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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风至

2020-02-12 12:02:49 江南 2020年1期

曹多勇

《礼记》云:“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

1

我跟我父亲坐在家门口说话。我坐在板凳上,他蹲在门槛上。我手上端一只杯子喝水,他手上卷一根烟叶抽烟。我话少,他话多。

我父亲说,今年我虚岁七十三了。老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个至。

此话的意思,七十三、八十四是人的命坎,是生命的大限,一般人活不过这两个岁数。

我父亲说,过一阵我请木匠把自个的寿材打起来。

十年前他就准备好打寿材的木料。

我父亲说,木匠我找好一个,苏家老圩子的。怕就怕棺材钉不好买,过两天我赶集看一看。

棺材钉用得稀少,不容易找到打棺材钉的铁匠铺在哪里。

我父亲说,寿材打齐那一天,我打电话喊你回来家一趟,你陪木匠喝一顿酒,算是做小辈的礼数。

我不得不说话,我不得不表态。我说,好!你打电话我回家一趟。

我父亲丢下烟袋,慢吞吞地站起身,一勾一勾地往房屋走廊东头去。棺材木料堆在那里,上面有两层盖布,内一层是黑色的油布,外一层是白色的塑料布。

我父亲向我招一招手说,你过来!

我朝房屋走廊东头走过去。棺材木料愣头愣脑地堆在那里,奇形怪状地一大堆。

我父亲说,掀开来吹一吹风,透一透气。

我两手迟疑,不想去碰棺材木料。我父亲两手不迟疑,伸手一把揪住盖布,“哗啦”一声很响地掀开一处拐角,露出张牙舞爪的一窝树根。是五棵柏树,每一棵都有三尺半那么粗,掐头去尾剖开来,正好打一口拾圆棺材。拾圆棺材最讲究、最体面。我父亲活一生,好像最终就是冲着这种讲究和体面而去的。我父亲闪开站一边。我只好接着掀棺材木料的盖布。

我问,全掀开?

我父亲说,全掀开!

“哗啦——,哗啦——”,我使劲地一下一下掀开盖布。五棵棺材木料居心叵测地全部暴露出来。一股风猛劲地踅过,木料上的陈年灰尘活起,劈头盖脸地扑上来。“咳、咳、咳”,我和我父亲同时被灰尘呛得咳起来。

或许木料原本只是普通的木料,一旦被派上不同的用场,其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一根木料用在房梁上跟用在棺材上,其结果能一样吗?五棵木料堆在那里,我总觉得它们虎视眈眈地积蓄着一股邪恶的力量。我父亲要去招惹它们,请木匠把它们打成一口寿材。将来有一天,我父亲死去,就装在这口棺材里埋葬下土。而后历经百年千年,我父亲的一把老骨头,与棺材木一起慢慢地沤烂,慢慢地腐朽。

我问我父亲,你近期看没看棺材地?

我父亲操心他的寿材,我提醒他的棺材地。没有棺材地,他死后葬哪里。我操心他的棺材地,是担心他哪一天真的猝不及防地倒下。年岁一天一天大,身子骨一天一天朽,像是一截枯木头。风一吹,倒下了。雨一淋,倒下了。风不吹,雨不淋,自个也会倒下去。

我父亲说,不急。

都急着打棺材了,怎么会不急着看棺材地呢?这种话我不能说出口。

我父亲说,到时候有地点睡。

我父亲说的倒是一句实话,就算他活着不买棺材地,他死后我跟二弟也得替他买棺材地。

我说,你最好跟我母亲葬在同一块地里,赶明大家来家上坟方便。

我父亲迟疑一下说,那块地不适合。

我赶忙问,怎么不适合?

我父亲说,我领你去看一看。

看一看就看一看。我父亲先走出院子,我随后跟出院子。

我母亲死后葬在我家西边三百米远的一块地里。地主是小东庄的一户李姓人家。煤矿扒煤,原先的大河湾村塌陷,整体搬迁至这里,除了划拨的宅基地,四周都是人家村子的土地。大河湾村死人只能埋在人家村子的地盘里。我母亲睡的那块地埋着两座坟,一座是我母亲的,一座是地主家二哥的。地主家二哥的一座坟在南边,我母亲的一座坟在北边。地主家二哥的南边有一棺地。我父亲领我直接去看这一棺地。春天雨水充沛,天上不下雨,这里依旧有蓄积的雨水顺着田埂往下渗漏。

我父亲问,你看這里能埋棺材吗?

这里水汽是大了点。

我说,那就埋在我母亲前面。

前面是一片空场地,不愁埋不下一口棺材。

我父亲伸手指一指不远处的一户人家说,人家打过招呼,不让我埋你娘前面。

我问,你埋哪里跟他家有什么关系呀?

我父亲说,冲着人家房门。

我跟我父亲走下田埂,往我母亲坟前去。地里长麦子,绿油油地拔节、抽穗、扬花。有几棵野腊菜瘦叽叽地长在麦棵里,开着瘦叽叽的碎黄花。真的很奇怪,我母亲的坟不冲着这户人家房门,往我母亲前面走几步,就冲着这户人家房门了。

我说,往南挪一挪?

我父亲说,不是又埋潮地里。

整块地东高西洼,往南挪一挪,不可能埋地主家二哥的坟前,再往南挪一挪,保不准田埂上的雨水又会渗过来。

我说,那你就另选一块地吧。

我父亲依旧说,不急!

后来我知道,我父亲说埋在我母亲面前冲着人家房门是托词,其根本原因是他不想埋在我母亲前面,或者说不想跟我母亲埋在同一块地里。

2

那一年我母亲死,我父亲带我一块去这户李姓人家的门上。当家人瘦高个头,村人喊他李大个子。我身穿白布孝服,不能进人家门。我和我父亲远远地站在人家的大门外面。论辈分,李大个子比我父亲长一辈。我父亲先喊他一声表叔,而后向他说明来意。

李大个子说话敞亮,说葬我家侄媳妇我有什么话好说的,你看上我家哪一块地就葬在哪一块地里。这里丘陵地带,一律岗子地,高低不平,错落无序,很难有超过半亩的一块平整地。每户人家零零散散地都有好多块地。事先我父亲找村里的风水先生看好一块地。我父亲说,我家出门正西的那一块地。李大个子说,那你就把我家侄媳妇葬在那一块地里吧。

我赶紧跪下磕头,答谢李大个子。路上我父亲交代我说,李大个子一允口,你就跪下磕头。你一跪下磕头,李大个子就不好收回话。我是长子,磕头谢礼是我的职责。那几天,上门吊孝的村人,不分男女,不论长幼,我都得一一磕头答谢。我母亲死,我跪破了膝盖皮,我跪疼了膝盖骨。

我父亲问,一棺地好多钱?李大个子说,你多少给一点钱,赶明不管这块地落在谁家手里,我都会说一句话。我父亲再一次问,你说一个钱数,我现在就点钱。李大个子说,你给五百块钱。我父亲口袋里揣着钱,掏出来一张一张数给李大个子。

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五百块钱是大钱。回头我父亲跟我说,我想数一千块钱给李大个子的。我问,五百块钱一棺地,你干吗给他一千块钱呀?我父亲说,买两棺地,连我自个的一棺地一块买下来。我问,那你干吗不买呢?我父亲说,不急!缓一缓我再去买。

我父亲跟我母亲是同一年生人。我母亲死那一年,虚岁六十一。我父亲说“不急”,或许他觉得刚过六十岁就买棺材地早了点,或许他觉得人活着就买棺材地不吉利,或许还有其他什么原因。不管属于哪一种情况,我父亲安葬下我母亲,就忘记操心自个的棺材地。中间隔一年,李大个子的二哥从外地迁坟过来,不声不响地埋在我母亲的南边。左为上,右为下,我母亲的南边埋上坟,我父亲与我母亲合葬在一起就变得不可能。我母亲南边的南边有一棺地,我赶紧催我父亲去找李大个子买下来。就算将来我父亲不能跟我母亲合葬在一起,他俩葬在同一块庄稼地里,大家上坟依旧方便不少。我父亲回答我的依旧是那么一句老话——不急!

我父亲这一次说“不急”,是脸面上不急,心里头着急。空闲下来,他独自一人上我母亲的那一块地里转悠好多趟。我母亲睡在这块地的东北角,北边没有我父亲的地方。就算有我父亲的地方,睡在我母亲下手,也不适合。我父亲转悠好多趟,勘查的重点是我母亲南边的南边那一棺地。我父亲晴天来这里,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倒是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只是觉得将来他与我母亲中间隔着李大个子的二哥,心里有些别扭。就像自家的院子里,猛然地来了一个陌生男人,而且这个陌生男人来了就是一个赖着不走的人。最关键的一点是李大个子的二哥活着时,我父亲不认识他。不知道他是一个脾气温和的人,还是一个脾气暴烈的人。更不知道李大个子的二哥怎样死掉的,是生病死掉的,还是不得好死死掉的。我父亲想去小东庄问一问。怎么开这个口呢?只好暂时作罢,心里就不想睡这块地。不想睡这块地,将来就不能跟我母亲埋一起。不能跟我母亲埋一起,怎么向几个孩子交代呢?我父亲左右犯难,想找一个能说服大家的理由。

有一天下雷暴雨,“哗啦啦”一阵子下得急。我父亲扛一把铁锨赶紧往我母亲那里去。我父亲是去那里看一看上坡下来的雨水会不会冲我母亲的坟。我母亲的东边是一块慢坡地,雨水一大就不走常规渠道,直接漫过田埂,冲我母亲的坟。往日下大雨,我父亲都要扛一把铁锨过来理一理雨水。这一次,我父亲查看得全面,不光看我母亲的坟,顺脚往南走几步,去我母亲南边的南边那一棺地,上上下下仔细地瞅一遍。这一看就看出大问题,雨水一大,往下流淌不说,天停下雨,这里雨水淤积都停不下来。原因是田埂走到这里,形成一个陡坡,有大半个人那么高。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陡坡,上面浸润土里的雨水,会慢慢地、持久地往下渗漏。天上下一场雨,这里能渗漏好多天。我父亲想,要是将来睡这里,一副棺材就慢慢地沤去吧。

