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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染缸里突围

2020-01-02 01:42:38 读者 2020年2期

女孩子们聚在一块时,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背后讲别人的坏话。两三个一堆,四五个一群,私下里将想象中的对手攻击得体无完肤。那对手并不是固定的,今天和这个好,明天不和她好了,她就变成被攻击的靶子。女孩子攻击人的特点是刻毒、残忍,不留余地。所以一旦暗里或明里同人闹翻了,结下的就是“死仇”。当然这仇恨也可以因为一件小事就宣告化解,然后冤家又好成一团,共穿一条裤子,直到某一天再次成为仇敌。

我也很喜欢说别人的坏话,喜欢和人吵架。我的特点是一旦同人吵翻,就很难和好如初,因为感到怪难为情的。好多年里,我总是想这个问题:讲坏话和吵架的激情从何而来,以至于到了七老八十,大家依然保持这一禀性?

孩子们的暑假冗长而又无聊,于是聚在一块玩扑克牌。玩着玩着就有人作弊,我同那人争执起来。在争执中,我不但将她这一次的不诚实加以狠批,还涉及她以往的某些丑行。对方当然绝不示弱,也开始揭露我做过的坏事。终于发展为破口大骂,骂了一两个小时也不住口。旁边还有帮腔的,有的帮我,有的帮对方。啊,大家的精力是多么旺盛,想出的那些刻毒句子又是多么解气!那些场面至今历历在目。讲别人坏话的冲动确实是一种无意识的发泄,其前提为自己是清白纯洁的。骂人既是攻击对方,也是表明自己——我多么好,你多么坏!对方回骂时心里则在想:我并不坏,你也不是什么好家伙,我比你好得多!总之,双方都认为自己好,对方坏,所以要揭出对方更多见不得人的事来,使对方彻底暴露。这种“同坏人坏事做斗争”的禀性形成的直接根源便是大家的学问氛围。想想大家从小看过的影片和戏剧,很多都是这种模式的翻版。

除了表白自身纯洁的快感,说人坏话的另一种隐秘的激情便是“幸灾乐祸”。我曲折地影射某个对手偷窃的往事,向大家暗示,这个人向来就小偷小摸。我自己是绝不会去偷的,所以我有资格批判她。听众则千方百计打听,她到底偷了谁的,怎么偷的。然后是共同的唾弃和发泄过后的神清气爽。大家就用这种“杀人”的流言将一个小女孩孤立起来了,因为她偷过,是“贼”。细想起来,我,大家,是多么怯懦啊。将她说成贼,我便有了安全感,再次证实了自己的清白。大家在幸灾乐祸中获取良好的自我感觉,将浑浑噩噩的日子混下去。

别的小孩同人闹翻后,只要有一点小利就可以同那人和好如初,甚至更好。而我做不到这一点。不是刚刚罵了她是贼吗?怎么能和贼穿一条裤子呢?我的生硬使得我的伙伴越来越少,在学校里,在大院里,我都越来越被孤立了。他们在那里玩,但他们并不叫我(因为觉得我怪),我也不好意思过去。我成了寂寞的游魂。寂寞啊,寂寞啊。有十多年,我的大部分时间就在这样的氛围里度过。而我不甘寂寞!

后来进了一家小厂,仍然孤独、寂寞。这是社会最底层的大染缸,男男女女只要聚在一块,就会叽叽喳喳地说某个不在场的人的坏话,从中获取无穷的乐趣。我当然也加入这种场合,也跟着说,以此取乐,为灰暗的生活增加一点亮色。我也知道有人在背后说我的坏话,甚至中伤。有什么办法呢,你说人家,人家也说你。起先我以为社会就是这样的,和我童年时代的情形差不多。可是我大错特错了。这个“底层”还有一种我没有觉察到的潜规则,就是这种看不见的东西将散沙似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像我这样傻乎乎的女孩,满脑子从家庭带来的理想主义,行为举止肯定都有悖于传统,而且口无遮拦,不知道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果然,不到半年时间我就被孤立起来了。凡有一点权势的人——小领导、办公室干部、老师傅等,一律对我白眼相向。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呢?为什么他们在一起时有说有笑,一见我出现就全都住了口?我是扫把星吗?我深深地感到,人际关系真是个无底的黑洞,我就是花一辈子时间也探不到真相,也无法成为大众中的一员。

在后来漫长的年月里,除了两三个小姐妹,工厂里没有人把我看作一个好人。既然不是好人,就必定是有问题的人。我一直是那些领导和老职工心目中的“问题青年”、异类,因为太不会“搞关系”了。一些潜规则高深微妙,一不小心就被我踩着了界线,众人心知肚明啊。明明对某个人恨得要死,当面还要做出趋承的、谦卑的样子去讨好,因为“谁没有缺点啊”。这是大家都懂的做人技巧,只有我不懂,我太喜欢走极端。最后我终于被那厂子解雇,回到家庭——我要调走,他们坚决不同意,就解雇我了。他们还用毛笔写了一个关于解雇我的决定的公告,贴在宣传栏里。

十年以后,我成了一名专业作家,又一次面临人际关系的黑洞。当我进入作家协会之后,很快感到当年的旧戏又在重演。他们说我“太不像话了”——实际上我从来就不像话。通过创作,我的自我意识已经充分冒出来,当年的难为情已经发展为水火不相容的憎恶(对自己,也对别人)。这倒不是说我已经变了,变成一个不再背后说人坏话的君子。这方面我依然没多大变化,但我的人格已经开始了内部的分裂,长年潜伏在我体内的艺术自我这个时候已占了上风,一切违反理性的俗务都变得不可忍受。我从心底感到,我是永远不可能同“他们”搞好关系的,只要同众人一道从事那些俗不可耐的活动,我就会无比地憎恶自己,就连写作都会受到影响。由此拉开了我同单位长达十年的“冷战”序幕。我成了一名特殊的专业作家,我不参加任何会议,却又在单位领一份工资。这一场黑色幽默似的争斗的结果是我保住了自己的位置。如今我已成了一名老作家,硕果累累,完全可以倚老卖老,所以单位上没人来为难我了。通过写作,我创造了另外一种生活,也拯救了自己那堕落的灵魂。我将自己的世俗生活压到最小,将艺术生活当作主要目标,形成了自己的模式。这样,不论我在世俗中有多么恶劣的表现,只要我还在创作,我就有活下去的充分理由,我的黑暗的世俗生活也被赋予了重大意义——它成了火焰的燃料。假如我不创作,我就会被自己内在的黑暗所压倒,落入度日如年的悲惨境地。我不敢说自己现在已经变得多么“好”了,但至少,因为从事艺术创作,我没有堕落得不可救药。

(云 温摘自广东人民出版社《残雪文学回忆录》一书,刘程民图)

读者 2020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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