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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母亲

2020-07-31 09:48:49 《读者》 2020年15期

前排右起:陆士嘉、高晓松、张维、高晓江、张克群;后排右起:高立人、张克澄

父母像一本书,不到一定的年纪读不懂;当能读懂时,他们已远在天国。如有来生,我还愿做张维、陆士嘉的儿子。

说说母亲和父亲

母亲脾气极好,对人永远客客气气,说话轻声细语,在我的印象中,她几乎没有发过脾气。即使要求大家或保姆帮她倒杯茶水,从提要求到欠身接过杯子,一连串几个“请”“谢谢”。小时候我想,犯得着对保姆和子女这么客气吗,这不是他们应该做的吗?母亲知道我的想法,总说:“要谢,只要帮助过你的人就应该谢,无分长幼尊卑。”

父亲的得意弟子黄克智的夫人陈佩英与母亲来往密切,陈阿姨给大家讲了一件事。某天她来找母亲,老保姆杨奶奶告诉她,母亲出去了,很快就会回来,请稍坐会儿。她听了杨奶奶的话,一边和杨奶奶聊天,一边等候母亲。杨奶奶说,张同志和陆同志是她这辈子遇见的最好的人,每次发了奖金或拿了稿费,总要按比例分一部分给她。这件事给陈阿姨很大震撼,她说对保姆好她能做到,但从自己的奖金和稿费中拿出一部分来奖励保姆她想都想不到。末了,陈阿姨感慨地说:“我这辈子最敬仰的人就是张先生、陆先生了,尤其是陆先生,作为一个女人,能做到这一步,心胸真的很宽广,不简单。”

母亲师从世界流体力学鼻祖路德维希·普朗特教授,是普朗特唯一的女博士生,也是其唯一的亚裔学生、关门弟子,她的师兄中有赫赫有名的冯·卡门、铁木辛柯等。如此说来,母亲在力学界的学术地位确实很高。当她来到清华时,清华园里的一些大教授,如周培源、钱伟长以及后来回国的钱学森、郭永怀、杜庆华等,不是冯·卡门的学生就是铁木辛柯的学生,从学术辈分上来说,母亲是他们嫡亲的师姑。

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曾经问我:“张伯母怎么那么利害?我从小到大只见过她一个人敢对我父亲那样说话。没有第二人!”

他说,有一次他陪父亲钱学森来我家串门,在聊天的过程中母亲向钱推荐了一个人。母亲说了好一段那人的优点,钱学森听着,笑眯眯的,不作声。母亲独自滔滔不绝,见钱没反应,很不高兴,站起来,几步走到他跟前,指着他的鼻子说:“钱学森,人家都说你骄傲,我原来还不信,现在看来你真的是骄傲!”永刚被这前所未见的场面惊呆了,却只见钱学森不急不恼,笑眯眯地轻声说:“那个人是不错,但没有你说的那么好!”

回家的路上,永刚不解地问他父亲:“张伯母跟你急成那样,怎么不见你生气?”

“老相识了,我还不知道她的脾气?我才不生气呢。”

母亲跟生人不苟言笑,于熟人却是很诙谐的。

有一次季羡林来我家,送了父母一本他写的书,好像是关于梵文的。母亲翻看着,跟他开起了玩笑:“季羡林,这梵文你到底學得怎么样?你可是号称中国懂梵文的第一人啊,你说它是一,大家就跟着说是一,你说它是二,没人敢说是三,你可不能误人子弟呀!”

季羡林乐呵呵地表示,谨记、谨记!

父母均从小就失去父亲,也因此尝遍人间冷暖。他们对处于困境的人,常常感同身受,愿意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出手帮助。

“文革”中某日,父亲去王府井外文书店找书,在王府井大街上忽然与一面熟之人擦肩而过。父亲转身跟了几步观察,确认那人是汪道涵后,父亲从后轻拉衣袖,将他引入旁边小巷,低声问他近况。汪告知因自己被认有叛徒嫌疑,停发了工资,目前靠每月20元艰难度日。在问明他目前的居处后,父亲与汪分手。几日后,曾担任父亲在清华的助教的黄仕琦敲开汪的门,与他用英语聊了起来。不久后,父亲安排汪道涵去机械工业出版社当了外文翻译(父亲当时是《机械工程手册》副主编),每月可赚150元,生活可小有改善。当时,父亲有心对汪道涵施以援手,却又担心汪的英文多年不用捡不起来,特地交代黄仕琦前去考察,在得知汪的英文没问题后,才出面推荐的。