我父亲心里一亮,庆幸自个早早地看出来,这是一棺渗水地。我父亲原本就不想埋这里,一下子找见一个充足的理由。

剩下来,只有葬在我母亲前面。按理说,我父亲埋在我母亲前面,也是不错的选择。一方面我母亲前面是一整块地,可前可后,可南可北,选择的空间很大;另一方面我父亲葬在我母亲前面,轻而易举地避开李大个子的二哥。我父亲葬在我母亲前面,与李大个子的二哥就如同邻居一般,对脾气就走动走动,不对脾气就关门各过各的日子。我父亲经常来我母亲坟上,不是没想过我母亲前面的这么一大块地方。有一次,我父亲背上两只手,朝着我母亲前面的地中央走过去。猛一眼看上去,这块地是平整的。仔细地看上去,这块地是倾斜的,东高西低,越往前走地势越低洼。我父亲走到地中央转过身,我母亲的坟高高在上,悬在头顶上。就是这个时候,我父亲有了彻底放弃跟我母亲葬在同一块地里的想法。

我父亲跟我母亲一块生活几十年,什么时候,什么事上,我母亲当过我父亲的家?什么时候,什么事上,我母亲说话搁在我父亲上面?我母亲的坟比我父亲的高,就意味着我父亲说话要抬头看着我母亲,就意味着我父亲做事逃脱不了我母亲居高临下的监视,就意味着我父亲在我母亲前面要一副低声下气的样子。这样一种格局与事实,我父亲接受不了。我父亲彻底放弃跟我母亲葬在同一块地里,就等于他要重新选择另外一块庄稼地。

3

这一天,我父亲赶一趟集,找到打棺材钉的铁匠铺,买上棺材钉,又拐一趟苏家老圩子,找苏木匠约定好日子,打寿材就如箭在弦了。打寿材的头一项活,是下木料。五棵柏树要抬上车,拉进电锯房里,按照棺材的尺寸下出来。临到日子,苏木匠如约早早地过来,我父亲花钱从村里雇一辆拖拉机,雇两个壮年村人,“吭哧吭哧”,把五棵柏树一棵一棵抬進车斗里。苏木匠、我父亲、两个壮年村人,又一起跟车去电锯房。柏树像铁木一样沉重,一棵有三百斤。两个壮年村人不跟去,我父亲怕到电锯房,人手少抬不动。五棵柏树,顺利地装上车,顺利地拉到电锯房。不想锯头一棵柏树就出现故障。柏树推上电锯平台,先要把树根锯下来。“咔嚓”一声尖叫,圆盘锯卡在树根里,挣掉一大块。柏树木质硬,树根更硬。电锯房的人跟我父亲说,你得多出一百块钱加工费。电锯房的人想把损坏电锯的钱加在我父亲头上。我父亲不讨价还价,却乐呵呵地说,我出我出。电锯房的人更换了一副直径小、钢板厚的圆盘锯。

傍晚时分,我父亲往我家打电话,说早上苏木匠过来打寿材了,说他去电锯房多出一百块钱加工费。为一个什么道理呢?柏树硬,弄坏人家的一副圆盘锯。柏树硬说明什么呢?说明柏树名贵稀少。电锯房的人说,锯柏树他是头一回。苏木匠说,打柏树寿材他是头一回。

我问,六七天时间差不多了吧?

我父亲说,哪来这么快,少说要十天。

我问,怎么这么慢?

我父亲说,苏木匠锯木料不使电锯,刨木料不使电刨,钻眼不使电钻,都使老工具。

我问,他是有电锯、电刨、电钻不使,还是原本手上就没买这些工具?

我问住我父亲。我父亲说他不清楚。依照我的想法,打寿材是粗活,不需要精雕细刻,电锯房下好木料,打眼组装,不算一件难心活。或许苏木匠使不惯新工具,或许苏木匠年岁大干不动活,慢两天就慢两天吧。

我跟我父亲说,哪一天打好寿材,哪一天你打电话我回去。

我父亲说一声,好!

时下村里没人自个打寿材了。人死,咽气。家人派人派车去棺材铺,量力而行地买一口棺材拉回家。有钱的人家,多花一些钱,买厚实一点的;缺钱的人家,少花一些钱,买消薄一点的。那一年我母亲死,我四叔和四婶子当家,派他们家的两个儿子开车去棺材铺,捡最厚实的拾圆棺材买一口拉回头。杉木打制的,木料粗壮,棵棵使的是树心。或许正因为我母亲睡上这么一口棺材,我父亲才萌生自个买树木、自个打寿材的想法。

说来算巧合,蒙城县的一处路边上,就堆放着一堆柏树棺材料。五棵柏树是从一所学校的院子里拔出来的。柏树占地方,拔出来盖新楼。学校早年是村里的土地庙,算一算五棵柏树少说长有五十年。那时候,我父亲开一辆四轮拖拉机,见天去蒙城县贩煤做生意。有一天,我父亲就自作主张买下五棵柏树。生活中,我父亲一向自作主张惯了,做事从来不跟我和二弟商量,就算做错事都不悔恨。这一年是我母亲死后第二年,赶我知道这件事,五棵柏树已安静地堆放在我家房屋走廊的顶东头。

我父亲说,我买棺木的钱,不要你跟二毛出。

我父亲说,赶明我打寿材的钱,不要你跟二毛出。

我父亲说,哪一天我看好棺材地买下来,花钱还是不要你跟二毛出。

二毛是二弟的小名。我父亲心想买棺木、打寿材、买墓地都不要你们两个儿子花钱,你们兄弟俩也就没了说话的权利。

我父亲说起自个的百年大业,主次有序,混而不乱。说过棺材木,说打寿材。说过打寿材,说棺材地。说过棺材地,说妆老衣。妆老衣,就是寿衣。

我父亲说,赶明我死都不用你跟二毛花钱买妆老衣了。

我父亲说,大袍子我有,棉帽子我有,你说我差什么?大不了买一条蓝布裤子,买一双蓝布鞋。

我父亲说的棉帽子我知道,是一顶蓝色的火车头帽子。那一年,他买回家一顶新帽子,没戴几下子。我父亲说的大袍子我知道,是一件蓝布面、狗皮大衣。那两年冬天冰冷,我父亲开拖拉机做生意,这件狗皮大衣穿身上,遮风御寒,起了大作用。我父亲喜欢他的这顶棉帽子,喜欢他的这件狗皮大衣,跟我说过好多遍,这两样子要穿身上带走。

我跟我父亲说,我听说皮子的东西带不走。

我父親说,这个我不管,能带走我带走,不能带走我也带走。

不管我父亲承认不承认,在棺材上,他在心里暗暗地跟我母亲较劲。棺材不能比我母亲的差,唯一的办法就是亲自买木料,亲自打寿材。所以我父亲在后事的准备工作上才显得这么固执与固执。

一转脸十天半个月过去,我父亲的寿材打齐没有?我父亲没往我家打电话。我在家里反倒坐不住,抽空自个跑回去。我父亲的寿材打好,放置在原先堆木料的地方。也就是说,五棵柏树顺利地打出一口白亮亮的棺材。多余出来的零碎木材,堆放在院子的拐角处,散发出一股浓郁的柏树味道。

我问,你不是说打好寿材要给我打电话吗?

我父亲说,我陪苏木匠喝过了一顿酒。

我说,你不是说我做小辈的要有礼数,你陪他喝酒与我陪他喝酒不一样。

我父亲说,那两天忙,我忘记这茬事。

我父亲跟我说谎话,其中肯定有过节。

大家这里人家,把木匠分成三种:直木匠、圆木匠、斜木匠。打家具的叫直木匠,讲究面平棱直。箍木桶木盆的叫圆木匠,讲究光滑圆润。打棺材的叫斜木匠,棺材的帮是斜的,棺材的盖是斜的,棺木与棺木之间的茬口是斜的。苏木匠早年是一个圆木匠,木桶木盆被淘汰,转去棺材铺打棺材。后来嫌打棺材名声不好听,又转做其他行。相隔几十年,孩子大,老婆死,苏木匠单身一个人过生活,我父亲托人找到他头上,算是重操旧业吧。毕竟荒废几十年不干活,一堆旧工具不凑手不说,打棺材的技艺也忘一个差不多。打棺材的场地就在我家的院子里,我父亲一心一意地看守苏木匠打棺材,苏木匠一边打棺材一边回想忘却的技艺,一副神态就显得三心二意,手上干活就显得迟缓而犹豫。苏木匠打一口棺材,拿多少手工钱,是事先说定的,跟快与慢无关。猛一听手工钱不少,可要跟五棵柏树的价钱相比,就是小钱了。苏木匠手上迟疑缓慢,是怕打坏我父亲的一口寿材。苏木匠三天两头丢下手上活,说家里有事回去看一看。实际上,苏木匠哪里都不去,专门去棺材铺,测量棺材的尺寸,揣摩棺材的技艺。我父亲看出苏木匠不专心,却不知道苏木匠为何不专心。一连几趟,苏木匠急匆匆地回家,又急匆匆地回头。

我父亲说,你家里有事,手上活就停几天。

苏木匠说,我回家看一看就回头。

我父亲问,家里有什么事?

苏木匠说,小事,上不得说出口。

我父亲知道苏木匠隐瞒事,却不知道他隐瞒什么事。

寿材打齐那一天,我父亲要打电话跟我说,被苏木匠拦住。苏木匠说他不想喝酒,不用答谢。苏木匠说这话是心虚,不想让我当他面看寿材。我父亲每天在跟前,没看出寿材有什么毛病,万一我看出来怎么办。苏木匠说他不想喝酒,是想躲避我,是想打齐寿材,拿到手工钱,赶快离开。

我父亲说,我去端两个菜,拿一瓶酒,我陪你喝一顿酒?

村里有小饭馆,端菜方便。村里有杂货店,拿酒方便。

苏木匠迟疑一下说,好!

