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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烟往事忆旧人(上)

2020-05-21 16:23:24 《书屋》 2020年5期

袁恒雷

1977年夏天,张守仁、王世敏、章仲锷三人在济南参加一项文学会议。会议期间,三人面对新时期文学高潮的到来,纷纷觉得有创立一本大型文学杂志的必要。三人当时想了许多名字,诸如《东方》、《东风》、《首都文学》,都被否定。直至王世敏想到《十月》的刊名,张守仁和章仲锷都表示同意。张守仁眼前一亮说:“这个名字富有意义,‘十月革命发生在俄历1917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在1936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1949年10月,打倒‘四人帮在1976年10月。”章仲锷也表示赞同:“‘十月还能表示金秋丰收的喜悦之情,以此迎接作家们归队后的创作高潮。”于是,这三位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决定冲出禁区,思想领先,让新办的刊物走在时代的前列。经过一年多紧锣密鼓的准备,《十月》杂志在1978年8月问世,新华社马上播发通稿,将这一重要文学消息昭告全国读者。而从此开始,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了辉煌的时代——诞生了无数名家名作。张守仁身为《十月》杂志的创始人之一,在这之后,以数十年的编辑身份、散文家身份,成为这个文学黄金时代的参与者、见证者、记录者。多年过去后,一起创办《十月》杂志的王世敏、章仲锷两位先生,以及众多作家纷纷谢世——“当时共我夜语人,点检如今无一半。”而早在2004年张守仁在美国看望李陀的时候,李陀就劝他抓紧时间写作当代的文人记录。直至2019年初,张守仁历经三年,写成《名作家记》,从接触过的上百位作家编辑文友中,选取了四十余名最有代表性的予以记录梳理,回顾了四十多年来他与这些名家的交往历程:“写下长达四十多年的编辑忆旧,记下新时期黄金岁月中旗帜性刊物《十月》的风采,录下作家们的音容笑貌、情感历程、生活细节,不让它们湮灭于历史尘埃之中。”如今,这本厚达五百零三页的佳作实现了多位作家的夙愿,张老先生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这本极具个性化的写人记事文集,堪比一部个人视角的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文学简史,是研究相关作家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将对新时期我国文坛的编辑与创作工作起到巨大的示范与启示意义。

一、扶植新人:慧眼识判英才

编辑工作的第一要务就是要选择符合自己供职刊物的合适稿件,多少年来,业界不成文的推崇标准是——不厚名家、不薄新人,特别是后一项,相对来说意义更为重大。新人处于成长期,需要编辑们的发现、挖掘、培养、扶植,需要对其作品的肯定与引导。在这些方面,张守仁先生无疑践行了一名编辑的良好职业操守,在扶植新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无数现在的名家在新人时期受惠于他。编、写之间是相互扶持的,作为编辑,要在笔会、座谈会等场合及时发现有创作力的新人,诸如在1978年保定的一次座谈会上,张守仁敏锐地发现,初出茅庐的铁凝在座谈会上不急于表现自己,而是认真倾听、认真学习。凭借铁凝处女作《会飞的镰刀》的水平,凭她在会上认真学习的态度,张守仁预测:铁凝肯定是一位有创作潜力的好苗子,将来必然成材。于是,他便鼓励她深入生活,注意观察,努力写作,并表示愿意加强和她的联系。铁凝随后的作品也确实没有令他失望,1983年第2期《十月》发表了铁凝的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小说发表后,马上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众多报刊转载,屡获大奖,并荣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的文艺界聚会上,这部中篇还受到文学前辈夏衍的赞赏。由此作改编的影片《红衣少女》,获中国影片“金鸡奖”、“百花獎”及学问部优秀故事片奖。而铁凝也懂得感恩,一篇《吉祥〈十月〉》,是她对《十月》扶植她支撑她的答谢词。她说:“写此作时我尚是一名业余编辑,在一家地区级的杂志社《花山》当小说编辑。但《十月》的编辑老师并没有漠视一个年轻的业余编辑,他们将《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以头条位置发表……读者有理由认为是吉祥的《十月》为我的写作带来了好运,为此我内心充满感激。”

