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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如何看待科技

2020-05-21 16:23:24 《书屋》 2020年5期

贾庆军

王阳明的思想无所不包,他对科学技艺等知识也有所思考,并呈现两种不同的态度。

一、道优先论下的科技为末的思想

古人喜欢从整体思考问题,所有事物在整体中的位置就比较清晰。那么类似科技的存在处于什么位置呢?

在“拔本塞源”论中,阳明对常识技能有一个定位,他说:

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雠者。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则尧、舜、禹之相授受,所谓“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其节目,则舜之命契,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当是之时,人无异见,家无异习,安此者谓之圣,勉此者谓之贤,而背此者虽其启明如朱,亦谓之不肖。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之贱,莫不皆有是学,而惟以成其德行为务。何者?无有闻见之杂,记诵之烦,辞章之靡滥,功利之驰逐,而但使孝其亲,弟其长,信其朋友,以复其心体之同然。是盖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于外者,则人亦孰不能之乎?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迨夫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视才之称否,而不以崇卑为轻重,劳逸为美恶。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当其能,则终身处于烦剧而不以为劳,安于卑琐而不以为贱。当是之时,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视如一家之亲。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夔、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务,或营其衣食,或通其有无,或备其器用,集谋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愿,惟恐当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视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乐,而不耻于不明礼,视夷之通礼,即己之通礼也。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譬之一人之身,目视、耳听、手持、足行,以济一身之用……此圣人之学所以至易至简,易知易从,学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常识技能非所与论也……

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趣愈下……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其出而仕也,理钱谷者则欲兼夫兵刑,典礼乐者又欲与于铨轴,处郡县则思藩臬之高,居台谏则望宰执之要。故不能其事,则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说,则不可以要其誉。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敖也;常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学小生皆欲通其说,究其术。其称名僭号,未尝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务;而其诚心实意之所在,以为不如是则无以济其私而满其欲也……呜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圣人之学乎!尚何以论圣人之学乎!士生斯世,而欲以为学者,不亦劳苦而繁难乎!不亦拘滞而险艰乎!呜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则其闻吾“拔本塞源”之论,必有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沛然若决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非夫俊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起者,吾谁与望乎?

可见,在这个万物一体中,最重要的是整体性的关系,如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等五伦。这种整体性的常识被称为“德”,也是天道中最重要的常识。在三代时,甚至是唯一的常识,“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哪怕是下等的闾井、田野、农、工、商、贾之类,也是以此为知识。学校中教的也都是德行知识,“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具體的才能反而会随着德行的增长而不断精通,“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只有先修德行,才能在各种职业中坚守岗位,做好本职工作,“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夔、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可见,在阳明看来,农、工、商、贾等职业是下贱职业,只有精通大道大德的君子才能担任上等管理工作,他们即士官阶层。而关于技术性的常识也只在下贱职业中才出现,君子是不务此的,“此圣人之学……正以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常识技能非所与论也”。圣人之学主要是关于共同心体上的德行知识,而不是常识技能。

若是遗忘了整体大端的圣学,才会有追求各种常识技能的可能。而这种片面的追求就是功利之心的表现。这种功利之心势必导致天下大乱。失去了整体大道和五伦引导的常识技能越多,就越增加了作恶的能力,“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常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人们不再安心于本职工作,其兼有的技能和职务越多越好,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来满足其私欲的,“以为不如是则无以济其私而满其欲也”。

在阳明看来,各种专业常识的泛滥和大道圣学的缺失带来的后果是多么严重,所以,为学的根本就是复整体圣学或良知之学。阳明呼吁俊杰志士为此圣学恢复做出努力,“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则其闻吾‘拔本塞源之论,必有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沛然若决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非夫俊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起者,吾谁与望乎?”

由此可见常识技能在阳明知识中的位置:其是下等人所从事的枝节常识,属于末学;真正的知识应该是圣学,即德行之学。

在《与黄宗贤》中,阳明谈到了类似的观点,他说:“古之所谓大臣者,更不称他有甚知谋才略,只是一个断断无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诸君知谋才略,自是超然出于众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断断休休体段耳。”

他说作为大成,即高级管理人员,应该是没有什么具体的智谋才略的,他就是一个“断断无他技、休休如有容”的人。但他又确实是有超乎众人的智谋才略的。这就是他的良知,而良知的核心知识就是天理大道。只要拥有了这个看似没有具体用处的大道常识,就可以容纳和驾驭各种拥有具体常识技能的人。

在《祭元山席尚书文》中,阳明又提到了大臣的“断断休休”,其说明更清楚些:“求以伸人之才,而不自知其身之为屈;求以进贤于国,而不自知其怨谤之集于其身。盖所谓‘断断休休,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者。此大臣之盛德,自古以为难,非独近世之所未见也。”所谓“断断休休”就是自己没有什么技能,但能驾驭和使用有技能之人,這样,他人之技能就如自己的技能一样。这样的人才能成为合格的大臣。