寿材打齐这一天,我父亲陪苏木匠喝了一顿酒。我父亲不胜酒力,两杯酒喝下肚,就脸红脖子粗,像戏台上的红脸关公。苏木匠能喝酒,一瓶酒喝下大半瓶,头脑依旧清醒。

苏木匠说,我这一生最累的一件木匠活,就是打你的这一口寿材。

我父亲说,你要是带一个徒弟做帮手,就不会上上下下忙你一个人。

苏木匠说,不是我的身子累,是我的心累。

苏木匠说的这句话,我父亲没听懂。喝罢一场酒,苏木匠拿上手工钱就走了。我父亲两眼望着白亮亮的一口棺材,心满意足地笑了。不管怎么说,有了这一口寿材,就算我父亲七十三岁命坎过不去,也算有了自个想要的归属之所。

寿材打齐十年,我父亲方察觉棺材打小了,死后睡不下。棺材小,不是小在外面,是小在里边。苏木匠只顾上棺材外面的尺寸,没顾上棺材里边的尺寸。我父亲气鼓鼓地去苏家老圩子找苏木匠。苏木匠五年前就一命呜呼了。我问我父亲,那寿材怎么办?我父亲说,我问过别的木匠,哪天我去买一棵柏树,棺材底上帮一绺子。我问,去哪里买柏树?我父亲说,还是去蒙城县。

1

我父亲七十三岁那一年没有死,小病小灾倒是有两回。说小病小灾,要是往大处发展,一样能要我父亲的命。

这一日后半夜五更天的样子,我父亲迷迷糊糊地听见两头牛在院子里不安分地叫起来,“哞——,哞——”。半夜牛怎么会叫?牛叫,显然醒着。牛醒,显然不正常。院子里搭一间牛棚,牛棚里拴两头黄牛。我父亲“扑棱”一下惊醒过来,慌乱地起床披衣。屁股坐在床框上,两手扯一件褂子往身上披。就是这时候,冷不防地,我父亲一头扑下床。床头靠墙竖两根米把长的钢筋,不偏不移地戳在右脸上。右脸戳破一个豁口子,“哗啦啦”地流血。我父亲顾不上脸破,抹拉抹拉脸上血,爬起身开门就往院子里跑。两扇大铁门严实地关着。四下不见异样的东西。我父亲松下一口气,赶紧地去牛棚查看牛。两头牛睁开圆溜溜的牛眼,站在牛棚里不睡觉。我父亲走上前去问两头牛,你俩怎么不睡觉?

我父亲知道问话是白问。两头牛只会“哞哞”地叫,不会说人话。要想查清两头牛不睡觉的原因,还得自个去琢磨。

牛棚低矮,我父亲头一缩钻进去,站在牛的方位上,站在牛的立场上,转过身往院子里看。这一看,我父亲看明白。这一看,我父亲心里一冷战。两头牛盯着地方是房屋走廊,是放置棺材的地方。一轮明月朗照在半空,一抹月光慢慢地偏移过来,刺眼地照在白亮亮的棺材上。棺材打齐,一直敞口放在那里。就是这口白亮亮的棺材,在牛的眼里变成异物,惊扰得两头牛半夜不睡觉。我父亲赶紧走进走廊,扯布盖住白亮亮的棺材。我父亲走回牛棚,跟两头牛说,这是我的寿材,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两头牛停下“哞”叫,睁着泪汪汪的牛眼,盯着我父亲,盯着我父亲血呼啦啦的一张脸。猛然一下子,我父亲试觉脸上的伤口火烧火燎一般地疼痛起来。我父亲心里生发一阵冰冷,知道死神在一步一步逼近。我父親走出牛棚,站在院子里,心里慌乱,表面镇静,他想天亮后赶快去医院处理自个的一张脸。脸上裂着肉,流着血,不去医院怎么办?

天亮日出,我父亲先喂饱两头牛,而后去找我四叔家的二儿子老虎。他想要老虎陪他一块去医院包扎脸。老虎一看我父亲,自然大吃一惊。我父亲脸肿嘴歪,面容走样,猛一看都不像我父亲了。

老虎急忙问,三大爷,你的脸怎么啦?

我父亲说,早上喂牛草,牛抵的。

老虎说,牛抵人?赶紧卖掉!

我父亲嫁祸在牛身上,是不想跟老虎多做说明。五更天起床摔一跤怎么说?不偏不移地一头撞在钢筋上怎么说?

老虎说,我俩赶紧去医院!

我父亲问,去哪家医院?

老虎说,市二院。

市二院是大医院,打针缝针放心一些。

我父亲点头说,我俩现在就去市二院。

市二院离我家有二十里路远。我父亲割牛草有一辆电动三轮车,老虎开车,我父亲坐车,半小时到市二院。半路上,我父亲想起我,要老虎给我打电话。老虎说,先听医生怎么说,要不要住院?老虎带我父亲排队、挂号、交钱、去外科门诊室。医生查验我父亲的伤口说,缝合上伤口,打一针破伤风针,不用住院。我父亲说,不住院就好,住院我的两头牛丢在家里怎么办?老虎说,不喂牛,你的脸还不会烂成这样呢。我父亲冲老虎苦笑一下子,有话憋在心里没有说出来——我的烂脸跟两头牛不相干。

老虎带我父亲临回家,打电话跟我说这件事,我急急地往家赶。家里大门紧锁,我父亲不在家。我去老虎家找我父亲,老虎说他割牛草去了。我父亲从医院回家坚持去割牛草,是想摆脱死的恐惧与威胁,是想告诫自个只有不怕死,死才能离开你。

十点半钟的样子,我父亲割牛草回头。半张脸包裹上纱布,显得更加地歪斜肿胀。我问,脸上缝几针?我父亲说,五六针。我问,疼不疼?我父亲说,打麻药针时不疼,现在疼。缝合打麻药,药劲早过去。我问,哪头牛抵的?我父亲实话说,不是牛抵的。我父亲平常接触牛十分小心。上牛草,手里拿一根半截棍,先把两头牛赶离牛槽,再上牛草。饮牛水,依旧是老样子,手里拿一根半截棍,不让两头牛挨近身。我父亲领我进屋里,说他五更天怎样急急忙忙地起床,坐在床框的什么地方,跌在床前的什么地方,钢筋怎样戳在脸上,一招一式向我演示一遍。我跟我父亲说,下回起床慢一点,起床猛,头上的血供不上,不就头晕了。我跟我父亲说,起床先喝一碗温乎水,稀释一下血管里的血,候血管里的血通畅了,再干活。

我跟我父亲说的这番话,是医学,是养生。我父亲不可能从这些角度去理解。

我父亲说,我命大!

我问,这话怎么说?

我父亲说,你想想呀,我要是一头跌死掉呢?

接下来我父亲跟我说,村里谁谁谁半夜起床一头跌地上,跌一个半身不遂,活活不成,死死不掉。又说村里谁谁谁半夜起床一头跌地上,天亮家人看见,身子骨都凉透了。

我问,你有没有想过,要是钢筋戳在你的右眼上呢?

我父亲“咯噔”一声不说话了。或许他真没想过这种事,现在想起来后怕了。在我父亲的想象中,钢筋一下戳在右眼上,流出血,去医院。医生说,你的右眼保不住。我父亲不由自主地打出一个寒战。瞎眼像一口黑黢黢的无底洞,是一口比死更可怕的无底洞。

我父亲想一想说,听你这样一说,是我命好,不是我命大。

两个月后,我父亲两眼生出白内障。四个月后,我父亲开刀摘除右眼里的白内障。钢筋戳右脸与右眼开刀摘除白内障,它们之间会有关联吗?我父亲认为有,前者是预言和警示。十年后,我父亲的右眼瞎掉了。

2

死躲开一回,还会有另一回。不过七十三岁,都不能说过了七十三岁命坎。我父亲加紧准备他的寿材。寿材打齐,就像楼房的毛坯房一样,不收拾,不装修,不能入住。怎样拾掇寿材呢?最起码要拿腻子灰抹一抹棺木的缝隙吧,最起码要刷两遍桐油吧。腻子灰渍住棺木缝隙,再前前后后刷上两遍桐油,一口白亮亮的棺材变成一口黄灿灿的棺材,才像一口棺材的样子,才能安心地睡进去埋土里。

干这两样活,我父亲不用花钱雇人,自个就会干。

早年,大家家买过一条木船做生意。木船破,要维修,一样地要腻子灰抹船木的缝隙,一样地要往船身上刷两遍桐油。真要说起来,维修一条破木船,比拾掇一口棺材,费事多了。维修一条破木船,前后大致分四步,比拾掇一口棺材多两步。第一步,手拿一块砂石,打磨掉船木表面的腐朽木质。第二步,手持一把凿子,剔除船木缝隙里的腐朽木质。第三步,手持一块腻子灰,填实船木的缝隙。怎样填实呢?一手持凿子,一手举锤子,一点一点把腻子灰“挤压”进船木的缝隙里。第四步,里里外外刷两遍桐油。前两步在河水里,后两步在河岸上。那一年正赶暑假天,我跟二弟每天泡在水里,一边凫水玩,一边手拿砂石打磨船木表面的腐朽木质。晴天水暖,雨天水凉,下雨天我跟二弟在河水里连续泡了三天,我发烧了,二弟发烧了。我父亲喊十几个村人,绳子捆上木船,杠子撬上木船,“哼哧哼哧”,把木船移上河岸。船底朝上,船舱朝下,翻扣在两垛土墙上。木船在河里显得小,上岸显得大,像一只巨人的鞋子,翻晒在河岸上。维修船,改造船,前前后后忙了整整一个月。

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土地分到一家一户第二年,我父亲刚过五十岁,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领着家人使船贩煤炭,领着家人使船捞河沙。贩煤炭沿涡河去涡阳县那一边,捞河沙在村子的码头就近卖。那是大家家的上升期,吃饱饭,穿暖衣,口袋里多少有些活便钱。中间相隔两年,我父亲卖掉木船,掏空家里的积蓄买了一辆四轮拖拉机。使船做生意,跑水路,走的是一条传统农耕路线。开拖拉机做生意,跑公路,走的是一条现代化路线。开拖拉机做生意,速度比使船快,挣钱比使船多,大家家很快排上村里的头一排。前后大概有七八年时间,大家家一直维持在鼎盛期。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大家家开始慢慢地走下坡路。走下坡路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我母亲和小妹的死,二是二弟和二弟媳妇懒不干活,三是我和妻子在城里混得差。

我母親和小妹的死,买棺材、买墓地、办丧事,花掉一大笔钱不说,更主要的是我父亲看到了生命的脆弱与无常,过日子的一股心劲松懈下来。要是那个时候,二弟和二弟媳妇能够从我父亲手上把拖拉机接过去,把做生意的门路接过去,或许大家家不会走下坡路,或者说不会这么快走下坡路。偏生地二弟不想干重活,害怕开拖拉机,厌恶做生意。要说二弟懒,跟二弟媳妇一比,还算一个勤快人。二弟媳妇不想下地干活,二弟就得下地干活。二弟媳妇不想烧锅做饭,二弟就得烧锅做饭。家里的几亩地总不能荒在那里不种吧?睁眼一天三顿饭总不能不烧不吃吧?我父亲开拖拉机做生意,支撑到六十五岁那一年,实在开不动拖拉机了,停下做生意。开不动拖拉机,不是拖拉机加大油门,跑不动路,是说我父亲装车装不动,卸车卸不动。

