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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照:细读《史记》

2020-01-10 02:01:16 南风窗 2020年1期

姜雯

2017年,杨照和“看理想”合作了一套音频节目《古今:杨照史记百讲》,基于音频的《史记的读法:司马迁的历史世界》一书也在2019年11月出版。这本书打破《史记》的章节顺序,用不一样的眼光解读司马迁和他的史识。

1963年出生的杨照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现为台湾诚品讲堂等长期授课讲师,研究专长包括中国古代思想史、社会人类学。杨照致力于经典作品的解读,著有《经典里的中国》《故事照亮未来》《想乐》等作品。《史记》到底要怎么读?司马迁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家为何要重读经典?杨照给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关于细读

南风窗:你的新书叫《史记的读法》,大部分人对《史记》有哪些不正确的读法吗?

杨照:我不觉得是大部分人的读法不正确,只是会有一种遗憾,有一种阅读方式被忽略了,叫“细读”。现在的人读书我称之为“学霸后遗症”,就是要读很多书,还要表现出读了很多书,所以要旁征博引。但这不是读书唯一,甚至不是最好的方式,所以在《史记的读法》里,我试图恢复或至少提醒有一种“细读”的方法,《史记的读法》从头到尾几乎没有引用《史记》以外的书。

为什么要细读?细读很多时候是为了从文本里读出背后的人,讲得文学性一点,就是借由文本去认识创作文本的那一颗心灵或灵魂。这种读书的方式是人跟人之间的一种感应,意味着读者借由作品,是要去认识编辑,或是把编辑当作有影响的老师、朋友。

“学霸后遗症”最大的问题是,读了那么多书,是为了让人家知道你读了很多书,但这些书不会影响你、改变你。我喜欢的读书方式是,借由这些书去认识编辑。编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怎么活著?他怎么看待这个世界?他怎么做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选择?

细读背后还有另外一个前提,我敬重在我眼前的文本。我的态度是除非我有特别的证据,不然我敬重文本,相信编辑这么写一本书,一定有他的道理。如果我看不出这个道理,是我的问题,所以我努力去把这个道理整理出来。另一种态度是倒过来的,看不懂或不了解编辑有什么道理,就怪编辑。这两种态度有根本的差别。一个比较谦卑一点,因为谦卑,就会努力从编辑写的书里学习。

所以我在读《史记》的时候,任何蛛丝马迹、任何线索都不放过,然后拼在一起、互相比对,这就是细读。例如我在书里讲司马迁为什么写《酷吏列传》,它不见得是一个好看的故事,可《酷吏列传》在不同状况下有不同意义。

当你知道司马迁一生最关键的经历是为李陵辩护,因此下狱,下狱在那个时代是非常严重的事,因为有酷吏的存在。包括司马迁对于李陵的说明,李陵为什么投降不回去? 因为李陵不愿意回来面对这些酷吏。所以从司马迁的生命去了解,你就了解他写酷吏时心情有多么沉重,这又是多么尖锐的一件事。

不只如此,我佩服司马迁进一步去追问,如果酷吏应该被批判,酷吏的对面是什么?大家会很自然以为是循吏(“循”指“循礼而为”)。但细心读会发现,酷吏的对面不完全是循吏,所以我特别讲了《张释之冯唐列传》,而且我有充分信心,这应该是司马迁原来所想要表达的。

重读经典

南风窗:刚谈到“细读”,但为何不是读别的书,而是读经典?

杨照:经典最大的特色是它是没有被淘汰、遗留下来的旧书,意味着它不是大家这个时代的书。还是一样,读这些书是为了认识这些人。

经典太有趣了,经典的编辑活在跟大家不同的时代,面对完全不一样的问题,他们的观念和处境,大家无法想象。可是他们对于生命、对于世界、对于各种不同的观念跟反应,就记录在他们的书里。为什么要读经典?因为大家可以认识这些不在大家时代的人。

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不要读那么多新书,因为读300本新书,大概勉强能找到几本是比较不一样的。可是读经典的书,300本就是300本,300本都跟大家不一样,300本的背后都站着一个个完全不一样的人。

大家认识司马迁很重要的一件事,是知道他不可能活在大家这个时代。他太有趣了,包括他人生的梦想、愿望。比如我在书里特别强调,那么感动、吸引我的一种东西是,什么叫作历史学家?

大家这个时代没有人这样看待历史,没有人这样去做一个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就是要为那些不应该被遗忘的人打抱不平。司马迁真的就是这样,他说这种人我看到他活过了,我看到他在资料里,但我知道如果不把他写下来,他就会被人家忘掉。这是什么样的胸怀?

再举个例子,透过《论语》,大家认识了那么可爱的一位老师,中国历史上、学问上第一个老师。他内在有各种不同的矛盾,他有非常强烈的情感。更重要的是,他一辈子跟学生在一起,家人对他不重要,国君对他不重要,他全部的生命就是跟这些学生在一起。然后他面对每一个学生,都真心真意,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向他问任何问题。

为什么要细读?细读很多时候是为了从文本里读出背后的人,讲得文学性一点,就是借由文本去认识创作文本的那一颗心灵或灵魂。

我常常说大家每个当老师的,包括我自己在内,读了孔子,感到惭愧。大家有谁做到像孔子那样,从来不教大班课,耐心对每一个学生讲不一样的话,从来没给过标准答案。同样的问题,学生可以问他几十次,他都不会不耐烦,就算不耐烦,也常常带着幽默感。

如果用今天语言讲,是针对学生当下需要量身定做的答案。有这么好、这么用心对学生的老师,大家怎么能不认识他。大家认识了孔子,回头检讨自己如何做老师,有太多事情可以想了。