张守仁对铁凝的扶植关注并没有就此结束。在1985年春天,中国作家协会在南京举办颁奖大会,那年,铁凝双喜临门,因短篇小说《六月的话题》和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均获奖而赴南京领奖。与会间隙,铁凝和张守仁谈及她正在构思的长篇小说《玫瑰门》,当铁凝用了两个小时详细诉说了自己的身世与小说的大体思路后,张守仁对这部作品给出了犹如“仙人指路”般的引导意见:“你当时年纪小,是个小女孩,所以人们对你不设防,能在你面前敞开心扉,袒露自己心灵里的秘密。这是你熟悉的人物、你熟悉的生活。作家只有写他最熟悉的东西,才能出彩,才能成功。不过你谈的,只是地面上的树干和枝叶;在地下,还有树根和蝼蚁,还有繁密复杂的根系。你必须做反方向挖掘,作品才能有深度和厚度。”铁凝不仅认真倾听,而且拿出硬面黑色笔记本,把张守仁说的话一一认真记下来。她说:“您的话对我有启发,我要好好考虑。我往往有了点感想,就紧紧抓住它,一点点延伸、丰富,设想情节会有这样、那样的发展,最后就出现了大致的走向和作品的结局。”张守仁与铁凝的对谈,显然是如同导师引导学生写作一样的效果,助推了铁凝小说创作的顺利进行。

在这以后,张守仁还在1992年编发了铁凝的短篇小说《砸骨头》——该小说荣获第四届“十月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1997年在第一届鲁迅文学奖的评选中,张守仁审读推荐了铁凝的散文集《女人的白夜》,认为她不仅小说写得好,散文也颇具特色——她的散文语言婉约清新,艺术感觉独特,且颇有绘画的形象、色彩感,符合张守仁认为的好散文的标准——除思想性、艺术性之外,更要有“我”,有个性,有独特性,即他的九字散文观“要有我,写独特,独特写”的主题。最终,袁鹰、冯骥才、舒乙等在内的十多位评委研讨后,全票通过,该书获得第一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直至铁凝当上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张守仁对铁凝的关注与关爱从未因为她初出茅庐抑或身居高位而变更,完全是以一位文学前辈的姿态对其进行扶植帮助,切实体现了不厚名家不薄新人的编辑职业操守,是一名文坛老前辈高风亮节的体现。

在张守仁讲述的四十余名作家当中,大部分都是数十年来文坛赫赫有名者,其中一部分依然是当前文坛的活跃者,比如前面刚论述完的铁凝,如今依然笔耕不辍,并身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带领全国文学工编辑前进。《名作家记》极为可贵之处还在于,他讲述出了一批当年深处祖国边疆名不见经传、现在对于大多数读者已经非常陌生的几位作家的故事。张守仁当年对他们的提携帮助,现在读来依然颇为感人。其中,给笔者带来触动最大的,当属生活在青海的余易木的故事。余易木本身是上海人,从小本来生活优渥,受过良好的教育。二十岁那年,因为对留苏学生的派送办法有微词而遭受发配。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人烟稀少、干旱荒凉的不毛之地戈壁滩,不需要笔者再详述他生活环境的凄惨。1962年8月,余易木写出了一篇题为《春雪》的凄美爱情小说,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哀怨、痛苦等情绪,极其动人。但这样的“毒草”当时只能在密友间传阅。直至1976年10月,历史的转折带来了文学的春天。该小说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地下流传开来。打成“右派”后也发配到西宁、1978年改正后回到《北京晚报》工作的美术家王复羊,把《春雪》带到首都,辗转交到了张守仁手中。张守仁看后眼前一亮,随后编发在了1980年第三期《十月》上,并且为了敬重原编辑,发表时不做任何改动,还在文末标上“1962.8.西宁”的写作日期和地点,以保持文稿原貌。因为余易木在小说末尾引用了叶赛宁的俄语爱情诗,大多数读者肯定是看不懂俄语的,在征得编辑余易木同意后,在俄文后张守仁写上了他的译文。

由此,文坛涌现出了余易木这个璀璨的名字。那么,《春雪》的意义何在呢?首先看其前面的写作时间,那是早在1962年的8月啊,比刘心武发表在1977年底《人民文学》上的《班主任》早十五年,比卢新华发表在1978年《文汇报》上的《伤痕》更是早了整整十六年。虽然后两篇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影响似乎更大——一度被业界誉为“伤痕文学”的发轫之作,但读者只要通过对比即可知他们的艺术成就。张守仁没有因为那两篇的影响力大而忽略对《春雪》应有文学地位的书写,在他看来,“它比《班主任》和《伤痕》在思想上更深刻,艺术上更精湛,文学语言更隽永”。而且,持这个观点的显然也不光是张守仁自己,刘心武、王蒙、丛维熙、邓友梅、刘绍棠等纷纷高度赞赏《春雪》的艺术质量,而张贤亮在给《十月》编辑部投稿《土牢情话》时惊问:“《十月》放出的余易木这匹文学黑骏马,你们是在何处、如何寻觅到的?”