我父亲停下做生意,二弟和二弟媳妇在家坐吃山空又几年。村人的男人外出打工,二弟不外出打工。村里的女人外出打工,二弟媳妇不外出打工。他们一家四口子人就指望慢慢地掏空我父亲手上的那一点积蓄。他们一家四口子人的油盐花销,要我父亲出钱。两个孩子上学,要我父亲出钱。我父亲一天一天年岁大,口袋一天一天往下瘪,二弟和二弟媳妇在家实在待不下去,先是二弟去浙江金华打工,后是二弟媳妇跟随去浙江金华打工。二弟去金华打工剩不下钱,不往家里寄。二弟媳妇跟随去金华打工依旧剩不下钱,不往家里寄。我父亲带两个孩子在家里一天一天把日子往后熬。那个时候,二弟跟前的两个孩子住校上初中,星期五下午回家来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问我父亲要下一周的生活费。十有八九,我父亲口袋空掏不出来钱。我父亲口袋空掏不出来钱,不能跟两个孩子说口袋空掏不出来钱,只能说我去旁人家磨一磨。磨一磨,就是借钱。我父亲去邻居家磨一个三十五十块钱回家,才能打发两个孩子去学校,才能把下一周的日子熬下去。

再简单地说一说我那个时候的情况。我跟妻子在一家陶瓷厂工作,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企业“砸三铁”那个时候起,工资就不能正常发放,先是拖一拖,后是减一减,再是停下来。就在陶瓷厂摇摇欲坠快要倒闭的时候,我调入市文联工作。市文联是清水衙门,工资倒是能按时开,却少得只够吃饭,只够闺女上学交学费。居家过日子总不能一直租房子住吧?花钱买一套两室一厅的商品房,扒出一个债窟窿,慢慢地一年一年去填补吧。我跟老家的原则是,我没钱贴补他们,我也不问他们要。按理说,我是家里的长子,我有责任和义务支撑那个家。可我没有那个能力,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社会关系上。我像一个过河的泥菩萨,自个都顾不上自个了。

整个家“哗啦”一下跌进了谷底里。谷底里的最低谷,就是我父亲七十三岁命坎这一年。

这一天,我父亲赶集买回拾掇寿材的材料——桐油和腻子灰,还有刷子、錾子、锤子,需要的工具。有了腻子灰,我父亲一手拿錾子,一手拿锤子,一点一点把腻子灰塞进棺木的缝隙里。塞上腻子灰的棺材,严严实实,不透风,不透亮,抬下河就是一条船。要说塞腻子灰耗时磨人是细活,刷桐油就算粗活了。一天刷一遍,三天刷两遍。我父亲一口气忙上六七天,一口棺材黄灿灿的,真像一只等待下水的木船。或者说真像一只巨大的说不出名堂的油炸食品。

这天晚上,我父亲拾掇好寿材,突发奇想地想睡一睡。我父亲想,这是我的寿材,我应该活着时,试一试躺在棺材里的滋味。按照风俗习惯,活人的寿材上盖是翻过来的,下面压着一块大红布。棺材里密不透风,睡一个活人会闷死。我父亲要睡就只能睡在棺材的上盖上。我父亲想好计策,就等天黑下来。白天睡在棺材的上盖上,万一被村人看见怎么说?村人不说这个老头活够了找死吗?

天色渐渐地黯淡,月色渐渐地明朗。上一回,月光在下半夜照在棺材上。这一回,月光在上半夜照在棺材上。我父亲想起上一回的牛叫声。牛叫的原因,是牛看见月光里的棺材。我父亲想,这一回我得先跟两头牛把话说清楚。我父亲去牛棚,跟两头牛说,我为什么现在不把寿材盖上油布呢?那是过一会我要在上盖上睡一觉。那是我的寿材我都不害怕,你们兩头牛干吗要惊慌乱叫呢?我想问一问你们两头牛,是不是担心我死了没有人喂你们牛草了,没有人饮你们牛水了。真要这样子的话,你们就是两头通人性的牛。说一句心里话,你们在我家算是享福的,我自个不吃不喝都要割牛草喂你们,都要端饮牛水饮你们。要是哪一天我睡着醒不来,谁会像我一样伺候你们呀?我父亲说着说着流出了眼泪,不是为了牛,是为了自个,是为了自个越来越短的生命。

我父亲躺在棺材的上盖上,躺在一片月光里。两头牛站在牛棚里,牛眼大睁地盯着我父亲,盯着我父亲睡觉的棺材。这一回两头牛没有哞叫,像是听懂了我父亲说的话。

3

这一天,我妻子回家看我父亲。看一看我父亲脸上拆线的情况。缝得怎么样?长得怎么样?我妻子回家跟我回家不一样。我回家不能代表我妻子,我妻子回家却能代表我。这在别人家不好理解,在大家家不能理解也得理解。

我妻子回去一趟要带两样吃的。一样是红烧肉,一样是牛奶。牛奶是本地产的鲜奶,塑料袋包装,二十四袋一箱。提一箱回家,我父亲一天喝一袋,够喝好多天。我妻子跟我父亲说,年老需要补钙,需要喝牛奶。我父亲最初不相信,不喜欢喝牛奶,不知道喝与不喝的区别在哪里。一箱牛奶提回家,我父亲不能扔在那里不喝吧。喝着喝着,我父亲喝习惯了。喝着喝着,我父亲知道喝牛奶的好处了。我父亲跟我说,喝牛奶两条腿有劲,不喝牛奶两条腿没劲。我父亲在家走路,能试着腿上有力气。我父亲外出割草,能试着腿上有力气。我妻子提一箱牛奶回家,我父亲喝完了,自个去商店里接着买。我父亲从一个不喜欢喝奶的人,渐渐地变成一个离不开牛奶的人。

我妻子带回去的红烧肉,是用五花肉烧出来的。要小火慢慢地炖上两个半小时。肥肉炖化了,瘦肉炖软了。红烧肉不炖到一定程度,我妻子提回家,我父亲不敢往嘴里塞。原因是他嘴里剩下来的几颗牙,没有一颗顶用的。吃东西,嚼不烂是一回事,更要命的是牙齿一碰硬东西,会钻心地疼痛。我妻子烧红烧肉,要提前一天做准备。早上上街买五花肉,晚上吃罢饭慢慢地炖锅里,一边看电视,一边看着炖。睡觉前关火盛出来,隔天早上同一箱鲜牛奶,一块提回家。

我妻子生在城市里,长在城市里,嫁入农村婆家,好长时间不适应。我妻子嫁给我,就是大家家的大儿子媳妇;是大家家的大儿子媳妇,就要承担一个做大儿子媳妇的责任和义务。家里遇见大事小事,我父母喜欢跑上我家门跟我妻子说一说,想让他们家的大儿子媳妇知道,想听一听他们家的大儿子媳妇的意见。家里买一辆拖拉机,我父亲跑过来说一说。我妻子警觉地问我,是不是家里想让大家出钱,要不他们买拖拉机跟大家说干什么呀?在妻子的心里,他们是他们,大家是大家,是有分别的。可在我父母的心里,他们是大家,大家是他们,是没有分别的。我父亲问我母亲说,我怎么觉得我家大儿子媳妇离皮离肉的?我母亲回答我父亲说,过些年她老靠老靠就好了。我父亲说,那你要多敲打敲打她。我母亲说,是要多敲打敲打她。

在一个家庭里,女人的作用至关重要。不说别人家,单说大家家。从表面上看,大家家的大事小事都是我父亲当家。可仔细地想一想,大家家的所有关键处,都是我母亲当家。比如说,大姐的婚事,二弟的婚事。那一年,我小学毕业上初中,赶上淮河发大水,淹没了大河湾。9月份开学,我要去毕家岗上初中,三块钱学费家里拿不出来,耽搁一个月没去报名上课。其他同学不上初中,在家玩都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我想上初中,整天蔫头耷脑的像生病。我母亲问,你真想念书?我点一点头。我母亲说,那我明天去你姥姥家拿钱。隔一天,我母亲去姥姥家一趟拿回五块钱。再隔一天,我背书包去毕家岗报到上初中。四十余年过去,我依旧记得我个头小,分配在教室最后一排,上课看见老师的脑袋晃来晃去的,老师讲课的内容一句也听不懂。

只可惜我母亲死得太早,没来得及“敲打”好她家的大儿子媳妇,也没来得及“敲打” 好她家的二儿子媳妇。我母亲一死,大家家的“女人位置”没人去顶替。一个家的“女人位置”空缺下来,自然而然地就乱了,自然而然地走向下坡路。家里遇见什么大事小事,我父亲依旧跑我家跟我妻子说一说。我母亲活着时,我父亲来我家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话,我母亲会交代他。我母亲不在了,我父亲来我家说话就失去准线,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一样说。结果家务事越说越乱,家庭矛盾越说越多。俗话说,会说话的两头瞒,不会说话的两头传。我父亲就属于不会说话的那一种人。

这一回,我父亲又犯了不会说话的老毛病。原本我妻子提一锅红烧肉、提一箱鲜牛奶去看他是一件好事。我父亲脸上拆线、伤疤愈合、一场小灾小难过去也是一件好事。我父亲突然地一转弯子说,那天五更天不是他自个跌下来的。我妻子警觉地问,不是你从床上跌下来,还能是别人从床上跌下来?

我父亲说,有人从背后推搡了我一把。

我妻子问,是谁?

我父亲说,你说还能有谁?

我父亲睡觉的一张床铺在西屋里。我父亲跟我妻子说话就坐在床面前。我父亲说话一脸神秘的样子,我妻子却吓得脸色煞白。房屋里都闹鬼了,我妻子怎么能在房屋里坐得住?家里都闹鬼了,我妻子怎么能留在家里吃一顿饭?我妻子赶紧地回头,一肚子气地跟我说,你说这个老头子什么话不好说,单说家里闹鬼这种事?他怎么不去想一想,一个家都闹鬼了,还能有一个什么好?