这两段话表明,管理阶层的人是掌握大道常识的人,而掌握具体常识技能的人则是被管理和使用的人。所以,君子所要追求的是高级大道管理常识,而不是低级的具体常识技能。

即使是在修仙上,阳明也不赞同走技术路线的,“若后世拔宅飞升、点化投夺之类,谲怪奇骇,是乃秘术曲技,尹文子所谓‘幻,释氏谓之‘外道者也。若是谓之曰有,亦疑于欺子矣,夫有无之间,非言语可况。存久而明,养深而自得之;未至而强喻,信亦未必能及也。盖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颜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后世上阳子之流,盖方外技术之士,未可以为道。若达摩、慧能之徒,则庶几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闻其说,须退处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洒洒不挂一尘,而后可以言此”。

在交友上,也主要看其道德知识而不是技艺文辞水平,在《答储柴墟》中,阳明说:“夫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于道,莫贵于德……今特以技艺文辞之工,地势声翼之重,而骜然欲以友乎贤者,贤者弗与也。”

阳明还说,没有技艺不过吃饭困难点,但没有道德,就连人都不是了,“今之习技艺者则有师,习举业求声利者则有师,彼诚知技艺之可以得衣食,举业之可以得声利,而希美官爵也。自非诚知己之性分,有急于衣食官爵者,孰肯从而求师哉!夫技艺之不习,不过乏衣食;举业之不习,不过无官爵;己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为人矣”。可见技艺是次要的,而道德才是首要的。

在《送宗伯乔白岩序》中,阳明再次讨论了道和技能的问题,“学弈则谓之学,学文则谓之学,学道则谓之学,然而其归远也。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鲜克达矣。是故专于道,斯谓之专;精于道,斯谓之精。专于弈而不专于道,其专溺也;精于文词而不精于道,其精僻也。夫道广矣大矣,文词技能于是乎出。而以文词技能为者,去道远矣。是故非专则不能以精,非精则不能以明,非明则不能以诚。故曰‘惟精惟一。精,精也;专,一也。精则明矣,明则诚矣。是故,明,精之为也;诚,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况于文词技能之末乎”?虽然都是学,但学道才是根本大路,其余都是荆棘小路,难通大道。通晓了大道,则文辞末技无所不通。而倒过来专门修习文辞技能,则是沉溺于枝节,则离道远矣。所以文辞要以道为本。虽然这是在讲文辞技艺,但都是属于技艺性的常识,他这种态度也适用于科技常识。

在《自得斋说》、《书玄默卷》中,阳明则认为从技能和枝叶上不可能通达道,“夫率性之谓道,道,吾性也;性,吾生也。而何事于外求?世之学者,业辞章,习训诂,工技艺,探赜而索隐,弊精极力,勤苦终身,非无所谓深造之者。然亦辞章而已耳,训诂而已耳,技艺而已耳。非所以深造于道也,则亦外物而已耳,宁有所谓自得逢原者哉!古之君子,戒慎不睹,恐惧不闻,致其良知而不敢须臾或离者,斯所以深造乎是矣。是以大本立而达道行,天地以位,万物以育,于左右逢原乎何有”?“玄默志于道矣,而犹有诗文之好,何耶?弈,小技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况君子之求道,而可分情于他好乎?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盖世之为辞章者,莫不以是藉其口,亦独不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乎?德,犹根也;言,犹枝叶也。根之不植,而徒以枝叶为者,吾未见其能生也”。

可见,类似于技艺的知识,无论如何深造,仍然是外物,所以都不能达于道,“非所以深造于道也,则亦外物而已耳”。而语言文辞等枝叶技能,在大德确立了之后自然会有,但会各种枝节技能却未必能有德,即“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而且大本不立,枝叶也难以生存。

综上可见,阳明对技艺性的知识是评价比较低的,如果说性、道、德之整体性知识为本的话,具体常识和技能则为末。他承认从本可以开出末,但末却不一定能通达大本。所以,君子和圣贤一般不会去专门学习具体的技能。但这并不反对小民百工去学习和钻研技能,他们学了就相当于君子学了,因为处于管理阶层的君子可以役使他们。

这样的态度就是阳明对科技的态度。这也和孔子的态度是一样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二、良知心学逻辑下的科技必要思想

但是,阳明的良知心学又有一套高明的逻辑,如知行合一、未发已发合一、体用一源、本体工夫合一、本然之知与见闻之知合一论等。在这套逻辑下,科技又成了必不可少的存在。

这些逻辑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即本体(知、未发、体、本然之知)的存在需要工夫(行、已发、用、见闻之知)来显现。如阳明所说,“良知不因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良知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它是潜在的,良知必须和万事万物接触,才能开发出其潜能和潜知,也必须借助万事万物来展现自己。而这个无所不知的良知中,已经蕴含了科技常识。只是阳明强调人际关系上的德行之知而忽略了科技常识的开发。

虽然他不鼓励科技常识的开发,但也并不否定科技常识的必要性。在《节庵方公墓表》中,阳明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观点:

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盖昔舜叙九官,首稷而次契。垂工、益虞,先于夔、龙。商、周之代,伊尹耕于莘野,傅板筑于岩,胶鬲举于鱼盐,吕望钓于磻渭,百里奚处于市,孔子为乘田委吏,其诸仪封、晨门、荷蒉、斫轮之徒,皆古之仁圣英贤,高洁不群之士。书传所称,可考而信也。自王道熄而学术乖,人失其心,交骛于利以相驱轶,于是始有歆士而卑农,荣宦游而耻工贾。夷考其实,射时罔利有甚焉。特异其名耳。极其所趋,驾浮辞诡辩以诬世惑众,比之具养器货之益,罪浮而实反不逮。吾观方翁“士商从事”之喻,隐然有当于古四民之义,若有激而云者。呜呼!斯义之亡也久矣!翁殆有所闻欤?抑其天质之美,而默有契也?吾于是而重有所感焉。吾尝获交于翁二子,皆颖然敦古道,敏志于学。其居官临民,务在济世及物,求尽其心。吾以是得其源流,故为之论著之云耳。

在阳明体用合一逻辑下,四民所从事的职业和技能获得了某种平等,即他们都是道的体现和运转。四民之业的差异只是职业的差异,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各个业者尽心,就都属于“生人之道”。士之德行修治也就没有了优越性,农、工、商之技能也不再卑贱。如此,技能知识就取得了与德行知识一样的地位。阳明也就承认了科技常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正是阳明学说和思想中存在的矛盾的结果。其良知学说具有保守性和开放性两个向度。在保守的一面,他仍将儒家等级伦理视为良知的主要内容。于是就有了前面的对科技常识的贬低。而其良知学说又有开放革命的一面,即其知行合一、体用合一、本体工夫合一等逻辑又会将所有层面都推向平等。因此,按照良知的逻辑,四民异业同道就水到渠成了。

在《长沙答周生》中,阳明也劝周生要无所不学:“旅倦憩江观,病齿废谈诵。之子特相求,礼殚意弥重。自言绝学余,有志莫与共;手持一编书,披历见肝衷;近希小范踪,远为贾生恸;兵符及射艺,方技靡不综。我方惩创后,见之色亦动。子诚仁者心,所言亦屡中;愿子且求志,蕴蓄事涵泳。”这也是良知逻辑的结果,“兵符及射艺,方技靡不综”,本体和工夫要打成一片。

在《别王纯甫序》中,阳明也提出了各种知识技艺皆平等的思想:“天之于物也,巨微修短之殊位,而生成之,一也。惟技也亦然,弓冶不相为能,而其足于用,亦一也。匠斫也,陶垣也,圬墁也,其足以成室,亦一也。是故立法而考之,技也。各诣其巧矣,而同足于用。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歸于善。仲尼之答仁孝也,孟氏之论货色也,可以观教矣……圣人不欲人人而圣之乎?然而质人人殊。故辩之严者,曲之致也。是故或失则隘,或失则支,或失则流矣。是故因人而施者,定法矣;同归于善者,定法矣。因人而施,质异也;同归于善,性同也。夫教,以复其性而已。自尧、舜而来未之有改,而谓无定乎?”

可见,学何种技艺,只是根据各自资质不同来进行安排而已,在各种技艺和人才的价值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天下之物,也只是“巨微修短之殊位”,在价值上,万物都是一样的。这就和先前阳明对科技的贬低性评价不一样了。

在《书林司训卷》中,阳明也谈到了四民同道:“昔王道之大行也,分田制禄,四民皆有定制。壮者修其孝弟忠信;老者衣帛食肉,不负戴于道路;死徙无出乡;出入相友;疾病相抚持。乌有耄耋之年而犹走衣食于道路者乎!周衰而王迹熄,民始有无恒产者。然其时圣学尚明,士虽贫困,犹有固穷之节;里闾族党,犹知有相恤之义。逮其后世,功利之说日浸以盛,不复知有明德亲民之实。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从事于圣贤之学。如是而欲挽而复之三代,呜呼!其难哉!吾为此惧,揭知行合一之说,订致知格物之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说,以求明先圣之学,庶几君子闻大道之要,小人蒙至治之泽。而哓哓者皆视以为狂惑丧心,诋笑訾怒。予亦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日挤于颠危;莫之救以死而不顾也。不亦悲夫!”在这里,四民的地位就成了个矛盾的存在,其既可以是王道下的等级性存在,也可以是知行合一逻辑下的同等价值之存在。

对于技艺的地位,阳明就在这两种态度中徘徊,他曾说:“虽小道必有可观。如虚无、权谋、术数、技能之学,非不可超脱世情。若能于本体上得所悟入,俱可通入精妙。但其意有所著,欲以之治天下国家,便不能通,故君子不用。”

他开始时对技术的评价是着眼于儒家传统,称其为“小道”。但是又认为若从良知本体的角度来体悟和使用之,即本体和工夫合一,那么它们就有可能达到精妙的境界,即道的境界。不过阳明还是不放心,认为一旦固执于技艺,便很容易沉溺其中,私欲泛滥,从而不可能以此来通达大道。所以君子还是最好不使用这些技艺。当然也就谈不上从事研究了。

综上所述,阳明对科技的态度保守的成分可能多一些。但其良知的逻辑却使其必然会突破儒家藩篱,从而将科技这一层面的常识开发出来。否则,就配不上良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宇宙本体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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