显然,余易木可谓是一炮走红了。对于这样受欢迎的编辑,身为编辑的张守仁自然会更加关注与提携。于是,半年后,当余易木寄来中篇小说《初恋的回声》后,张守仁更加重视起来。他发现,这篇小说同样写得很早——是1963年4月至1965年4月写的。余易木在文艺界心惊胆战、神经紧张之际,却依然敢冲破禁区,生动、真切地描写了周冰、杨芸、梅雁三个常识分子美好心灵的压抑以及他们苦难的人生。“其情节之跌宕、感情之浓醇,相濡以沫中的心灵感应、生离死别时的暗泣吞声,读来催人泪下,悲伤难抑”。张守仁看完此作后,视其为绝品,并马上一字不改地编发在了1981年第二期《十月》上。文末仍然署上了写作时间和地点“1963.4西宁—1965.4.上海”,以珍惜文稿的原貌。這篇佳作发表之后,反响更加强烈。无数感动的信像雪片一样飞到了编辑部。就连张守仁妻子陈珞看了后都泪眼汪汪,想要马上写信给编辑倾诉她的悲情。因为当时张守仁在外地组稿,那时他们家里没有电话,她找不到地址跟编辑联系,以致一夜无眠。四川有位爱写作的年轻人,用了整整一周的时间,反复阅读,并把全文抄录一遍。“他被余易木艺术上的娴熟、设计悬念的精巧、驾驭文字的功夫、刻画人物的本领以及作品中体现在人际关系之间的人性之美和情操之美所征服”。广西漓江出版社把《初恋的回声》看作“五四”以来的经典爱情小说,出版了以它为书名的小说集,大量发行。长春影片制片厂的一位导演要了这部小说,改编成了影片剧本,因没有合适气质的主角而作罢。当时,无数的少女看了小说后,向余易木写信——寄送情书和玉照,表达了对他的无比崇拜和愿托付终身的愿望。余易木都以年龄大了、身体差为由纷纷拒绝。但有一名生活在龙羊峡水库的叫潘英的女子,不仅年轻貌美、酷爱文学,还对余易木倾心不已,她只身远赴西宁找到余易木,固执追求,锲而不舍,直至感动才子。一对才子佳人组合,就此结为伉俪。而余易木,仅凭这一部短篇一部中篇,就加入了青海省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并荣任1984年青海省国庆三十五周年优秀文学作品评奖的评委。因为这两部上佳作品,中国作家协会特意安排这颗青海高原上升起的文学明星去北戴河海边“创作之家”休养。

而恰恰是这次休养过程,余易木拜访了张守仁,二者得以当面交流。余易木感激张守仁为他小说文末俄语翻译的精准到位,可谓为文本增色不少。张守仁作为资深编辑从小便爱好并研究东西方学问,按说学养已经非常深厚。但在与余易木的交流中,他发现,余易木即便被生活摧残得不成样子,但他双目有神、思维敏捷,特别是一件小事让张守仁大加赞赏。因为余易木在《十月》发稿,所以他自然对这本杂志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因此也就爱屋及乌地很关注张守仁编发的作品。他和张守仁提到了一篇题为《人的魅力》的小说,描写的是肖洛霍夫在高尔基陪同下去见斯大林——交谈中年轻作家竟敢和这位大人物争论起《静静的顿河》来,吓得高尔基忐忑不安、面如土色,一个劲儿给肖洛霍夫递眼色,让他停嘴。余易木向张守仁委婉地指出该小说两处地方有误:第一,1929年至1931年期间,斯大林的军衔不是“元帅”;第二,单用父称,不符合俄国人的习惯。同时提醒张守仁,人是复杂的,肖洛霍夫后来叫斯大林“亲爹”,如能多侧面地写肖洛霍夫,作品会更加耐人寻味。张守仁听后大加赞赏,因为张守仁从青年时代起就潜心研究苏联文学,并以俄语翻译为本职工作了一段时间;而余易木不仅年轻他十岁,还长期生活在远离学问中心的青海,但文史方面却比张守仁还要高明,令其感到汗颜惭愧。这绝不是一句高手在民间就可以简单说明的,实在是唯有全身心投入、多角度积累才能得到的真才实学。

