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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他们疲惫地告别

2020-01-10 02:18:16 南风窗 2020年1期

何承波

2019年,两个截然相对的媒介景观:

其一,2019年12月3日晚上8点,49岁的外卖员吴德宏倒在了南京闹市区朝天宫附近的出租屋里,电饭煲里还热着饭和咸肉,屋外是正在充电的外卖电动车。

吴德宏再也没有醒来,他此后戛然而止的悲剧人生,只有几条零星的报道,其标题是:“外卖哥出租屋猝死:工作超12小时,存款仅400元……”

其二,6天前的2019年11月27日凌晨,35岁的艺人高以翔在录制浙江卫视综艺节目《追我吧》时,突然倒地。有现场录制人员称,他喊了一句:“我不行了。”

高以翔同样未能醒来,次日微博,满屏的网友哀悼与愤怒,高以翔的心源性猝死,也被指跟这档“都市夜景追跑竞技综艺”的高强度有关。

两者引起的关注度天差地别,但生命无贵贱,他们揭示了劳动者的一个共同处境:加速社会里,人人皆社畜,过劳死不分阶层。

明星与外卖员

逃离工厂和流水线车间,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志向。而吸纳他们的主要渠道,便是互联网平台经济。其中美团、饿了么这样的外卖平台上,新生代农民工成了主力军。

我认识的众多骑手无不表示,这份工作以自由、灵活的吸引力和个体化的自主性,对他们敞开了怀抱。的确,不像车间里泰勒制的准军事化管理,当一名外卖骑手,不仅可以自由走动,还能玩玩手机, “一开始,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当资本汇聚成寡头垄断,自主性的剥夺便在暗处开始了。管理骑手在形式上虽是松散的,但无形的算法控制,却无人可以僭越。

骑手在派单、评价这一规则体系下完成工作,每生成一个数据,比如位置、路线、骑行时间、接单量,以及客户反馈(差评与好评),便纳入平台的大数据,用以优化更智能的派单系统,得出更准确、更高效的算法。另一边,好评率、接单量、送餐速度,则成了一位骑手能否被算法临幸的主要指标,严厉的等级奖励体系下,送得越快、越多,越能在算法中被优先眷顾。

这其实是比工厂泰勒制更为精确的控制手段。更关键的是,骑手是被动的,在消费者和平台、商家中间,信息呈现与选择权被抽离,时间被无形的算法所支配,行动谨遵算法的指令而完成。消费者有意无意的差评、投诉,系统将启动惩戒机制—罚款或封号,并在算法中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记。

这是一个循环加速的过程,把骑手推向了一台高速运转的送餐机器。系统让骑手以自雇的方式,完成对他们极为精妙的控制与剥削。据数据显示,骑手每天工作已接近12个小时,每天奔波150公里。这也是为什么,骑手成了恶名昭著的马路杀手。

2019年以来,频繁发生骑手猝死、骑手恶性伤人等事件。外卖骑手举起屠刀,或者无声倒下,虽是极端个案,但背后汇聚的群体性焦虑、压抑与野蛮暴力,是不言而喻的。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吴畅畅曾撰文指出,各行业在资本操盘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二八现象”,即少数人掌握大多数资源,而大多数人为了自我持存,不得已忍受剩余劳动时间的不断延长。

这是一个循环加速的过程,把骑手推向了一台高速运转的送餐机器。系统让骑手以自雇的方式,完成对他们极为精妙的控制与剥削。

同样的逻辑,在演艺行业也逐渐趋于显性。资本的大规模涌入,让演艺行业同样展现一种内部分化的残酷结构。即便是所谓顶级流量,也难逃资本的野蛮掌控。2016年,杨幂所在的嘉行传媒,曾与尚世影业签订对赌协议,要在三年完成不低于3.1亿元的税后净利润。资本的刀悬在每个艺人的脖子上,代价便是,期间杨幂把自己变成赚钱的工具人,玩命地接代言、跑片场,疯狂轧戏。

当然,杨幂是从资本的工具晋升为资本本身的完美案例。但对于大多数影视从业者,他们只能疯狂填满工作行程,大幅度压缩休息权。大张伟曾说:“正是不想过靠体力挣钱的生活所以才去干这行(做艺人),但现在哪个不是靠卖力气挣钱。”

