。从1930年到1990年,国际法院曾经出过6名中国籍法官,他们均毕业于此。东吴大学更是中国唯一一所系统教授英美法的大学!

1946年,东京审判用的是英美法程序,蒋介石几乎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找到懂英美法的人,最终点名去东吴大学要人。结果中国赴远东军事法庭的团队成员,包括法官、检察官、顾问等,几乎都来自该校。

薛波立即意识到,只有这些学者能帮他们了。

1997年7月29日,在上海的部分《元照英美法词典》审订学者合影,左起依次为潘汉典、周枏、卢绳祖、许之森、蔡晋、徐开墅、高文彬、浦增元、郭念祖诸位先生

但他也深知,此行可能“成少败多”。毕竟,这些学者曾经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因为“文革”,被荒废了整整30年的青春。如今,再邀请他们为国家做贡献,他们愿意吗?即使愿意,他们的平均年龄也已经80多岁了,身体是否允许呢?

怀着一颗忐忑的心,薛波来到上海。一开始,他总是碰壁。一些东吴老先生,心里早已布满无法愈合的伤痕。

让薛波十分痛心的一件事是,当他拜访一位东吴老人时,他发现对方已把过去的苦难、专业常识忘得一干二净,“他们越平静,我就越觉得他们可怜,那该是怎样一种力量,才让这些常识分子绝望”。这种无力感,让他十分悲怆。

而拜访卢峻先生,又让薛波的心灵受到震撼。卢峻先生是东吴大学与复旦大学双学位毕业生,1933年获得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著有《国际私法之理论与实际》一书,曾在国际上享有盛名。

尽管在去之前,薛波已做好功课,这一批老先生可能在过去30年间,已受尽生活的折磨。但当他敲开卢老的房门时,还是震惊了:这间房子,大概可以称得上是上海最质朴的民居了——两步就能走完的房间里,最值钱的电器就是巴掌大的电风扇,曾花12元钱买的。卢老90多岁了,一只眼睛已经失明,鼻梁上挂着用纸糊了一条镜腿的眼镜。他蜷缩在被子里,生病了不敢去医院,连药也买不起。

薛波走上前,心里很不是滋味。没有人能想到,这位连《哈佛法学评论》每期都要寄送样刊的老人,此时面容竟如此苍白。在残酷的生活面前,他的学识根本无人知晓。

思虑了很久,薛波还是提出请求:“卢先生,不管什么原因,世人可能会忘了您。”卢老的一只耳朵有点背了,薛波只能跪在地上说,“但您不仅有精深的知识,还是一个时代学术高峰的象征,请您务必要参加大家的工作!”

卢老的眼睛里泛着泪花。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东吴大学被勒令整改,“文革”期间,不能在国内接触任何法学常识,他都没有落泪。可这一刻,当听到国家“需要你”的这一刻,他落泪了。他说:“我答应你。”这四个字,明明语气十分微弱,在薛波耳中却掷地有声。仿佛在卢老心中,自己从未被时代辜负,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风烛残年之际,再为国家做贡献。

东吴大学法学院旧影

和卢老情况类似的,还有被称为“罗马法活词典”的周枏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年文库”丛书里,他的排名位于胡适等大家之前。这样一位法学精英,在风华正茂时,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师范学院图书馆。20年,本可在法学界有进一步造诣的他,只能隐姓埋名。如今,他住在一个破败的两层平房里,一台单门冰箱、一台黑白电视,就是他的全部家当。当听到能重操旧业、发挥价值时,他的眼睛里充满了光。

除了卢老和周老,让薛波记忆深刻的,还有高文彬老人。他是迄今为止仍健在的曾参与1946年“东京审判”的学者,正是他从浩瀚的卷帙中找到两名差点逃离法网的战犯犯罪的证据,立下大功。他本可在法学领域继续深造,却在1952年,因参加过“东京审判”,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下放到鄱阳湖修大堤。他每天起早贪黑去挑土,完全没有时间搞学术。可即使在那样極端恶劣的条件下,他仍然咬牙坚持,从来没有放弃过阅读学习,每天坚持写英文笔记,直至平反。

1980年,59岁的他,双手布满了老茧,脸上饱经风霜,在承受了原本不该承受的重量后,他终于得以平反。但当有关部门提出可给予资金补偿时,他一口回绝。

可当薛波找到他时,他却把编纂词典的任务,一下子扛在肩上,义不容辞。因为在他心里,可以不原谅过往的历史,却从来没有一刻不热爱自己的祖国!

经过30余次的走访,薛波终于将散落在华东地区的14位老学者找齐了。之后,他们马上投身《英美法词典》的编篡修订工作中。

一开始,薛波很担忧老人们的身体会扛不住,毕竟,他们的平均年龄已高达84岁!可老人们忘我的热忱,是他无法想象的。一群耄耋之年的老者,精气神毫不逊色于年轻人。

有一次,仅仅为了审订一个词条,卢峻先生与同僚吵得面红耳赤;卢绳祖先生写下长达6页、2000字的注释,直至脑血管痉挛住院治疗……

在日常的修订工作中,老人们凭着异于常人的毅力,克服了一切困难。

王毓骅先生视力严重弱化,一定要借助自然光看稿,而他簡陋的家中没有阳台,因此,他每次都要跑到远居的女儿家审稿。

潘汉典先生把审稿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甚至在手术前两天,他挂着尿袋,也要把稿子审完。曾写出《最高法院条例》《刑事罪条例》的蔡晋先生,在接受审订《词典》的任务时,已经身患重病,但他仍然临危受命。没日没夜的工作让他的身体劳累过度,间接导致病情加重。最终,他没等到看一眼出版的《英美法词典》,便溘然离世……

整个《英美法词典》的修订过程,历时整整九年,没有鲜花,没有正规部门的支撑,没有基本的经济保障,甚至连正规的办公室都没有。可学者们毫不计较,每一部分修订好时,他们都欢欣雀跃,露出开心的笑脸,真的就像小孩子。

是啊,他们如小孩般纯粹。尽管他们知道,这本词典一定会名垂千古,但是几乎没有人提到“署名”二字。卢峻先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叮嘱着:“千万不能署名!我年轻时就这样。”

在这一群被时代辜负的常识分子废寝忘食的努力下,《元照英美法词典》终于出版了,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英汉英美法词典,收录的词条多达4.5万个,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词典》词条量的整整3倍之多。

这部令人震撼的词典,不仅摆脱了当时的外交窘境,更激励了一代人的心灵。在感动之余,许多人不能理解,他们是如何把时代的苦难一点点磨平,却仍保留着一颗赤子之心?

潘汉典先生的话,也许能给出答案:“不为什么,我就应该干。作为一名比较法教授,中国有这样的事,我当然要去做。”

对这一代的常识分子来说,荣华富贵、安闲稳定,并非他们心之所向。正如卢峻先生的女儿对薛波所言:“谢谢你们!我父亲一生的价值,通过你们得到了实现和认可!”他们最想做的,就是利用丰富的学识,为社会做贡献,为国家做贡献。

(土豆爸爸摘自微信公众号“德国优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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