无疑,作家们不分大小,身为编辑,发现扶植新人本是分内之事,因而张守仁出于职业习惯对广大编辑进行发掘培养,是他非常乐于做的事情,并且卓有成效。实际上,文坛前辈提携新人是个光荣的传统,许多前辈大家都有这样的传承故事。张守仁在书中讲述了几则非常典型的相关故事:一是1928年,叶圣陶从来稿中发现了巴金的《灭亡》,并把它连载于《小说月报》,巴金时年只有二十四岁,并且身在巴黎;1934年,巴金从积稿的抽屉里翻到了曹禺的《雷雨》,捧读之后深受感动,马上把它刊登在当年《文学季刊》一卷三期上,曹禺从此走上了剧作家之路,并陆续写出《日出》、《原野》、《北京人》而成为戏剧大师,曹禺终生铭记巴金对他的提携;1934年末,鲁迅接到萧红和萧军慕名交给他的《生死场》、《八月的乡村》,阅读之后,马上推荐、作序,并把它们编入《奴隶丛书》于1935年出版。二萧的文名从此闪耀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坛,二萧也对鲁迅如恩师般尊崇。1962年,崔道怡在自然来稿中发现了当时下放在张家口、住在羊圈里、一直无人理睬的汪曾祺写的小说《羊舍一夕》,如同泥沙中拣到了金块,欣赏备至,便把它刊登在了《人民文学》上。汪曾祺也一直感念崔道怡的提携之功,大加赞赏他的推崇:“我的作品能够得到老崔的欣赏,我就像喝了瓶老酒似的从心里往外舒坦。”可以说,在现当代文坛之上,编辑发现提携文学新人是屡见不鲜的。也正是因有这样的传承,才能使得文脉绵延不绝。

如前所述,正是通过《名作家记》的梳理,张守仁将许多现在已不为年轻编辑、读者熟知,甚至可以说被文坛遗忘的一批作家,重新推回读者们的视线里,给众多文学爱好者补上了重要的一课,特别是他开列出的诸位作家不同时期的名篇佳作,是一份极为难得的阅读书单,是几十年来我国当代文学作品发展史的集萃。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本书还提及的一些古代与外国的名篇对读者也有重要参考价值,比如梭罗、普里什文等人的作品。

二、精心编稿:作家中的作家

张守仁在记述每位作家的时候,明显可以看出他做足了功课,他能不知不觉中梳理出众位作家历年发表的篇目及其所在刊物,并且还简明扼要地指出这些作品的优劣及发表后的影响。这实在是如同一则作家们的创作年表一样宝贵的梳理,读者们可以沿着这份表单迅速了解作家们的创作轨迹,乃至去重读这些经典篇章。张守仁经常和他们通宵达旦地畅谈,国情民情、人生经历、创作甘苦等无不涉及。熟悉了,成了挚友和知音,就向他们约写最使他们激动、最难忘、最擅长、最拿手的题材。因而,常能创作出超水平的小说,使《十月》在众多刊物中独占鳌头,大放光彩。张守仁作为《十月》的创始人及任职时间最长的编辑,他参与并见证了无数名家名作的诞生,而这一连串璀璨的数字真的是堪为一部文学简史:丁玲的《“牛棚”小品》、黄宗英的《大雁情》、王蒙的《相见时难》、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丛维熙的《第十个弹孔》、刘绍棠的《蒲柳人家》、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汪曾祺的《岁寒三友》、蒋子龙的《开拓者》、宗璞的《三生石》、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白桦的《苦恋》、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季羡林的《天雨曼陀罗》、理由的《痴情》、陈祖芬的《经济和人》、靳凡的《公开的情书》、孙犁的《书的梦》、巴金的《致〈十月〉》、林斤澜的《矮凳桥小品》、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张承志的《北方的河》、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一弓的《张铁匠的罗曼史》、张贤亮的《绿化树》、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王安忆的《荒山之恋》、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陈建功的《鬈毛》、梁晓声的《雪城》、高行健的《车站》……这无数的佳作真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好稿多到用不完的程度,而每每有佳作发表,多引来好评如潮,作家们和编辑部会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多到要用麻袋来装,那真的是文学的黄金盛世。

那么这么多优秀作品能够汇集到《十月》,特别是经张守仁手发表,这肯定是源于张守仁的约稿组稿的能力,而且他的确很有自己的约稿特点。王蒙概述得就非常准确:“对于大家大多数编辑,他是一位和善而又顽强的编辑。他用他的知识、热心和蔫蔫的坚持性征服了编辑,使你一见到他就觉得还欠着《十月》的文债。他不吵闹,不神吹冒泡,也不是万事通、见面熟式的活动家,但他自有他的无坚不摧的活动能力……”王蒙对其约稿特点的评价显然是极其精准的,也是得到了许多人一致赞同的点评。面对王蒙的高度赞赏,张守仁时常觉得受之有愧,他只是觉得自己取得了点成绩,是勤奋认真所致。