长时段的、深夜的录制,超负荷的工作,已成这个行业的常态。 高以翔猝死背后,还有现场导演、后期制作等,也等着不知道何时会降临的死神。从这一点看,明星与外卖员尽管身份、地位、财富等方面天差地别,但2019年的时代,劳动者的阶级性似乎难以划分了,因为资本、数据的反噬之下,每个人难免殊途同归。

加速社會

同样是猝死,为什么两者引起的关注不同?除了明星效应的关注度,另一个社会心理逻辑在于:在媒介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俯视底层群体的共鸣,自下而上的回声,太容易被社交媒体淹没。

相反,如今,回声自上而下,世界在下沉,光鲜亮丽的明星、创业者、高收入群体,也暴露了不堪的另一面,惊醒了无数人,瞥见作为劳动者的共同处境: “过劳死”从底层劳工蔓延至白领阶层、中产者。

积极性过剩的时代,超负荷劳作成为每个人的宿命。2019年,“社畜”从一种集体的心理自伤,变成了巨大而隐没的现实。

2018年年底,大疆25岁程序员猝死,接下来一年,不少大企业均爆出疑似猝死或工作中晕倒的丑闻。杭州逆行小伙深夜崩溃痛哭;“工作996,生病ICU”(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每周六天的工作时间,生病后直接住进ICU)成为年度热词,讨论经久不衰。网易患病员工遭到暴力裁员,HUAWEI李洪元案—工作996、离职251(离职后被控告“敲诈勒索”,遭到羁押长达251天),这样的资讯也连番登上热搜和头条。

2019年,每天轮播的资讯是贸易战、香港、猪肉、垃圾分类等宏大的命题,但实际上,微信年度最火的文章,却是一篇贩卖焦虑的文章,标题叫《工作10年,年薪100W,被裁只用了10分钟:时代抛弃你,连声招呼都不会打》。

贩卖焦虑固然可耻,但现实也不可忽视: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一项调查显示, 98%以上的企业存在员工经常加班的现象,仅一成人能享受带薪休假,全世界休假时间最短。2017年,世界知名办公方案提供商雷格斯发布最新调查结果: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压力最大的国家。

这一切如何发生的?大家如何一步步走向了996的过劳时代?

2005年,法兰克福学派的哈尔特穆特·罗萨出版了社会批判理论的鸿篇巨著《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他对现代性作了一个新的界定:现代性就是速度。传统观念认为,资本主义和现代性为世界带来了景观与空间的巨变。但罗萨洞见了它们在节奏与速度上的僭越,在“晚期现代性”中,加速跨越了批判的门槛。“一旦跨越了这道门槛,无法再满足社会同步与社会整合之间的协调的要求。”

也就是说,现代生活的速度从神话变成了幽灵。加速走向失控,催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正是罗萨所说的“加速社会”。

首先科技加速,信息时效性、产品周期越来越短暂,它全面驱动着社会变迁的加速。不过,还有一个难解的谜:在当代社会,科技加速为大家省下了更多的时间,但结果却是,大家的时间自主性,越来越稀缺。

事实上,社会加速中,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科技与社会变迁裹挟着生活步调的加速。如此一来,科技、社会变迁、生活步调三者便构成一个循环的加速圈。对于外卖来说,消费者有即时性的就餐需求,算法在飞速进化,平台一刻不停地反哺资本。被信息不对称边缘化的外卖骑手,正好处在加速最剧烈的一环,也是最容易剥削的环节。

社会加速造就了新的时空体验,也塑造了新的主体形式。严密的时间体制管制、协调与支配大家的生活,架构了大家的交往关系。当然,社会时间本无伦理意义,但它仍造成一种自我和世界的异化,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的扭曲。

社会加速从大家精神上碾压而过,留下不可调和的眩晕和不适。要保持身体与社会加速的协奏协调,一个必然的结果是,人必须成为社会加速本身的一部分,直到彻底被甩出了巨大的向心力轨迹。

大家成为时间节奏的奴隶。

现代生活的速度从神话变成了幽灵。加速走向失控,催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

外卖小哥、程序员、影视明星、企业家,无不被纳入如此一个循环加速的时间体制中,概莫能外。时间宰制有其霸权之处。因为社会加速之外,现代人已无处可逃。循环时间是无解的宿命,加速社会里,人人皆社畜,至此成为可能。