“文革”后,父亲有一次在上海出差,给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打了个电话,汪马上安排在锦江饭店与父亲饭聊。饭间,汪的兴致很高,谈古论今,其间汪的秘书进来好几回,不是有要件要他签字,就是有要事要他接听电话。父亲觉得自己闲人一个,以私犯公,十分不应该。自此之后,再去上海,他再也没有联络过汪。

对子女的教育,父母似乎有分工:母亲负责人格培养,父亲则管智力开发和纪律养成。

姐姐和我算是伶牙俐齿,这要归功于父亲的调教。父亲认为学好中文和外语的先决条件是舌头,因此把舌头练溜了十分重要。他教大家的那些顺口溜,我至今没有忘记。

陆士嘉、张维在开往欧洲的船上

姐姐受的训练比我多,又传给了她的儿子,结果她的儿子高晓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更加伶牙俐齿。

求学

1937年7月,在卢沟桥的炮声中,父母登上了驶往欧洲的轮船。

父母到巴黎后分道。父亲是中英庚款留学生,去了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母亲则去了德国(这是当时世界物理学的圣地)。

到德国后,母亲发现德国的航空工业非常发达,认为中国要想不挨打,必须发展航空事业。她打听到哥廷根大学的普朗特教授是“现代流体力学之父”,空气动力学理论的主要奠基人,心想要学就学最好的,要拜就拜名师。

她先是给哥廷根大学发去一封信,表达了自己想师从普朗特的意愿。没想到,信倒是很快就回了,却告诉她普朗特教授因为年事已高不再收学生,信中还委婉地说普朗特教授的门槛很高,从来就没有收过亚洲学生,更别说女生了。

本分

从小父母就对姐姐和我耳提面命:做人要本分。至于什么是本分,怎么做才是本分,却从未具体说明过。

有几个典型事例可以见证父母做人的本分。

钱学森受命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后,申请把母亲陆士嘉调去当副院长,授少将军衔,此事已获批准,只待履行手续。钱与母亲当时工作的北京航空学院商调,时任院长兼书记的武光坚决不放。母亲对老革命武院长极为敬重,又对这少将军衔愧不敢当,也无法开口向组织上请调。钱学森不死心,几年间几乎每周六都和蒋英来家里和父母聊天,坚持做说服工作。直到1962年母亲突发心肌梗死,经北京医院抢救成功,人保住了,却不得不离职休养一年多。病愈后的母亲再不能像以前一样拼命工作了,钱学森的说服工作也就不了了之。

北航领导为了照顾母亲的身体和安全,决定配专车接送她上下班。母亲认为學院车辆紧张,自己坐公交车、走走路,既节约资源又锻炼身体,推辞不受,北航却坚持要派。于是,每日早晨,北航的车准时到清华西南门等母亲。母亲则视而不见,过车不入,一路低头疾走,直奔蓝旗营31路公共汽车站。等母亲上了车,轿车一路尾随到北航站等她下车。双方僵持了几个月,北航只好放弃了。

1955年,中国科学院的首批学部委员(现称院士)共172人,20多年后,很多人已过世,需要增选。第二批学部委员推选的名单出炉,母亲在列。这个名单产生的条件是要有3位学部委员推荐,母亲则由严济慈、周培源、钱学森等7位推荐而获选,父亲为避嫌没有参加推荐。得知这个结果,母亲没有与任何人(包括父亲)商量,给当时主持科学院工作的李昌写了封信,说自己年龄偏大(68岁),身体不好,能为祖国科学事业做贡献的时间不多了,要求将自己的名额让给年轻人。李昌很快回信赞扬了母亲的高风亮节,接受了母亲的请求。严老得知母亲此举,大为不快,把母亲狠狠说了一顿,他说:“多少人想让我推荐我都没答应,你怎么可以推掉呢,这是关系到中国科学水平的大事呀。”多年后,母亲谈起此事,并不悔恨,但承认自己考虑不周,算是小小的遗憾吧。

母亲这样做,其实早有先例。1956年常识分子定级时,父母均被定为高教一级。母亲认为自己的学识和资历均在北航教授沈元、王德荣之下,不宜与他们同级。她申诉未果,便自降一级,坚持领二级教授的薪金,填表也只填二级。久而久之,大家也只好随她了。只有原始档案无法更改,还是高教一级。

这些故事,今天的年轻人听到会觉得是天方夜谭。但老一辈的常识分子,大多数是这样对待荣誉和地位的。

(林冬冬摘自中信出版集团《大家小絮》一书,本刊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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