张守仁的编辑成绩有目共睹,被誉为“京城四大名编”之一。显然,他能够编发出众多优秀稿件,自然有他相应的秘诀。可以想到,这些名家面对的是几十上百家报刊的约稿,常常是供不应求的,很多时候,好的作品是要靠“抢”来的。那么如何能够约到独家的、名家的稿件呢?在他看来,首先,非常重要的是自身学养必须深厚——打铁还需自身硬。要想成为一名编辑家,自身要有很高的文学素养,要熟悉古今中外各种作品,还要有所研究,这样才能和作家对上话。“你的常识丰富、看法独到,这些名作家会主动找你聊天,你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把你当成交流的对手、谈话的知音”。而这就需要先对众位作家作品做功课了,必须熟悉他们的作品,了解他们的身世、爱好、性格特点、写作习惯和交友范围,知道什么是他们最想写的素材、什么是他们最难忘的,这样作家们便会提供最好的作品。比如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引起巨大轰动的《高山下的花环》就是最好的例證。

1982年春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学问部召开了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会议期间,大会组织与会作家乘车到河北高碑店去看当地驻军战士打靶演习。大巴上,与会的李存葆和张守仁坐在一起,张守仁出于职业习惯向他约稿。而此时,李存葆向张守仁提供了三个选题:一个是《月照军营》,是描写军人爱情生活的;一个是《英雄一生》,是叙述一位将军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一直到今天的戎马生涯;一个是《高山下的花环》,围绕着一个边防连队战前、战中、战后的生活,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军队内部存在的种种尖锐矛盾。张守仁听了李存葆报出的三个选题后,敏锐地觉察到《高山下的花环》最为出彩。于是,他把自己新搬到北三环中路的家庭地址抄给李存葆,热情邀请他到家里详谈。经过二者的认真交流后,1982年5月20日到6月19日,经过一个月的写作,这篇小说的初稿写作完毕,李存葆拿给张守仁审读。张守仁连夜审读,当他翻完最后一页稿纸,他如同淘金者终于觅到了大金块一样喜悦。他立即断定:这是一部难得的突破之作,这是一部他早就盼望的好稿,这是一部能给《十月》和编辑带来巨大荣誉的力作。张守仁一夜未眠,迅速写出一篇热情洋溢的审读报告,连同文稿一起交付《十月》编辑部全体审读。大家互相传阅,只用了两天时间便全都看了一遍,一致决定把它作为重点稿放在头条隆重刊登出来。组织评论稿的同志提议请当时担任作协书记处书记的评论家冯牧写一篇评论同时发出。编辑部因为得到了这部好稿像过节般兴奋。三天之后,张守仁就通知李存葆,《十月》决定采用《高山下的花环》,感谢他写了一部震撼人心的佳作。

事情发展到这里,似乎已经很圆满了。但对稿件要求精益求精的张守仁是不会轻易就这么办事的。当他在1982年8月10日在家里第二次审读全稿的时候,他发现了需要修改或者说提升的地方:在小说第十五节的末尾,当梁大娘和韩玉秀还清了梁三喜生前的欠账回山东沂蒙时,李存葆的原稿是这样写的:“从沂蒙山来的三代人,就这样走了!”张守仁觉得意犹未尽,感情不够强烈,便在稿边做了加工,改成:“走了!从沂蒙山来的祖孙三代人!啊,这就是大家的人民,大家的上帝!”张守仁的这段润色无疑是锦上添花,后来,在话剧、电视剧、影片版《高山下的花环》中,雷军长面对观众时抒发的最后一段感情强烈的台词,用的正是张守仁润色的版本。每每雷军长说完后,观众无不感动不已,泪眼汪汪。并且,当张守仁和李存葆一起在全国政协礼堂观看由李默然率领的辽宁省话剧团演出时,李存葆带着谢意轻撞他的肩膀:“经您这么一改动,帮我升华了,升华了,感情充沛了!”无疑,一篇篇佳作的诞生,是编辑与编辑共同辛劳的成果。通过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唯有像张守仁这样,把自己全身心投入到作品当中,不断揣摩人物的心理,才能对作品进行再创作,使得作品如虎添翼。刘少奇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对文艺工编辑们说:“编辑是作家中的作家。”实在是至理名言。