基本上我自己喜欢的,自己读的,包括现在和“看理想”合作的《中国原典通读计划》,都是用这种方式在读,认识一个个背后的人。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我佩服的,但即使是我不同意的,我都努力去认识他。

比如我很确定,如果我跟韩非坐在同一张桌子,大家两个讲话讲不到10分钟,我一定起身走掉。举个例子,我为什么要在《中国原典通读计划》开始选《说难》这篇,韩非说要去游说国君多么困难,要揣摩国君的心情,还要很小心,因为国君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重视学问,其实内心是爱钱爱利的。所以要跟他说,如果赞助这个项目,不只可以拿到名声,还可以赚一个亿,国君就会完全被说服。

我可以体会为什么韩非有这种态度,也知道他思考内在细腻的脉理,这些都是有价值的。但对我来说这是虚伪的,我不会用这种讨好的方式去取得权利和财富,韩非让我清楚我人生的底线在哪。这些书对我来说都是为自己而读,跟自己的生命是有关系的。

成一家之言

南风窗:你在书中反复强调司马迁的史识,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成一家之言”为何如此重要?

杨照:独立判断,四个字讲完了。

我的编辑当时也问我,“究天人之际”讲那么长,“通古今之变”只讲了一小段,“成一家之言”完全没讲。我就告诉他“通古今之变”后面会示范,可我的确特意没多讲“成一家之言”。因为我没办法摊开来讲,对我来说,就这么简单、这么理所当然。这叫作独立思考,或是独立判断。

独立判断是基础。这个世界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我明白。第一我不是随波逐流,第二我不是出于情绪冲动、出于直觉,我有一套价值原则来做判断。

所以司马迁为什么“成一家之言”?我敬重他说自己是“成一家之言”,这是他的独立判断,因为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成一家之言”是有来历、有道理的,所以我在书里还是回到《史记》本身,整理他独立判断的标准到底是什么。至少在我眼中,司马迁他的独立判断是完全合格的,他有资格宣称他“成一家之言”。

为什么要写历史?为什么需要一个专业的史家來写历史?为什么要写通史?在通史当中写什么,不写什么?在表现通史的时候,我的个人判断跟历史事实之间用什么方式处理、调整?什么时候让读者以为这是历史的客观事实?什么时候必须站出来说,这是我整理过的结果?

这是我最佩服司马迁的地方,他没有一个篇章是随便安排随便写的,这些他一定都想过,不然书不可能长这个样子,这是我试图要讲的。

南风窗:你说司马迁用“文学之笔”写历史,这样会太主观吗?

杨照:我刚说司马迁不可能活在大家这个时代,可是司马迁的理念或这种写历史的方式,足以让大家在思考历史时,带给大家很大冲击。其实从司马迁或从这种方式去理解历史,就知道有些东西没那么理所当然。

如果历史是用客观方式书写的话,这客观的标准到底在哪?只要夹带主观的就都不能写吗?以中国历史来说,大家基本上做不到这件事。

所有的史料,包括《史记》在内,都是有缺点的。当司马迁在写《殷本纪》的时候,他要写的是西元前大概17世纪,跟他差了1000多年。不管司马迁拿到的是什么样的资料,怎么能够说他有客观标准来写商代历史?司马迁写了,大家后来就把《史记》里写的商代历史当作商代的历史,这怎么会是客观的呢?

司马迁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但是他被摆在那里、被供奉在那里,他跟后来的正史完全不一样的态度就被遗忘了。

在史学里真正所谓客观是什么?这客观是相对的,有时候司马迁的态度反而更符合客观。他让你意识到,不能假装历史书是机器人、大数据整理出来的,你要知道每一本书、每一段历史,都是由一个人写的。司马迁非常负责地告诉你,这是我说的历史,我因为有这些标准,所以我用这种方法说了这个历史。因此你们应该要小心,也应该知道,我有我的偏见,我把它摆明了,告诉你们。

所谓正史,刚好相反。皇帝看过了,从此历史就长这个样子。这上面写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事实?怎么可能。我就想告诉大家,你最不应该相信的,就是你以为它都是事实的东西,这样你就失去了提防。

举个例子,为什么不同的清代稿本中,有的有纳兰成德,有的没有?这是一个彻底有跟无的差别,怎么能说这就叫作事实?在这本书里曾经活过的人,在那本书就没有了,你不能不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存在。

这里面观念的差别在于历史跟史学,大家很多人都把历史跟史学混淆了。我的态度一向都是史学的态度,意味着历史是史学家去研究、去编写的,没有一个客观真相的历史,每一段历史都是不同的史学家呈现出来的历史,所以大家要认识史学跟史家,你才能够认识历史。

南风窗:那么多史家,只有司马迁一个人做到了吗?

杨照:他做得比较好。是有一些不同的史学家,但是正史的意识形态太强大,使中国的史学相对在“成一家之言”上面,成就是令人遗憾的。

因为后来司马迁的《史记》被当作是正史,可是从《汉书》以后,所谓的正史都是官方的历史,它基本上不允许被质疑。司马迁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但是他被摆在那里、被供奉在那里,他跟后来的正史完全不一样的态度就被遗忘了。后来太长的时间中,中国读书人都觉得学历史最高的目标就是学正史,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像我在讲司马迁的时候也一再被问到,可不可以讲《资治通鉴》?可不可以讲司马光?我必须很诚实地说,在我心目中,司马光和司马迁不是同一个等级的,《资治通鉴》跟《史记》也不是同一个等级的著作。

《资治通鉴》的问题是这是为皇帝写的,书名是皇帝御赐的。《资治通鉴》是一部好的史书,也可以说它是“成一家之言”,但内容跟内涵比《史记》贫弱太多了。在中国的史学传统当中,“成一家之言”的史家,并不是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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