这也是为什么人人都羡慕李子柒,她所营造的田园生活,为全世界人心之所向,唯独不敢付诸实践。尽管,这种定期更新的视频,本身也是社会加速的消费品。

新异化的诞生

2010年之后,罗萨对社会加速作了衍生构建:新异化的诞生。生活被社会加速度所侵吞的关系,被他称之为黑格尔、马克思之后的新异化。

罗萨对此提出解决方案,重建主体和世界相互响应的关系,他称之为共鸣,即重建个体与家庭、友情、民主社会,或者说永恒世界的关系,换言之,即回归与超越。可这样的论点颇为羸弱,说了等于没说,无助于社畜的自我救赎。

所以大家再回到现代社会最为微观的主体层面,重新审视异化如何诞生。

德国新生代思想家韩炳哲从一个情态动词,找到了晚期现代社会的新戒律—打破界限的“能够”(Konnen)。“是的,大家可以办到!”这句话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一个社会旺盛的积极性。

福柯所描绘的规训社会,由医院、疯人院、监狱、营房和工厂组成,那是一个否定性的社会,由于主体发出“应当”的指令,被监控的社会主体受到规训,规训社会催生的是疯子和罪犯。

但现在,喊着“是的,大家可以办到”这样的口号,大家来到了一个受到“鼓励”的社会—功绩社会。这是一个由健身房、办公楼、银行、机场、购物中心和实验室构成的社会,主体反复发出“能够”的指令,受掌控的社会主体便获得了激励。

如果说,“社会加速”提供的是新压迫的外在动力,韩炳哲则以“功绩社会”这一概念,更准确作出了内在诊断。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未必想要挫败你,而是鼓励你向上游、争取功绩,将自己变成一个功绩主体。这就是所谓的力必多经济学(libido),不断刺激人的精神力量。

驱动个体、行动者或组织,“能够”比“应当”更高效。现代社会鼓吹一种过度的积极性,是生产最大化的深层渴望,是经济转型的内在需要。如此,它驱动着自我始终处于张力状态,一旦出现“不能够”,爆发就开始了,并导向一种毁灭性的自我谴责和自我攻击。与规训社会不同,功绩社会催生疲劳综合征、精神梗阻、抑郁症、厌世者、注意力缺陷多动症。

于是,“功绩指令”便导致了内在的系统性暴力,功绩主体和自身作战,他是自身的主人和统治者,也是自身的奴仆。现代化的社会里,人类可以摆脱统治机构,却无法导向自由,自由与束缚同时诞生。这是一个绩效主导的社会,人所面临的,是他人与自我的双重剥削。

“正向思维”在所有时代里都是创造的精神力量,但在今天,大家必须重新检阅这一切。它是否同样陷入集体无意识,是否跟福柯所言的规训社会殊途同归?大家是否集囚徒与看守于一身、集共谋与受害为一体?

规训社会的人,有如被诸神惩戒的西西弗斯。诸神让他把沉重的巨石推上陡峭的山崖,然后滚落,周而复始。无效无望的劳动,无疑是最严厉的惩罚。在某种程度上,西西弗斯是规训社会的隐喻。

规训社会的人,有如被诸神惩戒的西西弗斯。诸神让他把沉重的巨石推上陡峭的山崖,然后滚落,周而复始。无效无望的劳动,无疑是最严厉的惩罚。

那么,在功绩社会,大家的原型则可追溯至普罗米修斯。宙斯把盗火者普罗米修斯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派鹰啄他身上的肉。所不一样的是,普罗米修斯为了价值和信念而战,他坚信可打败一切,且有所值,却无法避免沦为自我剥削式主体,被一种永无止境的倦怠感攫住。用韩炳哲的观念来看,普罗米修斯是“倦怠社会”的原型,一如格子间的“社畜”。

普罗米修斯终得拯救,但对于现代人类而言,异化不会消失,它会不断进化,存在于现代社会的不同形态中,而克服是困难的。

韩炳哲提出了罗萨那样的解决之道,却也同样羸弱。他在《倦怠社会》一书中,援引哲学家伽達默尔《美的现实性》对艺术的思考,审视了“神圣间歇日”的意义:

“‘艺术带来一种特殊的时间体验,大家因此学会了停留。也许,这种体验最好地对应于人们通常所谓的永恒。节日是不会消逝的时刻,它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神圣时间(Hoch-zeit)。”

节日是神圣的,这位思想家以真诚的态度如此论述,读起来却颇有些幽默意味。因为,过度劳动对节日、休息权的侵占,不正是新异化的起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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