实际上,大家读到过许多或顺畅或曲折的名篇佳作发表的轶事,但唯有张守仁这篇清晰如画地再现了当年激动人心的场景。大家仿佛看到他秉烛夜读小说的夜景,读完望着熟睡的妻子想急于与其分享,站在窗边望着渐起的晨光而兴奋写下审读报告的快乐,直至把书稿和审读报告放进背包,骑着自行车飞快来到崇文门《十月》编辑部与大家分享……比起诸多名家后来纷纷撰文表达赞赏开座谈会盛赞等活动,大家最为惊叹的是张守仁撰写的一则怪事——此稿发往新华印刷厂不到十天,就有北影一位姓张的导演找到张守仁家里,提出北影要把《高山下的花环》改编成影片。这让张守仁很纳闷,因为那期刊物要到十一月初才能出版,他作为责编还没拿到初校稿,那位导演如何知道的内容呢?后来经过调查得知,新华印刷厂的工人们排字时,因为受了作品情节的感染,一边流泪一边偷偷多印了校样,带回家里给亲友们传阅。校样又经过多次复印,于是此稿在社会上不胫而走,迅速传开。那位导演看到的就是工人偷印的校样。大家感叹于这个文本过人的魅力,更感叹那真的是文学的黄金盛世,真的是全民阅读——比起所谓畅销书各种花里胡哨的包装与过分哗众取宠的宣传,文本永远是颠扑不破的王道,只要故事足够感人,读者们就会自动转发传阅,什么标题党、狗血剧情云云,与张守仁记述的这些名篇佳作相比,高下立判。同时也给当前的编辑与编辑以启示,身为编辑,及时记录编写手记很有必要,而且张守仁对这些作家作品故事的记录本身就是对他们的肯定推崇,使读者产生想要再次阅读那些佳作的冲动。

而且大家看到编者对编辑的作品务必要反复研读、多次品咂,同时,若品咂出必须改动的地方就要及时出手勇于出手修改,帮助原作润色、打磨、提升。无疑,正是由于张守仁当时正沉浸于《高山下的花环》营造的艺术氛围之中,他完全读懂了李存葆的创作思想,深入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因而他才能极其敏锐地发现原稿中需要润色的地方,而事实证明,他的修改取得了巨大成功,让无数观众和原编辑都钦佩不已。可以看出,张守仁的组稿编稿经验值得所有编辑学习,敬重编辑、倾听编辑、与编辑倾心交流,有独到的眼光,在编辑提供选题时有敏锐的眼光捕捉合适的题材,并为编辑稿件的成功及时跟进修改、配发评论,使得编辑作品都得到了巨大提升。

并且,通过张守仁的记述得知,《高山下的花环》之后,他又向李存葆约了一个中篇《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二者是在一起瞻仰了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后在中山陵前面的松林里商量的,他们一起讨论了小说的构思、部分細节、大致轮廓。由于前者的巨大成功,李存葆引起多家期刊特别是军队系统杂志的高度关注,他们急切想要得到李存葆的稿件,因而密切关注他的动态。其中解放军文艺社的《昆仑》编辑部得知李存葆正在烟台写作此小说,便迅速赶往李存葆处要稿,并陈述道:若再让地方刊物《十月》发表,社会上将会对部队刊物有种种不良议论。李存葆当然很为难,毕竟和张守仁有约在先。他当然没有立即答应,但《昆仑》编辑部是不达目的不罢休——说肥水不流外人田,他们死死盯住了李存葆,他从烟台回到济南,他们便也跟着到了他济南家中,愣是将八万余字的初稿拿走了。李存葆给远在长春制片厂参加学术活动的张守仁打电话,把来龙去脉讲清楚,并写信书面陈述了详细经过。张守仁没有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李存葆和《昆仑》编辑部的横刀夺爱,而是深明大义地表示:李存葆是军旅作家,理应和军队刊物保持好关系,他答应把该小说转给对方发表。结果,该小说和《高山下的花环》一样——都获得了全国中篇小说头奖。

张守仁的大度也是有回报的,他通过对众多军事题材稿件的编发,观察出当前军事题材的创作前景,为这一领域的编辑指明了前进的创作方向:“我认为:凡在思想、艺术上取得较大成就的军事题材作品,大都跳出了战术、战役的狭隘圈子,由军营、战壕、前线迈向社会,引入后方,展现特定时代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以及民心民风民俗民情的广阔背景。”这种提法无疑是高屋建瓴的,而实际上他的这种创作引导思想在当前得到了一一印证,比如徐怀中的《牵风记》、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徐桂祥的《伏击》等,都可谓是不约而同地践行了张守仁的这种理念,他们以不同的文本纷纷实现了战争文学全新的创作方式与文本高度。

三、史海钩沉:再现如烟往事

通读本书,给笔者带来的深刻印象是张守仁是个讲故事高手,他描述的许多故事是众位作家讲出来的,经他笔下润色便产生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让读者一次次感叹故事的精彩动人,特别是许多是催人泪下的。都说八十年代是文学的黄金年代,在张守仁的记述中真的是处处都可以感受到,小到登门组稿约稿,大到一些文学会议的盛况,比如1985年中国作家协会在南京举办的中短篇小说及报告文学的颁奖会议,可以引发群英荟萃、记者云集、举城欢腾的效果,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年代景象啊!

