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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士行:写没有答案的事

2020-01-17 05:01:08 中国资讯周刊 2020年2期

毛翊君

过士行。摄影/本刊记者 董洁旭

退休之后,过士行挺忙的。他得玩儿,客厅的茶桌、书房的书架和书桌,满满当当散落着各式的虫具,上百只蛐蛐罐、蝈蝈筒,他把玩了二十多年。得空儿,他要去十里河虫市遛遛,挑几只叫声清亮的蝈蝈回家。一次,葫芦虫具上的小零件坏了,他量了量尺寸,上淘宝一搜,得意地找到了合适的卖家,花十几块钱修补好了这上百元的宝贝。

他曾经在舞台上呈现的作品,如同他的生活,充满京味儿的语言和乐趣,抖段子的节奏,包袱一抛,台下笑声就起。1993年,在北京人艺门口,观众排出一里长,一直堵到报房胡同里,就是为了看一场过士行写的话剧《鸟人》。

上世纪90年代,他作为编剧的闲人三部曲——《鱼人》《鸟人》《棋人》大火,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派戏剧史上“过爷”的地位。那时候,他已是知天命之年。姜文看了他的戏,邀请他给自己复出后的首部影片当编剧,于是,有了姜文认为“来劲儿”的《太阳照常升起》。

如今,在雾霾里的北京深冬,过士行闲适地待在通州暖气充足的住处,十几只鸣虫在罐子里的叫声此起彼伏,仿佛嫁接了一个丰收的秋天。

困惑与开始

在瑞典著名编剧和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作品《婚姻情境》里重新发现人性的机关时,过士行已经想尝试导演一部话剧,那是2009年左右。《婚姻情境》曾在1973年于瑞典电视台播放,是一部六集电视剧,引发众多讨论。之后,伯格曼相继又创作出了此作品的影片版和话剧版。

等过士行真的作为导演,把它搬上中国话剧舞台,离他产生做导演的想法又过去了好几年。打动他的地方与当初第一次看时仍然一样——故事里的女人在询问男人,自己是否要生下孩子。伯格曼感叹,在情感面前,大多数人都是文盲。过士行深以为然。

伯格曼在情感上历经波折,有过五任妻子,这些感悟被注入作品。话剧舞台上的人物始终是男女主角两人,场景就是他们的家或男人的企业,没有戏剧化的情节,只用两人的对话,带出他们的婚姻故事,以及其中琐碎又致命的问题。

过士行从未感觉生活的细节被如此细腻地展现。“大家从小缺乏爱的教育,只有爱集体,爱事业,但关系到个人、伙伴、异性的爱,都是回避的。”过士行对《中国资讯周刊》说。

在这之前,他关注的是社会层面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北京树林里的鸟市,精神分析医师观察养鸟的人,想要构建自己的学术系统,为此把这里变成了“鸟人心理康复中心”。来到这里的养鸟人只关心鸟,看似关心鸟的鸟类学家却把珍贵的鸟做成了标本。众生相在此展开,没有人关心彼此,没有人关心人类,这是过士行的困惑。也深深击中了当年的观众。

但他最喜欢的还是《棋人》,关于天才孤注一掷的投入和逃脱不了的宿命。下棋为生的人,棋类的名家,都是过士行再熟悉不过的人,从小看着他们未成大器时的样子,日后又见到那些人功成名就。他的祖父和叔祖父,就像剧本中的主角,“风度翩翩,白皙的皮肤,修长的身材,从外表到骨子里是天生的儒雅”。

北平解放的时候,围棋世家从安徽应邀迁居而来,成立北京棋艺研究社——新中国第一个围棋组织。过士行出生在1952年冬天,家人依据明末的围棋大师先祖过白龄传记中,“其人雅驯有士行”一句,为他起了名字。但是,年幼的过士行就发现,自己数学不行,难以深入围棋之中。最终只走到业余三段。

那时候的他,有自认为颇为神气的理想。他不止一次想象,自己拿着大铜铃,吆喝着“倒土”,等垃圾装好车,车子发动,他就飞身上车,绝尘而去。再长大一些,他喜欢上另一份工作——掏茅房。他就把凳子倒背在自己肩上,假装是粪桶,手里拿起一个水舀子,喊“厕所有人吗”,这种时刻,他觉得“其乐融融”。

小学二年级那个寒假,他翻到了《林海雪原》,开始迷上小说。他跑去租书铺子里,花一分钱,站半天。从《说岳全传》《杨家将》《海底两万里》等中外传奇,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甚至是《胚胎学》。他记得一个戴眼镜的瘦高店员看见他翻这书,面露愤怒,厉声问他是哪个学校的,他赶忙逃跑。

看了书,上课的时候就天马行空地乱想。这一切都给他日后的戏剧写作隐约打下基础。那些戏剧中的荒诞和寓言色彩,加以京味儿的相声式的讽刺,都是小时候对周遭的观察和各种杂乱阅读之后的化学反应。

从记者到戏剧

2019年上半年,《鸟人》复排,过士行选角儿,想让演员即兴来一段跟养鸟人的互动,再唱段京剧。来面试的年轻人一一应了要求,最后来了《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选段,过士行为这字正腔圆的唱腔欣喜叫好。