不必追究我父亲说话的真伪,只能说我父亲在七十三岁那一年,面对日益迫近的死亡,心理上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形罢了。

1

这天一大早,我父亲专门来我家一趟。一般情况下,我父亲不会来我家,一来在家喂两头牛抽不出空,二来坐车转车上我家一趟不容易。要是我父亲丢下两头牛、克服路途困难来我家一趟,肯定要说一件什么重大事,肯定打电话说这件事说不清。我和我妻子都在家。我妻子招呼我父亲说,来我家这么早,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快说来大家听一听。我父亲说,我先喝一口水,润一润嗓子眼,喘一喘气。

这一趟,我父亲专门说墓地的事。

我父亲说,我在家看上一块地。

我妻子问,离老奶奶远不远?

我父亲说,隔上三块地。

我妻子說,离老奶奶不远就好。

我父亲说,那块地差不多有半亩多。

我妻子说,不管地多大,你快一点买下来吧。

我父亲说过,他买墓地不要我跟二弟出钱。价钱是多是少,我妻子不去问,我也不去问。

我父亲说,我想来跟你们商议商议,看要买几棺地。

我妻子听不明白话,问我父亲说,什么要买几棺地。

我父亲说,你跟大毛将来不回去?

大毛是我小名。我妻子一下听明白了。

我妻子说,大家才多大岁数呀,就考虑这种事。

我父亲说,早考虑好,村子周边的地越来越贵。

我妻子说,你考虑你的事,大家的事大家将来自个考虑。

我父亲说,你跟大毛在家商议商议,过两天回去给我回话。

我父亲两眼看着我,指望我说一句话,我却一句话不能说。我妻子忌讳说这种事,当她面我说什么话都不适合。人生就这样,不到一定年岁,有些话就是不能说。比如说,那个人人都要有的死。再比如说,那个人人都需要的最终安顿地。我父亲到了不忌讳说这种事的年岁,我跟我妻子还没有到。我不说话,我妻子说。

我妻子说,就算大家到了那一天,都不会回去。

我妻子“咔嚓”一下掐断我父亲的想法。

我父亲迟迟疑疑地说,算我白跑一趟没说这件事。

不能说我父亲瞎操心,更不能说我父亲操心得没道理。说来说去,根本原因是我家只有一个闺女。一个闺女长大,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我跟我妻子将来的归属,我父亲就操心。我跟我妻子将来的归属,要是指靠不上闺女,就只能指望二弟家的儿子。二弟家的儿子,我跟我妻子将来的归属,能指靠上吗?我父亲一厢情愿地要大家先买好归属地,将来的将来跟他在一起,二弟家的儿子就没有不过问大家的道理了。你不能说,我父亲想的是旧道理,说的是旧道理。我能举出一大堆闺女儿子都一样的实例,我父亲能举出一大堆闺女儿子不一样的实例。我父亲说,山王集谁谁谁跟前有两个闺女,死后两个闺女推来推去不知道把老子在哪里安葬,是两个侄子去把骨灰盒抱回头安葬的。两个侄子对他好,是因为他活着时,对两个侄子好。

山王集离我家不远。我父亲说的山王集谁谁谁,我父亲认识,我不认识。这个人在外地城市工作,死后回老家安葬。

我父亲说,从前在村里教书的纪淑宝你该认识吧?她老子跟前就她这么一个闺女,死后想回老家安葬,纪淑宝风里雨里往老家跑了好几趟,就是找不着一棺地。为一个什么道理呢?还不是她老子活着时,对家里侄男侄女不好,死后没人愿意伸头,纪淑宝一个闺女家,去哪里找得到一棺地?

纪淑宝是我的小学老师,在城里长大,嫁给大河湾村的陈玉霞做老婆。陈玉霞和纪淑宝是高中同学,陈玉霞算回乡知青,纪淑宝算下放知青。我上小学的时候,他俩都在村小学当民办教师。后来,他俩先后考上公办教师,双双调回城里的一所学校。

我问,纪淑宝父亲最后埋在哪里?

我父亲说,小东庄。

我问,陈玉霞回家来找的地?

我父亲说,不是陈玉霞回家来找地,我也不知道这件事。

我说,一把骨灰葬哪里不一样。

我父亲说,人死后总要有一个安稳的落脚地。

我问,公墓里不一样?

我父亲说,那地方乱糟糟的算什么?

我父亲没见过公墓,听村里老人说那地方拥挤嘈杂,像乱坟岗子一样。我父亲跟我说起公墓的事,时常感慨说,不管你当多大的官,不管你发多大的财,死后要是没有一棺敞敞亮亮的地,不是枉活一生一世了?

我说,纪淑宝找不着地,陈玉霞找着地,不是一样吗?

我父亲说,怎么会一样?纪淑宝的老子想回家没回成。

我父亲向我列举上述实例,是操心我和我妻子将来的归属,更是操心他的孙子、二弟家小亮的前程。那个时候,煤矿效益好,村里有人在那里上班,一个月开好几千工资。我父亲眼红,跟我说,看能不能把小亮安插在那里上班。我父亲说小亮的事,我不能不当成一回事。我找熟人问情况,人家说不是大学毕业,去煤矿只有下井扒煤一条路。小亮去下井扒煤,我父亲不会同意,二弟跟二弟媳妇一样不会同意。我回话说,你现在还是多操心小亮学习的事吧,连一所大学都考不上,你说去煤矿不下井扒煤,还能干什么?我父亲不死心,说你再找人样一样。样一样,就是试一试。我父亲说话的指向,我明白。煤矿肯定有不下井扒煤的岗位,坐这些岗位上的人不一定都是大学生。我跟我父亲说实话,我找不着这么强硬的社会关系,我没有能力把小亮安插在不是下井扒煤的岗位上。

我父亲跟大家说事,常常会不欢而散。这一回,我父亲坐在我家客厅沙发上,前后不足半个小时,就气哼哼地回头了。我父亲生气,我妻子更生气。我妻子问我,你说这个老子,一大早跑大家家说墓地的事,你说他是不是真的老糊涂了,是不是真的大限快到了?

2

我父亲不糊涂。我明白我父亲的真实用意。我父亲的真实用意是想买一块家坟地。将来是我父亲的归属地,是我和我妻子的归属地,也是二弟和二弟媳妇的归属地。将来的将来,不管时代怎样变化,不管人情怎样淡漠,一家人在一起相互间总会有一个照应,后代人想来看一看,棚一棚坟,烧一烧纸,总会有诸多的便利处。这件事,我跟我妻子不去考虑,二弟和二弟媳妇不去考虑,我父亲觉得有责任和义务去考虑。

早年间,大家家有一块家坟地。大家家的家坟地在岗上。爹爹(爷爷)奶奶埋那里,大爹爹(爷爷)大奶奶埋那里,三爹爹(爷爷)三奶奶埋那里,七七八八埋了不少坟在那里。早年间,大家家祖辈种地,有岗地,有湾地。岗地高,淮河发大水一般淹不着。湾地洼,在一片大河湾里,四周是水,十年十淹。祖辈人活着时,家住岗地上。这里有淮河一溜十八岗,曹姓人家的聚集地叫曹家岗,段姓人家的聚集地叫段家岗,赵姓人家的聚集地叫赵家岗。民谣曰:“天黑点灯,照(赵)家岗;无儿无女,断(段)家岗;晒不干的潮(曹)家岗。”祖辈人活着时,种岗地怕旱,种湾地怕涝。天旱,岗地收成浅;天涝,湾地一粒收不着。一般年成里,种湾地,一年收一季麦子。收罢麦子,种上秋庄稼,天上雨水稍微下一下,淮河水就会发起来,一浪一浪往前推,就把庄稼吞没了。早年间,大河湾没垒堤壩,淮河水涨起来就往庄稼地里溜达,一年进进出出好几趟,像是清闲无事走亲戚。大河湾南边的一条汊河叫大河,北边的一条汊河叫小河。小河上有一座石桥,祖辈人下湾地做庄稼,来来往往就从这座石桥上经过。不愿来来往往地跑路,就在自家地头搭一间草庵子,缩在里边遮风挡雨,方便做庄稼。曹家人搭草庵子的地方,叫曹家庵台子。曹家人的地头走出来一条南北窄路,叫曹小路。曹家人的地头走出来一条南北宽路,叫曹大路。小河上的一座石桥是公有的。清代此地属顺河坊,此桥就叫顺河桥。

到我父亲这一辈子人,一共兄弟四人。时代变更,岗上,湾里,分属两个行政区域。大爷家,二大爷家,留在岗上。我家,四叔家,落在湾里。此时,大河湾垒上堤坝,打上庄台,盖上房屋,形成一个行政村。人民公社年代,南坝北坝住上十个生产队人家。此时,岗上的家坟地不再属于大家家。家坟平整出土地,南一半盖上房屋,住上人家;北一半撒上种子,长出庄稼。小时候,我父亲带我上岗上坟,就在这里的一条路边上,象征性地烧一烧纸,磕一磕头。我父亲一边伸手比画一边跟我说,爹爹(爷爷)奶奶的两座坟在哪里,大爹爹(爷爷)大奶奶的两座坟在哪里,三爹爹(爷爷)三奶奶的两座坟在哪里。每一座坟的方位,或前或后,或左或右,都一清二楚地刻在我父亲的头脑里。我父亲最后指点一片麦地说,这里同一天埋下大家家的七条壮汉。我问,怎么一回事?我父亲说,跟人家打架死掉的。

是家族与家族之间结仇,动枪动刀地在野外拼杀。是夜,曹家男人在野地里睡觉,遭对方偷袭,一次死七条壮汉。死七条壮汉,留七个寡妇,毁七户或更多户家庭。我父亲说,自从大家家打那一架,大家家的人丁就衰败不旺兴了。单说我父亲这一辈,大爷家一个男孩两个女孩;二大爷家一个女孩,从门下过继一个男孩;四叔家三个男孩一个女孩;大家家两个男孩两个女孩。再往下一辈,大爷家两个孙子,四叔家三个孙子,我父亲就小亮一个孙子。一个家族像一棵枯萎的大树,树枝树叶慢慢地稀落下来。

大家家的男人性格大致分两类。一类脾气暴躁,俗称炮仗性子,一点就着,不服输,不服软,敢与强硬的人拼一个鱼死网破。我大爷和我父亲就属于这么一类人,一辈子暗里吃不少亏,明里谁都不能站在他的上风头。一类是蔫性子,表面上温善,骨子里倔强,像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我四叔和二弟就属于这么一类人,见人笑眯眯的,处世为人却很难与人沟通和交往。我是两类性格兼而有之,有温善的一面,有暴躁的一面。我在城市里混迹几十年,时时刻刻告诫自己要做一只夹着尾巴的羊。