本书记述的各个作家多有鲜明特点,比如倚马可待的张笑天,这位下笔神速的作家为何会如此奇速,也是源于功夫在诗外;再比如生态文学的几位重要作家:苇岸、邓刚、郭雪波、徐刚、胡冬林等人,他们写作的领域不同——森林、沙漠、河流、大地等,他们的故事真的是别开生面、各具特色,但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大地的赤子,都以各自的方式热爱着这片土地。所以,在本书中,编辑多次强调,通过采访众位作家,他深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爱国:“所谓爱国,就是爱大家脚下的绿色土地,爱绿色土地上飘扬的五星红旗,爱红旗上空蓝天里掠过的一行白鹤,爱白鹤飞往的、远方青黛的山岚,更爱锦绣河山上勤劳、实干的伟大人民。因此,我对那些以民为本,将自己命运和祖国命运紧密相连,在文学园地里辛勤笔耕,且给予我温暖、友情和支撑的作家朋友们,永怀炽烈的感激之情。”

张守仁的记述既是个人化的,又留有显著的时代印迹。他记述的许多轶事完全可以说是鲜为人知的,诸如他和铁凝都擅长跳舞,并在南京笔会时期斗舞——再现了当年他们年轻时候的热情奔放;铁凝送他的赵州梨,因为他在地铁上贪恋读书而下站的时候慌乱得忘了拿,事后懊悔不已不敢告诉铁凝,怕辜负了人家的一番美意;还有1987年时,铁凝到北京开党代会,张守仁和《十月》编辑田增翔骑着自行车,冒着漫天飞沙到她的住所看望她,以及二者之间极为珍贵的书信来往等等。编辑运用倒叙、插叙、正叙等多种写人记事手法,甚至动用说书人、小说技巧等多种艺术手段,使得文本趣味十足、故事性十足,诸多作家形象在他的讲述中变得立体饱满起来。这些文本是对在世者的珍重,对去世者的怀想祭奠,许多佳作完全可以看作是为那些去世者撰写的墓志铭。张守仁的记忆力与记述力都是超群的,他讲述的许多有关作家们的往事都是如小说一般动人心弦,画面感十足,而且记述的多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生活往事,恰如一个时代的侧面记忆。而且,往往在记述这些往事的过程中,还配发了许多罕见的照片,比如在讲述冯牧的故事中,配发了1993年11月,冯牧受作协委托和陈荒煤赴上海探望九十大寿的作家巴金,这三位名家谈笑风生、笑容可掬的模样极其感染人,实在几乎是三人合影里最打动人的一张——很有可能还是孤品,独一无二的。这样的抓拍镜头当然是极其难得的,收入书中同相关文字形成相得益彰的效果,使得本书极具收藏价值。

在这里,我想重点以史铁生的故事为例阐述下。张守仁记述的史铁生的故事,再现了大家虽有所耳闻但并不详细了解的珍贵往事。2011年1月4日,是史铁生六十岁的生日——只是他四天前去世了。在北京798艺术区,包括台湾在内的全国各地文友齐集于此,大家集体给史铁生做六十岁生日的追思会。“厂房墙壁上挂满了上百张铁生的放大了的、笑容可掬的照片。这不像是追悼会,既没有花圈、挽联,也没有眼泪和哀乐,倒像是一次盛大的生日Party。”这样的如同过节一样的生日派对,是符合史铁生坚强乐观的生活态度的。不必去先容这次集会来到现场的各行各业的精英们的名姓,因为全场最闪亮的星永远是史铁生,只需要说众位文友纷纷诉说史铁生的写作天赋,特别是他还会画画、会针灸、善待人、乐于助人等细节。而最令人感叹的是,从天津红十字会赶来的邓永林大夫向全体与会者报告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史铁生捐献的肝脏已经成功植入一个三十八岁的患者身上,那位患者已经能下地走动,全场瞬间爆发了狂风暴雨般的掌声,声浪几乎要把会场厂房顶开。除肝脏外,史铁生还捐献了角膜,让另一患者复明。还捐出了脊椎和大脑,供医学研究。实际上,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并不清楚史铁生身后的这些动人故事,大家不必再引述张守仁及众位评者对史铁生高尚道德情操的评价,因为他在世时是励志的模范,去世后又让自己的精神不朽。