曲艺的爱好也是自幼的熏陶。父母在银行当职员,他跟着二姨姥姥長大。二姨姥姥喜听戏,收音机里每天都是相声、鼓书。然后再绘声绘色地讲给他听。他津津有味地听着,草船借箭的故事里,鲁肃在渡江的小船里吓得哆哆嗦嗦,而诸葛亮气定神闲地喝起了酒。后来,他跑去翻《三国演义》,怎么也没找见这个映入脑海的画面。看了京剧才明白,那是马派在《群英会》里的演法。

1969年,17岁的过士行去了北大荒。那四年中,只有《复活》一本书是岁月里鲜亮的光,但得等到晚上,把它藏进被子里,才能去读。那个时候,想着能够回城当个工人也就满足了。

后来,他被安排回北京的工厂做车工,负责生产压面机和电机。他买了书来学技术,在车间练切削工具。舅舅说,这些将来都是要被机器取代的,都会自动化,他便不再上心。开会的时候,领导要人讲历史人物的儒法斗争,过士行用二姨姥姥那儿听来的讲法,来了一段曹操马踏青苗的故事,把严肃的政治生活弄成了评书演义。讲了半小时,他获得了一个月不用上机床的待遇。

1978年的一天,他在去洗澡的路上,听见工厂的大喇叭放出《北京日报》招考资讯学员班的消息。同事劝他去试,他感觉胸中有个微弱的火苗在窜起来。考试没有数学,语文卷子他得了将近满分。将要26岁的时候,他收到了录取通知。一年的培训后,他被分配到《北京晚报》戏剧版。

从那开始,他干了15年记者,看戏成了工作,接触名家也是工作,每天忙于写稿,几乎没有业余生活,没时间读书也没时间沉淀。工作的模式和路数反反复复,但没有创作的空间。

因为工作原因,他结识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导演林兆华。1986年,过士行采访完莎士比亚戏剧节,有了强烈的创作冲动。林兆华鼓励他,只要你写出来,我就可以导。他从最熟悉的事情开始,钓鱼、逗鸟、下棋。

第一部話剧《鱼人》就在1989年春节诞生,花了7天时间写完。他心里没底,写几句就要给林兆华打去电话,把台词念给他听,怕自己写出来的不是戏。

后来,林兆华一直认为,过士行语言里有老舍的幽默,还有自己独到的韵味。当然,对他的戏剧也有批评的声音传来,说这就是雕虫小技,把相声搬上了戏剧舞台。过士行倒不以为意。

最终,他决定放弃做记者,转而正式去写戏,自己去构造一个比现实过瘾的世界,他渴望观众。《鱼人》《鸟人》《棋人》三部曲完成于90年代初,中国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过士行想要写的,是这种时代环境下夹在着的无形压抑和对自由的渴望。

“他大概是从有限悲观走向有限乐观的状态”

2009年,过士行转型做导演,自编自导了话剧《暴风雪》。他自嘲不像林兆华可以找来大腕。以前,《鸟人》的剧本写好之后交给林兆华,演员阵容就能汇聚起林连昆、何冰、濮存昕、徐帆。

排《暴风雪》的时候,他在北漂里找演员,都是很年轻的孩子。演员刘丹对《中国资讯周刊》说,“如果我从导演的角度来想,面对这么多新人,会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他会利用每个人的优缺点。作为演员,我觉得这种开放性很重要,能建立特别大的空间,还有办法让大家成为朋友。”跟过士行认识多年,刘丹觉得,过士行不会过分在意自己的表达要非常具象地呈现,而是会把他的认知藏到细节里,做一些减法。

每次,他们一起喝顿酒,吃顿饭,过士行马上就乐了。“他很可爱,特别热爱生活。当代好多常识分子有些沉重的东西,他没有。他好像可以转化孤独和痛苦,知道哪个是不想要的。”刘丹说。

前几年,过士行的老伴儿生了场病,刘丹看出过士行的着急,觉得自己之前的陪伴少了。身边的人离世和衰老,让过士行也流露出了对老之将至的恐惧,他害怕自己的藏物和玩物被别人随意处置,他放不下这些。

“他大概是从有限悲观走向有限乐观的状态。有限悲观底色还是偏乐观的,有限乐观其实就都是悲观。”史航告诉《中国资讯周刊》,“我觉得老过比以前悲观得多吧,这也跟时代有关。”

最近,过士行在关注杀医事件,曾经昌平那边的拆迁也是他关心的,但这些终究还是成不了他的写作题材。过士行觉得,已经明知道是非黑白,再去写,那不高级。如今,再回想起三部曲,过士行仍然觉得自己在戏剧中触及的问题是无解的。他现在还有困惑想要表达,但创作需要精力和心力,他觉得自己已经写不动了。他会劝年轻人,有想法就先写出来,虽然他创作的开始是在37岁,阅历最盛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有时间限制。就像棋手老了,不是棋艺下降,是精力不够了。”他对《中国资讯周刊》感慨。

周围的人常会注意到过士行的微信朋友圈,一天会分享好多条,有时候凌晨也在发。除了时事资讯,还有着似乎与他年龄不符的内容,比如一些娱乐八卦。他早已清楚,书店里的信息比不上网络了,自己眼睛也不太好了,书里的字也不如手机上的字可以调大。朋友圈里三教九流都有,大家每天的分享他都想要翻一翻。

如今,他把书法、篆刻停了一阵,就感觉难再拾起来,因为有人偷鱼竿,也不钓鱼了。虫儿和虫具始终是他没法放下的乐趣。有一次,他养的虫儿在剧场不见了,鼓楼西剧场的创始人李羊朵看见他焦急地满场找,找到之后又重新换上了那副乐乐呵呵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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