小时候,我父亲带我上岗上坟,少不了要去看一看二大娘,少不了要去大爷家吃一顿晌午饭。二大爷死得早,我没见过。二大娘在堤坝上搭一间草庵子养一群羊。堤坝上下长满巴根草。巴根草味道甜,羊喜欢吃。二大娘的一群羊,自个去吃草,吃饱自个再回来。二大娘个头高,说话嗓门大,两只脚外八字,走路一拍地一拍地。二大娘见着我,总要亲热地抱一抱我。二大娘蹲下身,两胳膊箍住我屁股,一抱就抱起来了。二大娘的胸口热乎乎的,有一股好闻的羊膻味。

大爷家紧挨集。我父亲领我先上集,豆芽豆腐买两样菜,再去大爷家。大爷家日子紧巴,不如大家家。我父亲要是不买菜,晌午只能吃咸腊菜。大妈是童养媳,进曹家门早。我父亲喊大妈姐姐,不喊大嫂子。大妈心慈面善,见到我,不抱我,扒东扒西地找零食。零食少,有我的,没有堂哥堂妹的。我吃零食,堂哥堂妹一边吸溜口水一边轱辘眼睛站在一旁看。我大爷跟我父亲长得像,脾气像,区别在于我父亲好说话,我大爷是一只闷葫芦。我大爷的一只右胳膊残疾,端在胸前,像是有一根无形的绳子吊在脖子上。日本鬼子入侵那一年隆冬,我大爷白天使木船在淮河里打鱼,晚上按照日本鬼子的要求,把木船停靠在老牛坟下面。老牛坟是淮河边上的一处高岗地,其上盖炮楼,架机枪,昼夜监视淮河里的动静。半夜里,风浪大起来,木船挣脱铁锚,顺风逐浪漂动开来。日本鬼子喊话,我大爷睡在船舱里听不见。日本鬼子开枪,枪子穿透船帮,打断我大爷的右胳膊。那些年,一只断胳膊成了我大爷的光荣与象征,他经常去四周村庄参加诉苦大会,控诉日本鬼子的滔天罪行。我大爷是一只闷葫芦,自个说不好话,别人替他说话。我大爷说,那些年我去哪个庄子都是要有这么两样子待遇,一样子是一包纸烟,留我一个人在大会上慢慢地抽,一样子是散大会后管我一顿酒,应当地少不下一碗肉……吃罢晌午饭,我父亲领我回家。走半天,玩半天,肚子一饱就犯困。一路上我父亲背我走,一颠一簸的,一摇一晃的,什么时候到家的,我都不知道。一觉醒,天黑透,我躺在自家的被窝里。

一晃悠几十年过去,至今回忆那些消散远去的血脉亲情,依旧是那么清晰可见,依旧是那么温暖动人。

3

我要回一趟家。我要专门跟我父亲说一说家坟地的事。不是要成全他的想法,是要破除他的想法。我父亲的想法现实吗?可能吗?不要说花钱买人家的土地,就算是自家的土地,谁能保证几十年时代不变更,谁能保证几十年土地不易主。早年大家家岗上的那块家坟地,就是最好的例证。我父亲这一辈子人,一个接一个先后死去,一个接一个分散埋葬。二大爷埋在一处水塘边,二大娘埋在水塘边的不远处。水塘边是一片土岗地,光秃秃的,凄凉凉的。大妈埋在自家的菜地里,大爷埋在自家的菜地里。菜地在村庄西南角,偏僻,荒凉,好像天生的一处老坟地。四婶葬小东庄,四叔葬小东庄,他俩葬一起。我父亲不管哪一天死,跟我母亲合葬不可能,孤孤零零地单葬成定局。俗话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儿孙的事就让儿孙去操心吧。我会跟我父亲说,你只要操心你自个的事,你只要操心你自个的一棺地。

这一趟回老家,我不急着进家门。我要村子四周看一看。不看庄稼地里干活的村人,不看庄稼地里庄稼的长势,要看庄稼地里长出来的坟墓。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大河湾垒上庄台、盖上房屋、住上人家、形成村庄,那个时候大河湾村是一个年轻的村庄,村里的老人少,村里的死人少。人死,葬在岗上的多,留在湾里的少。在我的记忆里,村庄前前后后,稀稀落落地不见几座坟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大河湾村整体搬迁至此,村庄里的老人一年比一年死得多,四周地里的坟墓就一年比一年葬得多。举目四望,这里一座坟墓,那里一座坟墓,凌凌乱乱的,到处是坟墓。有近的,与房屋隔上一条路。有远的,葬在五台泵。五台泵在村东四里远。也就是说,村庄方圆四里地之内,睡满了大河湾村的死人。要是死人在那边依旧形成一个村庄的话,可以设想一下,不要一百年时间,那个村庄的规模要比真实的大河湾村庞大許多,那个村庄里的人数要比真实的大河湾村庞大许多。这是一个嘈杂喧嚣的村庄,又是一个寂静无声的村庄。

想到此处,我心里一凛。这是大河湾村的另一种现实。一种别人不愿深思细想的现实。猛然地,我决定回家不再跟我父亲说家坟地的事。人活着,面对的是现实,不是虚无。过日子,过的是今生,不是来世。不管我父亲怎样去理解这些事,我不能跟着我父亲的思路走,我不能被我父亲的想法绕进去。我要找一找现实中的话题,我要跟我父亲说一说现实中的人和事。

回到家,见到我父亲。我没想到要说的话题,我父亲倒是一句递一句说起来。我父亲说,今天我要跟你说一说盖楼房。大家家盖楼房不是新话题。这些年,我父亲做梦都想扒倒现有的四间瓦房,把楼房昂首挺胸地盖起来。只有楼房昂首挺胸地盖起来,我父亲才能昂首挺胸地走出门。左邻右舍家家盖楼房,大家家的四间瓦房沉在洼地里,我父亲走出门看见别人家的楼房,压得连头都抬不起来,堵得连气都喘不顺当。每一年,我父亲在我面前都要把盖楼房的事唠叨好多遍。依照大家家的现有经济状况,盖楼房有可能吗?我父亲不这样看问题,他兴冲冲地跟我说,现在盖楼房花不了好多现钱。

我父亲拨拉手指头,跟我算上一笔账,说盖楼房的砖头可以赊账,说盖楼房的水泥可以赊账,说盖楼房的沙子可以赊账,说盖楼房的钢筋掉价便宜不少,说盖楼房的手工费付一部分,赊一部分,算来算去,盖楼房真不要拿好多现钱。

那个时候,是大家家的经济低谷,也是国内的经济低谷。砖厂的砖头卖不掉,水泥厂的水泥卖不掉。沙子堆在码头上,淮河水一涨就冲进淮河里。钢筋降价,瓦工歇业。村里有人家赊账盖楼房,我父亲心跳手痒跃跃欲试。我不赞同赊账盖楼房。我这样说话,有公心,也有私心。赊账盖楼房,说不要好多现钱,总要十万八万块钱吧。十万八万块钱,我父亲口袋里有吗?我父亲口袋里没有,指望二弟能拿出来多少钱?剩下的肯定要我拿。我父亲说过要盖两层楼房,我跟二弟一家一层。十万八万块钱,我跟二弟各拿一半,得要四五万块钱。不是说我拿不出来钱,是说我愿意拿,我妻子愿意拿吗?往深远里稍微想一想,我父亲赊账盖楼房,不只是拿几万块现钱这么一件事。赊账怎么还?我父亲还多少?我跟二弟各要还多少?万一我父亲半路上倒下头,盖半拉的楼房怎么办?一堆欠账我跟二弟怎么还?到时候,我跟二弟不吵架,难保我妻子跟二弟媳妇不吵架。

我说,挨一挨盖楼房吧?

我父亲问,挨到什么时候呢?

我说,挨到你手里有盖楼房的钱。

我父亲说,我不把家里的楼房盖起来,死都闭不上眼。

这一回,我父亲不直接说盖楼房,问我赶明退休回不回家住?我说,我回不回家住,跟盖楼房有什么关系呢?我父亲说,你回家住,是一样打算,你不回家住,是一样打算。我说,那你说出来我听一听。我父亲说,要是你退休回家住,盖楼房就你跟二毛两家盖,盖楼房的钱就你跟二毛两家出;要是你退休不回家住,盖楼房就二毛一家盖,盖楼房的钱就二毛一家出。

我听明白话,我父亲这是逼着我拿钱盖楼房。要是我拿钱,就拥有楼房的居住权;要是我不拿钱,就放弃楼房的居住权。我心里难受,不是拥有或放弃楼房居住权的事,我是家里的长子,不管楼房哪一天盖,不管楼房怎么盖,有我的楼房都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我父亲却要变成一件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我父亲的用心良苦,可谓不择手段了。

离开我父亲,我已经想好。我回家不能跟我妻子说这件事。我要压一压、等一等、想一想。我现在不能把矛盾激化,只能冷处理。

大河湾村离毕家岗公交站,大约五里路,我一步一步远离,心里一步一步揪痛。像是我父亲无形地在我的心上划拉出一道口子,流出血,撒上盐。就算家里有我的楼房,我能回得去吗?就算家里有我的墓地,我能回得去吗?或许从大家这一代人开始,故乡就是一个虚无的存在了。想一想,不是这样吗?谁能回得去。活着,肉体回不去。死了,灵魂回不去。

1

第二次小灾小难,在我父亲七十三岁这一年夏天里。一连好多天,我父亲的眼前都是雾气弥漫的,割草看不清,喂牛看不清,不停地擦,不停地搌,弥漫的雾气就是消散不去。我父亲觉得自个像是站在一场大雨过后的水塘边,早上或晚上,雾气浓厚一些,太阳一出一照,雾气消薄一些。我父亲明白眼睛里生了翳子,村里有不少老人都这样,生了翳子的眼睛模模糊糊地看不清东西。我父亲知道生了翳子的眼睛怎么治,村里有老人去医院找医生开一刀,割除翳子就好了。

这一天,我父亲去了一趟镇卫生院。医生说,你这是眼睛里长白内障。我父亲说,大家村人叫长翳子。医生说,我给你开两瓶眼药水回家滴一滴。我父亲说,我要找医生开刀,割掉翳子。医生说,你现在的白内障不够厚,要长一长才能割。我父亲听懂话,跟医生说,那我回家候一候,候翳子熟一熟再来找医生割。