随后,张守仁记述了由陈建功、王安忆、张炜、韩少功、张海迪、周国平、岳建一等组成的“写作之夜”丛书编委会,为把丛书编好,而决定到史铁生插队的延川县关家庄访问的往事。关家庄在史铁生的文章里被称为“清平湾”,史铁生在这里不仅自己学会了针灸,还教会了同住一个窑洞的孙立哲给老乡们看病,而孙立哲给当地医治了无数的病人,被誉为“袖医”、“救命菩萨”。无疑,史铁生和孙立哲等知青,在当地老乡心中是比亲人更亲的人了。当丛书编委会时隔多年再次踏访这片土地的时候,可以想见人们重逢时候的欢乐场面。张守仁这段讲述,插叙了几个重要场景,第一是1984年史铁生作品获奖后,《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责任编辑牛志强和几个朋友用轮椅推着史铁生回过关家庄。几位乡亲,诸如“康儿妈”等心疼又热情地招待了史铁生——史铁生住了两天,竟被乡亲们强请去吃了九顿饭。临走那天,村里人给他送了许多土特产,还有鞋垫、铺炕暖腰的羊毛毡。有个泼辣的婆姨,竟要把牵着的小娃娃送给史铁生:“送他个小儿吧,心儿家苦哇,咋能成个家啊?!”史铁生无疑早已感动得热泪盈眶、泣不成声。至于后面大家在窑洞参观祭奠等事宜,大家都可以想象,但张守仁记述的乡亲们和史铁生重逢后产生的一系列互诉衷肠、互道问候的暖心场景,才是让读者最为感动的。知青年轻时候在这里和老乡们学各种本事,吃苦受累却从不埋怨,还为当地人民各种造福;回城后也没忘了乡亲们,再聚首是重逢的喜悦,却也是告别的酸楚。张守仁无疑非常善于选择剪裁材料,他能够截取最感人肺腑的场景予以呈现,只凭一部史铁生回乡看老乡的记事,他便能够知晓哪些材料才是他最想表达、读者最想看到的。

直至讲述史铁生与地坛的故事。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包括史铁生在文坛大放异彩,乃至史铁生与地坛的互相成就——史铁生与地坛的故事可以说最为人们所熟知。明初,皇帝把天地、日月、星辰、云雨、风雷诸神供在一起祭祀。到了嘉靖九年(1530)才把众神分开祭奠。于是在南郊建天坛,在安定门外北郊建地坛,并在东、西郊建日坛、月坛。地坛是明、清皇帝每年夏至祭祀土地神的地方,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不过,多少年来,北京最为海内外游客熟知的景点常常是天坛,地坛已经沉寂许久了,直至史铁生摇着轮椅而来。十五年里,他常常从南门进园,向北摇着轮椅,他的轮椅到过地坛每一棵古树下,碾压过每一寸草地;他苦苦思考人为什么活着,如何去死,为什么要写作。他的思索是深邃的、独特的、贯穿古今,甚至带有对宇宙的观照……直至他悟透了这一切: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而活着就不得不写作,写作是为了活下去。人是千差万别的,无差别便不成为人类。人要接受万物的差异,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是否会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乏味?要是没有了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善良和高尚如何界定成为美德?是丑女凸显了丽人,是懦夫映照了英雄,是荒芜映衬了绿意的重要。为什么不享受病树也有的生命呢?史铁生的躯体虽然束缚在了轮椅上,但他的灵魂已经飞向了天外,驰骋于天地之间。

1991年《上海文学》发表了史铁生这篇名作《我与地坛》,随即好评如潮,迅速被编入语文课本,一时洛阳纸贵。作家韩少功说:“1991年的文学即使只有他的一篇《我与地坛》,也完全可以说是丰年。”当时,全国有许多作家、读者们学习、讨论、赞颂这篇佳作,无数的學校组织师生们集体学习、研讨、朗诵这篇作品。无数的选刊要么当成小说、要么当成散文转载这篇佳作——这个文本瞬间打通了文体的界限。可见,只要是佳作,不存在小说、散文的简单区别,人们的眼中只有动人心弦的文本可读就好。于是,史铁生的名字飞入千家万户,久已荒疏的地坛瞬间成了无数人心中前往瞻仰的文学圣地。当张守仁在2017年春天接待云南作家林青访问北京时,林青提出访问地坛——因为史铁生的作品给了她力量,让她摆脱疾病和离婚的阴影,不再轻生,活下来努力写作。而通过林青讲给张守仁的故事大家还得知,史铁生的作品不光影响了她,在她拿出的一份《春城晚报》里,还讲述了昆明一个因车祸致残的中学生因看了《我与地坛》后,克服困难,写了一篇《人生的拼搏》的文章,从而夺得征文大赛一等奖。无疑,史铁生、海伦·凯勒、奥斯特洛夫斯基、张海迪等一众中外身残志坚的作家,他们躯体是残疾的,但灵魂何其强大,他们运用手中的笔唤醒了无数失去斗志的人,激励他们重新燃起生活的希翼,是一篇篇作品传递出生命的力量,让作家与读者们站在了一起,迸发出昂扬的生命之美。史铁生等作家的作品必然是永生的,必然是穿越时空的阻隔影响一代代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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