我父亲手里拿上两瓶眼药水,欢欢喜喜地回来家。欢喜的原因,眼睛里生的确实是翳子,翳子不可怕,长一长,熟一熟,就能找医生割了它。依照我父亲的理解,翳子就像菜园地里的韭菜,不长到一定的时候,伸刀子割不着。割韭菜,总不能连韭菜根一块割掉吧。韭菜根是什么?是眼珠子。眼珠子哪能随便割。割坏眼珠子,就算剔除翳子,照样看不见东西。依照我父亲的理解,凡事都要有一个尺度,眼睛里长翳子,长太实,长太厚,就像是天空中覆盖上一层厚云彩,昏天暗地照样看不见东西。韭菜长一拃高,不老不嫩,正当时。我父亲不知道,眼睛里的翳子要长多厚正当时。我父亲想,我听医生的话,医生说什么时候割翳子,就什么时候割翳子。我父亲回家耐心地等候翳子一点一点长厚、一点一点长熟。等候翳子长到韭菜一拃高的那时候。

我父亲对失明的恐惧,来自村里的一个老头子。这个老头子姓王,名叫王明亮,他比我父亲大两岁,这一年刚好七十五岁。五年前,王明亮一双眼生翳子,去医院开刀摘除,还原一双清亮的好眼。一年半前,一双清亮的好眼又长出翳子,越来越模糊。王明亮去医院,准备再一次开刀摘除翳子,医生告诉他,再长出来的翳子,就没办法开刀了。怎么会没办法开刀呢?医生说出一大堆道理,王明亮一句也听不懂。王明亮回来家,两只眼慢慢地长满翳子,慢慢地黑暗下去。王明亮家里的活着,端吃端喝,倒屎倒尿,都是他家里的伺候。王明亮吃饱饭没事干,就坐在村路边上,扛脸冲着虚无的黑暗,看不见路人,认不出路人,只能听一听路人走路的声响。

我家不跟王明亮家住一块。时常,我父亲忙我父亲的,王明亮在路边上坐王明亮的。我父亲想不出跟王明亮有什么关联。现在我父亲的两只眼生翳子,跟五年前王明亮的两只眼一个样。一下子,我父亲就把自个跟王明亮关联起来。我父亲在路边上看见王明亮一回,心里就“咯噔咯噔”地疼痛一回。王明亮的两只眼能瞎,我父亲的两只眼就能瞎。王明亮瞎两只眼,有他家里的伺候。我父亲瞎两只眼,谁去伺候?我父亲知道,王明亮的两只眼开刀三年半瞎了,谁能保证他的两只眼开刀三年半不瞎?三年半时间,是长是短,谁都不敢保证。要是两年瞎了呢?要是一年瞎了呢?要是当时瞎了呢?我父亲越想越恐惧,不用王明亮告诉他眼瞎是怎样的,他闭上两只眼就知道黑漆漆的日子不好过。

这一天,我父亲朝王明亮走过去。我父亲不会去说自个眼里长翳子的事,更不会去说害怕割翳子眼瞎的事。我父亲像一个闲散无事可做的人,松松垮垮地走向王明亮。王明亮坐在一只马扎子上,转动两只耳朵,迎来送往每一个路人。有人走过来,至跟前迟迟疑疑地停下来,王明亮赶紧地问,哪一个?

我父亲说,是我,曹振林。

王明亮问,你怎么会有空闲来这里?

我父亲说,割牛草刚回家。

王明亮說,你胡扯,我闻见你身上一股子牛粪味道,你说你在牛棚里车牛粪还差不多。

王明亮没猜错。我父亲确实在家车牛粪,没去割牛草。

我父亲说,难倒你长出了狗鼻子?

王明亮说,我眼瞎,耳朵和鼻子就灵光。

我父亲问,你听我走路有什么不对劲?

王明亮说,你走路脚步沉,有心事。

我父亲不承认说,我在家天天割牛草喂牛有什么心事呀?

王明亮说,你有!你不想说!

人民公社年代,大家家属五队,王明亮家属六队,我父亲当五队队长,王明亮当六队队长,他俩为了各自生产队的利益,合作过,争执过,打过架,骂过娘,相互间了解和熟悉。

王明亮说,你往常不来我这里看我,今个天来这里看我,是不是你的眼睛出了什么毛病?

我父亲不能不说了。他说了自个的担心和害怕。我父亲说,我不怕花钱找医生开刀割翳子,我害怕割过翳子像你一样慢慢地眼瞎。

王明亮说,那要看你的命,别人割翳子不眼瞎,偏偏我割翳子眼瞎,不是命是什么?我劝你不要去医院开刀,由着翳子慢慢地长去吧。

我父亲问,由着翳子慢慢地长,迟早不是还眼瞎?

王明亮说,最起码省下一笔开刀钱吧?你想不出真正眼瞎是一个什么样子,就像沿着一根黑咕隆咚的烟囱一直往上爬,明明知道上面有天、有日、有月,你就是看不见一星星光亮。

2

我父亲去见王明亮一趟,担心和害怕不但没能消散,反倒更加地忧虑和恐惧。我父亲一整夜噩梦连连,梦见自个在一处空房子里不断地奔跑。房屋四周没有门,没有窗,没有一丝亮,只有一团黑。这注定是一次徒劳无益的奔跑,这注定是一次找不见光亮的奔跑,这注定是一次找不着出处的奔跑。我父亲奔跑得满头大汗,胸闷气短,最后两腿一软瘫倒在地上。像王明亮说的一样,眼睛看不见,耳朵和鼻子就灵光。我父亲躺在黑天黑地里,鼻子闻见一股烧黄表纸的味道,耳朵听见“嘤嘤嘤”的哭声。我父亲想一想,自个问自个说,难道我死了,这是躺在棺材里?从前我父亲做过死亡的梦,他躺在棺材里,世间是平静的,身子像一根羽毛一样轻,风一吹,棺材托着他一直往上飘,飘向一个繁花锦簇的地方,飘向一个祥云缭绕的世界。我父亲想一想,自个跟自个说,我这不是死,是眼瞎。

我父亲激灵一下醒过来。醒过来的我父亲从噩梦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眼瞎比死亡更可怕。俗话说,一死百了。瞎不如死。人一死,走进一个无牵无挂的世界。人一瞎,面对的是一个黑暗无边、麻烦无穷的世界。

这一天,我父亲去了一趟赖山集。那里有牛行,我父亲认识一个姓刘的牛行令。牛行令,就是牛行经纪人。每一年,我父亲春天买牛犊找他,冬天卖大牛找他。他知道哪家的牛犊好,指点我父亲一去就拉着。他知道一头大牛值好多钱,打眼看一看牛的膘肉,伸手拃一拃牛的尺寸,交付钱就牵走。我父亲不早不晚去找牛行令,是要趁眼睛看得见,为他的眼瞎做准备,为他长长的黑暗日子做准备。

牛行令问,老曹你今个天过来找我,是买牛是卖牛?

我父亲说,不买牛不卖牛。

牛行令说,不买牛,我不向你要钱;不卖牛,我不给你钱。

我父亲说,我来看一看牛行情。

牛行令说,不挨到年根,哪里有牛行情?

平时买牛卖牛的少,看不出牛行情。年根买牛卖牛的多,牛行情才出来。

我父亲走近牛行令,一只一只扒开自个的两只眼,对牛行令说,老刘你看我的两只眼都长出翳子,过一过要开刀,我一住院,谁在家喂两头牛。

牛行令说,说来说去,还是想找我卖牛。

我父亲说,过一过,催一催牛膘,卖给你。

牛行令说,不到年根,就怕给不上价钱。

我父亲说,我的两眼瞎不瞎都顾不上了,哪里还顾得上牛价钱?

这个姓刘的牛行令,我见过一面。见面的地点,在我家大门外面。那一年春天,我父亲从他手上买两头牛犊拉回家,钱不凑手,付一半欠一半。说好了,过月把给钱,牛行令上门要账。牛行令来我家不进我家门,我父亲拿钱出门点给他,一副偷偷摸摸的样子,像是有意躲闪我。我悄悄地问我父亲,是怎么一回事。我父亲说,不是躲闪你,是躲闪牛。我更加好奇地问,一个牛行令躲闪牛干什么?我父亲说,牛怕牛行令,不是牛行令怕牛。牛行令站在大门外面,两头牛拴在牛棚里面,相互看不见,两头牛却能闻见牛行令身上的一股凶杀气味,挣着牛缰绳在牛棚里转来转去,显出一副狂躁不安的样子。事后我父亲说,要是牛行令伸手摸一下牛,牛会吓得浑身发抖,三天不吃不喝。

紧接着,我父亲又去一趟镇卫生院。这一趟,我父亲不是看眼睛,是专门问眼睛。看眼睛,是找医生看一看眼睛里长翳子什么时候开刀。问眼睛,是找医生问一问眼睛开刀会不会瞎、会相隔多长时间瞎。这是两个普通的问题,却一下难住医生。医生说,这个话我不好说,凡是手术都要担风险,我只能说手术失败会瞎,手术不失败不代表你的眼睛永远不会瞎。我父亲听不懂医生的说明,也不想听医生的狗屁说明。我父亲问医生,要是我的眼瞎,谁来端吃端喝地伺候我?医生哭笑不得地回答说,你的家人伺候你,总不能我去伺候你。

眼瞎,谁来伺候?这是我父亲最焦虑的一件事。我父亲最焦虑的一件事,我知道后并不能消除他的焦虑。我只能说几句安慰话。我说,不是说开刀就那么容易眼瞎的,要是开刀都眼瞎,谁眼睛长翳子还去开刀呀?我说出来的安慰话比医生还显得虚软无力。

我改说硬朗话。我说就算你开刀眼瞎,我和二弟轮流伺候你。你想跟二弟一家过,就去浙江金华那一边。你想跟大家一家过,就去我家。

我父亲说,就算你跟二毛愿意伺候我,我也不会去城里。

我说,你不去城里,我跟二毛哪里有空闲回家伺候你?

我父亲说,我留在家里自个伺候自个。

我父亲不愿进城,是怕死在城里。死在城里,就得进火葬场,要回家只能剩下一把骨灰。我父亲怕火葬,他要全尸睡进棺材里,他要安安稳稳地葬下土。

大河湾村跟其他村庄一样,前些年推行过火葬。有的村庄推行开,村人死火葬养成习惯。大河湾村没能推行开,依旧装棺材土葬。大河湾村推行不开,是大河湾村庄小、显得偏,推行与不推行,不影响大局。从我父亲的个人现状出发,我赞同他死后土葬。我父亲打好寿材,买好墓地,死后拉城里火葬,再回家装棺材埋土里,不是折腾浪费吗?再说,死亡对我父亲来说,原本就是一件恐惧的事,恐惧之中再加上一份对火葬的恐惧,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我敬重我父亲的土葬选择。我理解我父亲就算眼瞎,也决不进城的想法。

我父亲在家接着做眼瞎的准备工作。做些什么呢?比如说,摸索和丈量去村中心的一条路线。眼不瞎,去村中心简单。出大门走上一条东西村大路,往东走上一百米就到村中心。那里有杂货店、小饭馆。那里有临时集市,卖菜的,卖馍的,都会有。我父亲时常拄一根拐棍,一戳捣一戳捣,一小会就能到。现在我父亲去村中心,有意走得慢,有意闭上眼,有意数一数,去小饭馆走好多步,去杂货店走好多步,去卖馍的跟前走好多步,去卖菜的跟前走好多步。我父亲想,就算将来眼瞎,拄一根拐棍摸至村中心,买吃的,买喝的,都不会太难心。

难心的是做饭。我父亲做饭,用两套工具,一是电饭锅,一是大铁锅。我父亲烧开水用电饭锅,蒸米饭用电饭锅,加热剩菜剩饭用电饭锅。也就是说,我父亲做饭能不用大铁锅就不用大铁锅。我家锅灶用了几十年,老式烧柴的那一种。我父亲烧饮牛水用大铁锅,炒菜用大铁锅。要是不烧饮牛水、不炒菜,大铁锅晾在那里不会用。我父亲想,眼瞎就不会喂牛,就不会炒菜,就不会烧大铁锅。左邻右舍都改烧液化气,买液化气灶,买液化气罐,定期地更换液化气。液化气罐,就像一颗易燃易爆的炸弹。我父亲一个人在家,你敢让他去烧吗?

我父亲在家当紧的是摸熟电饭锅。加水、通电,是烧开水。加水、加米、通电,是煮干饭或稀饭。加水、放馍放菜、通电,是加热剩饭剩菜。过去我父亲做这些,放在眼里。现在我父亲做这些,要记在心里。我父亲一样一样地尝试,一样一样地记住。

除此,我父亲在家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催牛膘。牛催膘,牛草拌麦麸子是一种办法。另一种办法是饮牛水拌豆腐渣。我父亲专门去一趟豆腐坊,买两袋豆腐渣拉回家。每一年,我父亲都用这么两种办法催牛膘。只不过往年腊月天催牛膘,这一年提前至夏天催牛膘。两头牛催上膘,我父亲两眼开刀之前才能卖出去。

我父亲一边喂牛一边跟牛说话。我跟你们两头牛说呀,我不知道你们两头牛将来愿不愿意托生人。有时候我想,将来托生牛好,不愁吃不愁喝,要是遇见我这样的喂牛人,吃的喝的端面前,就像服侍老丈人一样。有时候我想,将来还是托生人好,你看我有儿有孙,可以一辈子操不完心。不想操心呢?不想操心,人还有一个什么活头。人活着就是要受苦受累,就是要操心这一辈子再操心下一辈子。我跟你们两头牛说呀,我还没有活够,我家的楼房还没有盖起来,我家的孙子还没有工作,我想多活几年,看到我家的楼房盖起来,看到我的孙子领亲成家,再看到下一辈子人……

3

两个月过后,我父亲去医院摘除白内障。

我当家挑选的是矿二院。矿二院是大家家附近最好的医院。找一家相对好一点的医院,想确保我父亲的眼睛开刀不会出问题。我父亲害怕他的眼睛开刀瞎,我更害怕他的眼睛开刀瞎。要是我父亲眼睛失明过不好日子,我的日子肯定一样过不好。我父亲身体好,我能少问他的事。要是我父亲的眼睛出问题,我和二弟不问他的事,谁去问?我带我父亲去矿二院做检查,做咨询。检查的结果,我父亲除了白内障,其他方面倒是很正常。咨询的结果,我父亲得到两个意外的惊喜。

第一个惊喜,两只眼不用同时开刀。开一只,留一只,等一等,再开另一只。我父亲不相信地问,大家村的王明亮怎么两只眼一发子开刀?医生说,你要想两只眼一起开刀,大家不是不给你开。我父亲连忙说,我听大夫的话,开一只眼,留一只眼,過一过再开。开一只,留一只,就算开刀瞎一只眼,好赖还有一只模糊的眼。更重要的一点是,开刀就眼瞎的担心和恐惧暂时地离开了我父亲。

我父亲在我面前埋怨王明亮说,这个王明亮呀,我专门看他一趟,他都没跟我说两只眼不用一发子开刀。

我父亲想一想,偷笑一下说,大医院跟小医院不一样,王明亮去的是小医院,恐怕那里的医生不知道这样子开眼。

第二个惊喜,开刀不用住院。在矿二院开刀摘除白内障的都是煤矿老工人,他们住院的费用由煤矿承担,本人负担很少一部分。我父亲住院自费,花一分掏一分。医生跟我父亲说,像你这样自费的病人,完全可以不住院开刀。我不明白医生说的话,不住院怎么开刀呀?医生说明说,手术后第三天复查眼睛,三天内住院只是挂一挂消炎药水,家里要是有小诊所,每天按时挂消炎药水是一样的。我父亲慌忙说,大家村有小诊所,我不住院,我回家挂消炎药水。

我父亲执意不住院,跟第一个惊喜有关,跟住院花钱没关系。你想想呀,我父亲的两只眼不用同时开刀,两只眼同时瞎的可能性就没了。两只眼暂时没了瞎的可能性,两头牛还卖掉干什么呢?两头牛不卖,我父亲原本想住院要找一个人替代喂两天牛,要是眼睛开刀不住院,不是找人替代喂牛都不需要了吗?

我父亲跟我一起走出医院,有了两个意外惊喜,走起路来一身轻松。犹如不用开刀,两只眼里的白内障自主消散开一般。

这一天,我父亲右眼开了刀。矿二院离大姐家比我家近。我父亲手术后去大姐家吃一顿晌午饭,再去大姐家附近的小诊所挂消炎药水,晚上回到家。我父亲开过刀的一只右眼覆盖上一层纱布。医生交代我父亲说,回家少运动,怕就怕植入的人工晶体从眼眶里脱落下来。我交代我父亲说,回家少干活,没事就躺在床上睡一睡。我父亲回家能躺在床上睡觉吗?两头牛要喂牛草,两头牛要饮牛水,自个不吃不喝都要把两头牛伺候好。我四叔答应帮我父亲喂两天牛。别人喂牛哪有自个喂牛放心?饮牛水,家里剩下的有豆腐渣,搅拌匀溜端过去,两头牛大口大口地喝下肚。喂牛草,家里缺青草,喂干草。干草拌麦麸子,撒牛槽里,两头牛闻一闻,不喜欢吃。我父亲跟两头牛说,你们两头牛就知足吧,要不是我开刀留下一只眼,早两天就卖掉你们两头牛,说不定你们两头牛早被宰杀成一堆骨头一摊肉。

我父亲长年早睡早起,一觉睡醒,天色渐亮,躺在床上就睡不安。往日这个时候,我父亲会一骨碌爬起床,舒展一下胳膊腿,骑上三轮车去割牛草。这是手术后的第一个早上,他的任务就是躺在床上,两眼大睁睡大觉。不睡觉的睡觉,叫干睡觉。干睡觉,要心闲。心闲下来,躺在床上干睡觉,觉得是一种享受。我父亲一有心事,哪能闲下来一颗心?清早至半晌午这段时间,往日里我父亲最忙。要割牛草,要喂牛,要饮牛,要腾牛粪,没有自个烧早饭时间,没有自个烧开水时间,饿了去街上买着吃,渴了喝一饱自來水。这天早上我父亲躺在床上,腰酸了,背痛了,越躺越难受,干脆爬起床,早早地喂牛草,早早地饮牛水,早早地腾牛粪。腾牛粪,就是清除牛粪,垫上沙土,打扫牛棚。不到喂牛草时间,两头牛不习惯。不到腾牛粪时间,我父亲不习惯。我父亲停下手上活,一只模糊眼,一只黢黑眼,一齐盯上三轮车。我父亲一步一步朝三轮车走去,复原往日的生活习惯,骑上三轮车去割牛草。

第三天上午,我父亲去矿二院复查眼睛。我父亲从老家去医院,我从我家去医院。说好九点半,我俩在住院部门口见面。我父亲是一个急性子人,走路快,做事快。我九点到医院,我父亲早候在那里了。我父亲见面第一句话说,我的眼好了。我莫名其妙,不明白他说话的意思。我父亲说,早上我去地里割牛草,我走上一溜高岗地,偷偷地掀开眼上的纱布,你猜怎么着,眼前一片瓦亮,庄稼看一个清亮亮的,房屋看一个清亮亮的,我抬眼一直往远处看呀看,一下看见了鸣锣山。鸣锣山在我家北面几十里路远。这么远的一座山,我父亲真能看得见?

我父亲说,山上的人,山上的树,我照样看一个清亮亮的。

补记:我父亲属羊,一九三一年生人。活过七十三岁命坎,他跟我说,我还有头活呢!你想呀,你娘和你小妹没活的阳寿不都加在我身上。我母亲六十一岁死,我小妹死不足二十岁。家人的阳寿可以像家产一样继承和享用吗?那一刻,我觉得我父亲过于贪生了。

转眼又过去十一年,我父亲再一次活过八十四岁命坎。八十五岁这一年,他如愿盖上家里的两层楼房。楼房是以二弟名义盖起来的,楼上楼下没有我的一间房屋。他的墓地没有买,今年拖明年,明年拖后年,前前后后拖了二十多年。就像他的寿材一样,从买棺材木到打棺材,从打棺材到觉察棺材小,我父亲前后忙自个的寿材二十多年没有忙明白。我疑惑他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好像这样无限制地拖下去,他的生命就能无限制地长下去。

今年我父亲已经八十六岁了,依旧在家里喂着两头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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